尹江铖：我们必须继续学习西方――为自由主义辩护

写这个题目是要对当前学界争论的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也算是对当前热议的问题做一个整体性的回答，以求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甲、诸神征战，天下三分

政论作家马立诚在其著作《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中将现今中国思想界概括为八个思想流派，即：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二、老左派思潮；三、新左派思潮；四、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五、自由主义思潮；六、民族主义思潮；七、民粹主义思潮；八、新儒家思潮。这种划分全面精细。当代自由主义学者启良先生在其著作《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中亦对学界做过一个更为精炼的划分，认为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实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三种思想并存、斗争、实践并发展变化的历史。若将马先生和启良先生的两种划分做一个对应整合，我们可以说，马先生所讲的自由主义，就对应启良先生所讲的自由主义；马先生所讲的新左派、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儒家思潮，就对应启良先生讲的保守主义；马先生所讲的老左派、民族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思潮，虽就学派思想内容而言多是保守主义的内容，但就其学术“性格”来讲，则应属于启良先生讲的激进主义。

启良先生所做的划分，是对应20世纪而言的。用他本人的话讲，则可以说，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三种思潮并存、斗争、实践并发展变化着进入了21世纪。既然发展变化，理所当然应有所改变。依我之见，若暂且放下学术所应具有的确定性和逻辑性，我们可以说，数字“三”是一个特殊的数字。三角形、三国、三足鼎立、逢三必变等都是先民先贤们的经验智慧里所关注的。我们不妨仍然以三为数，在启良先生所划分的基础上，对现今学术界做一个新的划分。如此，可分为：自由主义、新左派和古典派。

自由主义的特征是分权制衡、多党制民主宪政。新左派的特征是在“永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古典派的特征是着眼于中西方古典学问，号召走出“肤浅”学习西方近代民主自由思想的误区，深入中西古典学问，结合中国实际，从古典学问中开出“新外王”之学来。这三者没有明确清晰的划分界限，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有所重却互有吸收。依着前述的这个特征，才能做出区分。三者之间，自由主义是新左派和古典派的共同敌人，新左派和古典派走的近些，互相颇为照顾，已渐成结盟之势。八十年代是自由主义的春天，其后以一敌两，渐渐不支。国人不明就里，对自由主义的声援支持亦日见减力，甚至生有偏见。

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划分？因为依着对现今学术界思想的划分，就能看清在这个土地上，到底有哪几股力量。中国这片土地上大大小小的故事都是什么原因促成的？现状之所以让我们不满意，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立场？我们面对现状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立场？我们该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谁是我们的朋友？谁又是我们的敌人？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当代史都是思想史。有了对思想的一个划分，当问题出现的时候，问一问其背后主要是哪种思想力量在起作用？有几种思想参与了？力量各占多少？一切思想话语出现了，一切言论出现了，拿着这个划分去比对比对，看看它到底对谁有好处，对谁没好处。看看它到底支持谁，反对谁。这样，一切社会、政治思想的争论，才会变得清晰明了而易于理解。

我们做了“自由主义、新左派、古典派”这样的划分，一切社会、政治思想争论出现，我们就要问一问参与其中的各家言论，各是站在哪家队伍里面的。是站在自由主义阵营里的？还是在新左派和古典派那边的？各种声音虽然错综复杂，但我们可以以我们做划分所依据的“特征”来给这些声音“站队”。或许这些声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队伍，实质性地支持了谁又反对了谁，但作为有清晰明确立场的，对家国社会持负责任态度的公共知识分子则必须清楚。

乙、古典派对自由主义的责难

我们在文章的开头为什么要说思想划分的问题？这与本文的题目《我们必须继续学习西方》又有什么联系？我们说，社会政治现状的种种不尽人意之处，其背后都有深刻的思想根源。种种不尽人意之处的解决，也会伴随思想上的争论交锋。情况越复杂，思想争论也越复杂。但若将争论归类划分，然后仅就所划分出来的三大家而论，就简单明了的多了。本文之所以题为《我们必须继续学习西方》，是因为“继续学习西方”是我面对争论所持有的立场。继续学习西方，就是要回应新左派和古典派对自由主义的质疑责难，就是要继续学习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由民主思想，普及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由民主思想，继续倡导施行自由主义民主宪政。

现今的思想论争，主要就是自由主义、新左派、古典派三者的论争，进一步来讲，就是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古典派联盟的论战。现今中国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背后，就是三家论战。

自由主义是在基督教文化里，伴随着“人的发现”和启蒙运动的展开而产生的，是世界文明几千年发展到现在的伟大成果，这个成果属于全人类。

基督教文化对自由主义的产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基督教教导人类学会谦卑，使人类懂得，只有上帝独自高高在上，其余一切都是上帝的造物，因而是平等的，人人都有原罪，谁也不比谁从一开始就高尚。人都要在自己的一生中努力赎罪以走近上帝。简而言之，基督教告诉世人，人与人是平等的，神圣的只有上帝。基督教是西方平等观念的来源之一。

在与黑暗教会斗争的环境中，人性的光辉被逐渐的发现，如果说基督教使人明白了自身的渺小，那么人的发现和启蒙运动则使人认识到自身的伟大之处。邓晓芒先生有一段话阐述西方启蒙思想的本质：“启蒙是在一种霸权语言自身的危机中，在以文化自省的方式反抗这种语言霸权的同时，创造新时代的新语言的运动。现代启蒙以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核心概念，确立起自由主义的价值原则。也就是说，以反对一切形式的语言霸权作为自己的旗帜。这种自由主义的精神将保证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建立起宽容的精神，民主的制度，从而保证人类不断地，和平地进步与发展。”人与人是平等的，而且，人是理性的动物，各有各的光辉之处和存在的意义。故而，对人而言，民主自由也就是必须的了。自由主义思想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产生，经过一代代先贤的发展与实践，如今，自由主义所提倡的平等自由已经深入人心！

自由主义制度给近代西方带来了飞速的发展，带来了无穷的好处。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想和自由民主制度都让西方人骄傲，也吸引其他非西方国家努力向西方学习，直到出现所谓的后现代问题。西方社会出现的贫富分化、道德沦丧等种种社会问题，使得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们开始质疑现代自由主义是否合理。其中与现今中国关系最密切，也最热门的就是美国共和党教父列奥・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毕生精研西方古典学问，反思现代自由主义。他认为，有另外两个观念，伴随着自由主义的产生而产生。第一个观念是：人文学问的科学实证主义；第二个观念是：历史主义。所谓人文学问的科学实证主义，意即追求以可以科学论证的真理取代不可论证的掺杂着伦理观念的意见。所谓历史主义，是说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相对的真理，都依靠其特殊的时空背景而产生，因而不具有超越时空的终极性。启蒙思潮在高扬理性，高扬人的力量的同时，也宣告了人的力量的有限。康德哲学已经告诉我们，物自体永远是物自体，我们永远只能获得相对的意见，而非终极的绝对知识。因此，所谓的伦理与道德，也将不再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失去了其原有的崇高性。施特劳斯认为，人文学问的科学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弥漫，造成了所谓的现代性。关于这个过程，施特劳斯将其归纳为现代性的三次浪潮，施特劳斯最终宣告，在自由主义学理中，伦理道德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自由主义的本质是哲学上的相对主义，就相对主义的两个枝桠来讲，人文学问的科学实证主义的目标不再是神学或形而上学那样的关于是什么的绝对知识，而是关于如何做的相对知识。历史主义则在拒斥一切道德价值判断的同时，连同进步观念一并拒斥了。这样，在施特劳斯那里，以相对主义为内核的自由主义，将会导致人生和社会的――道德虚无。

甘阳、刘小枫他们之所以大力引进施特劳斯，并非施特劳斯本人能给中国带来什么，而是施特劳斯代表一个方向，一个走向古典的方向。施特劳斯对现代自由主义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责难，也就成了国内古典派“心性之学开出新外王”这一路子批判现代自由主义的武器。依着这个识见，古典派中西联手，希望从中西古典学问中，开出使中华民族走向宪政外王的新道路来。

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就想着要从中体开出西用来，发展到新儒家集大成者牟宗三先生，提出了“良知自我坎陷”说，他借用了黑格尔的精神之内在有机发展观，认为良知本身就具备了自我坎陷的可能。他认为“智的直觉”可以打通从现象到物自体，从事实世界到意义世界，从见闻之知到德性之知，从执到无执的通道。而良知自我坎陷则是逆转过来，从意义世界到事实世界，从无执到执，从德性之知到见闻之知。按照牟宗三的理解，原因是中国的道德理性本是圆满的，其自身就包含着可以推出外王事功的潜在能力。启良先生在其著作《新儒学批判》中已对其做出了正确的评价：“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说”虽有进于往贤之处，但却同样没有解决好内圣与外王的关系问题。即同样未能在内圣与外王之间架起一座可以通行的桥梁。因他所解决的问题，仍然是应该怎么样的问题，而不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从他的良知自我坎陷说里，我们依然找不到可以内圣通达外王的途径。也就是说，在内圣与外王之间，牟宗三没有提供一套落实的机制。

直到现在，中国仍然没有走出中体西用的怪圈。硬是有人要从老祖宗的遗产里找出自由民主的制度出来。现在我们讲的古典派，除新儒家及其跟随者和一批古典文化爱好者之外，还有按施特劳斯那个路子来的。即倡导在古典学问中涵养性灵，以期成为政治哲人，掌握苏格拉底式的政治哲学。在施特劳斯看来，哲学是一种政治生活，即将哲学引入政治，或曰政治哲人参与政治的方式。

哲学的特性是智慧，是狂热，哲学批判一切，审视一切，批判一切常规。政治需要清明，需要服从，需要稳定。而人的处境，必然是政治性的处境。于是，为了让哲学不自毁于狂热，政治不死寂在缺乏智慧的服从中，哲学就要和政治相结合。施特劳斯所谓的哲学与政治相结合，实际上是要给伦理学问，给崇高和善，给最高道德在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中争一席之地。施特劳斯并不反对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但他呼喊有伦理德性的政治哲人出现，将现代社会从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泥潭中拉出来。施特劳斯是保守主义者，也是精英主义者。

中国古典派引进施特劳斯，主要是给国人介绍施特劳斯的路向和方法。期望起到以下几个作用：第一、使人认识到自由主义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缺陷。第二、使人重新重视古典学问，通过古典学问，变得深刻而尊贵，重新给道德学问以尊严，给社会以道德目标。第三、通过中西古典学问的学习，摆脱近代西方学术话语的控制，融中西古典于一炉，培养能自主发现问题，自主解决问题，自主引领世界的精英。第四、现代性问题是世界性问题，融汇中西古典学问，提出一套解决方案，既能解决世界性时代性的问题，又能使得中国超越西方，成文头号文化帝国，满足文化野心，给世界提供一个超越西方自由主义的新的制度模式。

以上内容，说了古典派的基本主张，也说了古典派对自由主义的主要责难。

丙、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责难

说了古典派，再说新左派。我们前面讲，新左派的特征是在永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前提下什么都能谈。按照马立诚先生划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老左派、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只要符合我们所讲的新左派的这个特征，都可以算是新左派。有必要简述下这几个思潮派别的主旨和特征。马立诚先生已在其《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中一一作了详尽的阐述，这里做个简要的介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邓小平理论及其后来的发展。其主要贡献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早期在推动市场经济改革的同时，也考虑过政。治。体。制。改。革，代表性事件就是1980年的8.18讲话。但在8.18讲话的同月，波兰爆发了团结工会运动，后来就有人向邓小平胡耀邦进言，说中国也可能发生团结工会的事情，可能颠覆政权。所以，在维护政权和深化改革的两者选择中，邓小平选择了维护政权。后来一直到现在，政。改就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