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文利：明专制政体下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

［摘要］明太祖之祖制，相对而言是中国古典政治中皇权专制比较强烈的制度，然经儒家士大夫的努力，已有所化解。作为亡国之君的崇祯，是明代君主中之专权者。本文通过刘宗周对于崇祯的谏诤，揭示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君道极至，在于无为，此为“虚君”之理念。落实于明代政治制度而言，如刘宗周所争，则为以票拟归内阁，以庶政归部院（包括以刑狱付法司），以献可替否付言官。

［关键词］刘宗周；无为；儒家宪政；内阁；崇祯

一、引言：明代政治制度概观

明代自太祖立国初，以废相为标志，构建了一套相对而言皇权专制比较强烈的制度。要而言之，废相后，君主直接对部院等政务负责，希望藉此而达到乾纲独断的目的。这里所说的乾纲独断，并不必然表现为君主直接参与政务管理，关键在于，君主对于一切政务均有最终裁断的权力。落实到现实政治层面，则为以诏旨为形式的，国家政令、法律、制度、政府官员任命以及军政大事等的决断与颁行。一切，最终裁断于君主。

然而，仅以这一点而言，太祖所立祖制，对于继体之君而言，难于成为守成之法。即以明太祖而论，亦须有以备顾问者――如所周知，顾问成为后来明代内阁大学士的雏形。只是在太祖时代，顾问确实被严格拘于备顾问，徒有其表而已，对于政令、政务，并无决断乃至参与决断的权力。

明太祖虽假制度构想了一个专制皇权，但在儒家价值理念浸润颇深的政治、文化土壤之中，并不足以支撑一个如此完备的皇权。自两汉始的古典政治，儒家假科举、选举之途，进入政治世界，参与政治治理，构成古典政治君臣二极之另一极。儒家士人有其高标的政治理想，即所谓道，从道而非从君，这一普遍的政治伦理原则，使臣不是作为君之附庸而成就一专制皇权。从明代政治制度历史沿革看，这一点也非常明显。

如所周知，明太祖废相后，至三杨始，逐渐衍生了新的内阁制度。内阁由起初的备顾问，衍至其成熟期，主要职责在于票旨。如何看待这种内阁制？自皇权的角度而言，无论内阁职掌在于备顾问，还是票旨，二者并无实质的区别，即希望其成为皇权的附庸。故内阁办公之地设在内廷，而不在外朝，称以内阁，其意在此。如上所论，内阁亦出于假科举、选举入仕途的儒家士人，内阁成为皇权的附庸，不具有现实上的必然性。揆诸有明之历史，实情也是这样。

内阁在明人话语中，亦时常以相称之，如称首辅为首相。不过，内阁与传统的相，有所不同，即内阁不直接统领六部，六部于制度上而言，仍直接负责于君主。这一点，从内阁大学士所居品阶也可略见端倪。大学士初出于翰林院，其品阶皆不高，位卑权重。为弥补这一缺陷，内阁大学士须兼六部侍郎、尚书衔，以提高其品阶。其衔一般为虚衔，部院之事，仍以尚书等主之。以尚书，则品阶相当。以侍郎等，品阶反在尚书之下。大学士或可凭师保之阶，位于尚书之上，然尚书亦同样可凭资历，位阶师保。此可自表象上直观地看出二者无上下级统领关系。

那么，如何看待明代历史上的内阁制呢？相对于明祖制而言，票旨――政务的裁断，政令的颁行，官员任命的核准，实为君权的分流。

古典政治治理的核心，于君臣而言，在于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奏章与诏旨成为实现这一点的重要途径。明太祖祖制之设想，则部院奏章直达君主，君主直接断以诏旨，责成于下。具体到制度运作，则部院之奏章假通政司达于御前。御笔亲决，下达诏旨，经六科发于部院执行。六科作为监察机构，有封驳权。这样，政治治理之优劣，大多取决于君主之贤否这样一个偶然因素。谓为偶然，君主出自世袭，无关贤否。

在太祖的制度架构中，并无太监的位置。伴随内阁同时兴起的，则有内廷太监的机构设置，其关键则为司礼监。政治议事程序则如此，奏章自通政司入司礼监，司礼监发下内阁票旨，内阁票旨后返还司礼监，司礼监呈御览批红后，经六科发部院执行。

在这样的一个政治运作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皇权仍然希望藉此施设，将政治决断权牢固控制在君主手中。但在现实政治中，君主有此决断权，但往往无此决断的能力。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内阁票旨由最初的备顾问而衍生为一种制度。这一制度变化，就为皇权政治注入了理性因素。此所谓理性，与世袭之君主相对而言，政治决断由假科举、选举制度进入政治世界的士人主导。

司礼监的问题，这里有必要特别提出讨论。明代太监擅权较多，今之明史研究者，与内阁制相比较，或有视司礼监为实际上的相权拥有者。实则如上所论，司礼监与内阁一样，分流的是君权。二者所不同之处在于，内阁分流君权，形诸制度。司礼监分流君权，非出于制度，而出于窃君主之威权而有之。

从以上所述议事程序上看，司礼监只是一个办事员的身份，并未有如内阁被赋予的参与议决政事的权力。但是，在奏章一入一出这一必经司礼监的制度设计上，即为内监擅权留下了可乘之机。而在事实上，司礼监代皇帝批红，亦多有之。除此而外，司礼监亦可扣留通政司发来奏章，不发内阁票旨。亦可将内阁所票旨，不发六科传达。此即所谓留中，留中者，有主于君主者，亦有出于司礼监的情形。明之太监擅权，皆为窃君主之威权而有之，其秘密即在于此。万历初年，高拱内阁曾订立通政司与六科定期核对奏章数目的相关制度，[1]所防闲者，即在于此。

抛开太监擅权的因素，在内阁体制成熟下的明代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内阁实可有效地分流君权。虽有君主之批红，但应与内阁票旨没有什么出入。而在现实政治运作中，君主如不满于内阁票旨，可发下重批，径改则比较犯忌讳。如果二者之间在这一点上不能达成一致，政令的有效运转即遇到障碍。最终的结果，或者为一方迫使一方就范，或者一拍而散――当然，所散者只能是内阁。一般而言，内阁会主动提出辞呈。如上所论，儒家政治理念中的从道不从君，臣使君就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可则去，这也是士人从政的政治伦理。

以上是自明代政治决策层面，对于明代政治制度的考察。下面，再来看看君权与部院之间的关系。相对而言，政务、庶务对君权的分流，在古典政治中所遇到的皇权阻力并不很大，为君者不理庶务，多可为君权所认可。以内阁票旨为例，如奏章所议之事，归于某部所理，票旨则为该部知道，该部议行，该部看了来说等。部院政务，审议权在部院。君权所要掌控的，仍是最后的裁决权。在现实政治中，君主更多行使的是否决权，对于部院之覆议，如不满，可否决之，发下再议。这一点，与针对内阁票旨者相类。

明之专制，不在于此，在于君主僭越于制度，对于执法权的掌控。如所周知，厂卫之制，为此而设。明本有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是也，掌之者同样出于士大夫。如上所论，士夫不足以成为皇权的附庸。君主亦有鉴于此，而有厂卫之设，以明制而言，厂卫几乎就是专门针对士夫而来的。东厂、西厂亦如司礼监，由太监掌控。锦衣卫实为君主的近卫军，它的组成人员也非常耐人寻味，多由恩荫而入。荫自祖上，恩自君主，即君主念其祖上功业而施恩及其子孙，使入为侍卫。入为侍卫，本无可议，假此辈人以执法，这就是君主以私恩而滥于公权力。

明之三法司，执法权与司法权并不分，然厂卫对法司的僭越，所分流者多为执法权，而非司法权。与厂卫相联系者，为诏狱，为廷杖。但是，它只是君主之私刑，而不能为人定罪。如明嘉靖对于杨爵，长期以诏狱非法羁押，而决不付之法司加以审判。付之法司，定罪必不能如嘉靖所愿，以此故也。当然，私刑也好，僭越也罢，有此制度上的设计，君主置一切罔顾时，可以牢牢假此掌控士夫，这是有明一代专制秘钥之所在。

最后要说的是官员的任用。科举制是官员出身之入口，辅以察举、荐举、推举、恩荫等。在古典政治中，科举是最为成熟、有效的宪政制度――尽管它不一定是选拔治理之才的最好制度，历代儒者对此亦有所议。然守住这一入口，古典政治就不会完全汩没于权力意志。明制，科举至会试实已确定，廷试无非是再排座次。制度设置本意，则为不使君主之威权下移，举进士出身，必出自君主钦点，哪怕这钦点只具有形式上的象征意义。在实际运作中，它确实一般也只具有象征性意义，廷试仍由以内阁为主的考试官评定优劣、序次，奏呈君主，君主原则上可于次序加以变动，然变动者少。

官员入口在于科举，官员任命、考察、升迁，则主于吏部，决于君主。以任命而言，在明立国之初，任命多有出于钦点者，天顺以后，钦点几乎绝迹。以大员、要员任命而言，吏部主之，以廷推而获提名。廷推的参与者，除吏部相关执掌人外，有现任大员，政治监查机构御史与给事中亦在其列。提名为差额，最终人选决于君主。如上所论，决于君主，则司礼监或内阁，均可上下其手――此则非出于制度，乃隐性的政治运作。然提名出于君主，则属于僭越，为上侵下职。君主不满于提名，则或不简任，或责以再推。利玛窦于万历时观察明代政治，以为官员任命不出于君主[2]，原因在此。用人决于君主，以制度而言，其合理性亦如廷试，体现恩出于上。

以上所论，是明代政治制度的大致轮廓。政治治理之顺畅与否，则取决于包括内阁、部院在内的外朝政治能否获得有效运转。其中关键，不在于君主是否勤政，而在于君主节制作为皇权附庸的内监、厂卫对于外朝政治的干预。当君主罔顾一切，内监、厂卫完全启动之时，必然意味着一场政治灾难。揆诸历史，明代政治灾难以内监假君主之名发动者居多。赫赫有名者，如王振、刘瑾、魏忠贤。君主有此施设，则内监假君主之名以擅权，只会成为必然。自君主而言，除开创之祖（明太祖、明成祖）而外，守成之君全面擅权者，中后期则有嘉靖，终则有亡国之君崇祯。审视之，二者有一共同特点，均由藩王入继大统。以明祖制，有子立嫡，无子则兄终及弟，藩王入继大统，本无可厚非。问题出在二人均不曾被立太子，而径入继大统，缺少了太子经筵教养的一环。儒家以经筵教养君主，于君主而言，多被视为具文。然经筵加之太子，则略有成效。此成效最突出者不徒在于经筵讲述的内容，也在于使太子对于士夫之有所忌惮。他日为君，罔顾一切之情形发生几率较低。荒唐如正德，于后刘瑾的杨廷和内阁时代，犹于杨廷和有所顾忌，以其本即出于东宫教养之官。儒家为太子提供教养的重要内容，不脱于如高宗访道傅说这样的君、师分立模式。

太子乃国本，儒家不能决定其贤不肖，所可定者，乃早立国本，早施教养，或可底于贤。此贤不在勤政，在节制。宋以后，施于经筵的宋儒真德秀《大学衍义》，本依《大学》八条目而立说，然唯及格致诚正修，不及齐治平。实以儒家所期于君者，不在治理，而在节制。正德未举子息，有见之士夫仍建议以藩王子弟为继教养宫中，早立国本。然此终未能行，后有嘉靖以藩王入继大统，士夫蒙祸。

崇祯同样如此，只是此时有明一代国家元气，至此已将消耗殆尽。崇祯之种种举措，唯促使其速底于亡。当此存亡之秋，士夫何为？本文所选择的对象则为刘宗周（蕺山）。蕺山于崇祯时曾以都察院左都御史主宪台，位居七卿之列，乃参与共治者。明亡，共治者难辞其咎，故绝食而亡，死得所归。虽然如此，功过自有公论，所承担者只是其应该承担的责任。至于蕺山之殉难，非殉于崇祯，乃殉于与崇祯共治之天下。

二 、宪政理念：致君尧舜与无为之君道

崇祯为明代亡国之君，崇祯其人，史家多称其“勤政”，庙号、谥号曰“毅”，曰“庄烈”，堪称美号，崇祯亦自怨自艾其非“亡国之君”。孟森先生论及明亡之症结时，曾如此评价：

综帝之世，庙堂所任，以奸谀险谄为多且久，文武忠干之臣，务催折戮辱，或迫使阵亡，或为敌所禽。至不信外廷，专倚内侍，卒致开门引入。而当可以恤民时，君臣锐意刻剥，至临殉难之日，乃叹曰“苦我民”，使早存此一念，以为辨别用人之准，则救亡犹有可望，乃有几微大柄在手，即不肯发是心，犹不自承为亡国之君，何可得也！〔1〕

此中确有至当不易之论。要而言之，其一，所用非人；其二，由此不信外廷，专倚内侍；其三，不恤民。明亡之大端，在此三者。下面，我们假刘蕺山之视角，对此进一步申说。崇祯承天启魏阉之祸而起，于即位之初，雷厉风行，歼灭阉党，一时朝政，如明历朝继体之君，成一时新政气象，刘蕺山亦于崇祯二年己巳（1629）蒙新政之泽而以顺天府尹起复。蕺山起复所上最初一疏，即《面恩陈谢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观此疏，我们不得不佩服其对于新君的洞察力。

陛下声色不在御，宴游不迩躬，危微之辨，固已得其大端。而至于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