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祥：社会主义如何参考自由主义：读曹天予

一、前言

最近，曹天予先生编纂了《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一书出版，集近年中国大陆有关社会民主主义的正反讨论于一卷，很有参考价值。编者在卷首所写的引言〈当代中国改革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中，提出了在“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比较与选择。他认为社会民主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的箝制，也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因此，社会民主主义不足以成为当前中国的一条出路。中共现在正在向社会民主倾斜，背离了原先的理想，故尔有必要“回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

但是，曹天予也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需要调整，更不认为现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真能符合革命社会主义的要求。他的论点是：拒绝社会民主，回归革命马克思主义。

本文想要追问：他以及书中的多位作者，为什么只看到这两个选项？撇开社会民主不论，马克思主义真能实现正义的社会吗？如果曹天予肯定革命社会主义的理由在于社会正义，而马克思主义的正义概念却失之于模糊，反而是平等主义式的自由主义，更能实现以正义为圭臬的社会主义理想，他又何必汲汲于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作选择呢？本文准备针对革命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提出一些疑问，并简单陈述自由主义的平等精神所在，藉以彰显强调自由主义的重要“左派”价值。

这个问题，与曹天予这本书的主轴有些距离。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变化，逼使各方思考整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正当性以及调整的方向。但是这种思考(在台面上――台面下则另有放任自由主义的庞大暗流)却始终局限在“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两个选项之间，除了是因为在中国大陆不容易公开讨论“社会主义”之外的选项，中国的知识与思想传统有其既定的形貌，可能也限制了思考的幅度与弹性。因此，本文希望以曹天予此文集为引子，比较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内容，将自由主义也纳入中文左派政治思想界的考虑范围。至于社会民主的是非长短，则暂时存而不论。

二、马克思主义：修正与坚持

曹天予是旗帜鲜明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他追求的根本目标是“劳动者摆脱了剥削和压迫，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这个目标的价值取向在于“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即经济上消灭剥削，社会政治生活中消灭特权和压迫。”在笔者看来，这套理想，乃是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内容所在：解放人类，不一定带来什么具体可数的利益，而是落实一种在道德上言之人应该获得的对待方式。

那么马克思主义是不是追求这种目标的妥当理论(不谈政治纲领)呢？曹天予指出，上述的价值定向乃是“刚性的约束”，不能更动，但是马克思主义仍有几方面的“失误”，需要下列三方面的修正：

第一、市场作为处理供需信息、配置资源的机制，被马克思主义否定；其实，市场有其重要的正面功能，应该在其应有的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对公有所有制的排他式强调，忽视了官僚国家主义的威胁；在这种对于公有或者国有的单面著重背后，有一种“所有制决定论”，亦即相信所有制可以决定剥削、压迫的有无，其实决定剥削关系的乃是在决定分配方式的“政治法权关系”。第三、按劳分配原则，应该改为按照生产要素(资本、劳动等)的平等地位进行分配，才会有利于资本的积累等等。

但是，曹天予又指出，为了达成上述的“根本目标”，仍然需要坚持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无产阶级的统治、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地位。在中共垄断之下，上述三项原则合为“党权”一条，从而，为了面对、克服党权的异化可能，就必须实行宪政民主。

需要说明，曹先生(或者说“科学社会主义”)所理解的民主宪政，并不同于一般的国民主权理论所理解的“国民”式的宪政民主，而是有其明确的工农无产阶级内容，亦即抗拒阶级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压迫剥削、以工农大众为立宪主体、以及以工农大众作为权力的来源。这种用阶级身份(其实是职业身份)限定国民身份的想法，违反了道德平等与政治平等的普遍性原则，说穿了是一种反向的身份歧视体制，笔者无法也不敢认同，不过在本文中将不予讨论。

本文的讨论，将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曹先生对马克思理论的检讨，有什么意义、又有什么不足？二、参考这种检讨，他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不是还是妥当的？三、如果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需要另采更妥当的陈述方式，自由主义是不是比马克思主义更能呈现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

三、批判“所有制决定论”

曹天予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看似仅涉及局部特定的命题，其实他对社会的运作展现了一种多面向的理解方式，与马克思本人的化约倾向迥异，值得注意。这种理解方式，设定三个有别的面向：所有制问题，资源配置问题，以及分配问题。马克思将资源配置问题与分配问题化约到所有制问题之下，曹天予称之为“所有制决定论”。他说：“这个出发点是错误的。”

所有制决定论为什么是错误的？曹天予指出，一方面，所有制并不会事先要求或者决定资源配置应该如何进行；资源配置问题涉及效率，本来就应该交给市场决定，即便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也不会例外。另一方面，所有制本身也并不会事先决定采取什么分配模式。资本家剥削劳动者，所呈现的分配方式，靠的其实是某种“政治法权关系”，而不是靠生产工具的私有与否。因此相对的，生产工具的公有，也“不能保证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这种对所有制决定论的批评是很有道理和见地的。资源配置问题涉及效率，分配问题涉及正义，任何所有制都必须面对这两项议题，任何所有制也无法仅仅根据本身的生产工具的占有关系，就直接回答这两项问题。换言之，曹先生在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之余，将这个目标的实现分为三个方面来谈，而不再因袭旧说，集中在所有制一个面向上。之所以用“所有制决定论”一词，用意当然是强调，在所有制之外还有其他的重要面向，其处理一如所有制，攸关社会的正义与人的解放。

要达成社会正义与人的解放，在上述三个面向应该分别提出什么样的要求，牵涉到我们如何理解这个目标，这部分在下一节再谈。我们会说明为什么“分配”才是达成社会主义理想的关键所在(可是就这个目标而言，自由主义的思考似乎更符合正义的要求)。不过，社会正义与人的解放这个目标，对于所有制与资源配置的问题，又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呢？不难发现，“社会正义与人的解放”这个说法相当模糊，在仔细分梳铺陈之前，很难导出关于制度与原则的明确结论。传统马克思主义用生产工具私有制所导致的结果(剥削)，来反证公有制的道德必要，也就是用分配的不义，来反证所有制应该如何安排。可是不但“公有制”这个制度本身有多种相貌，并且一旦如曹天予所言，将所有制与分配议题脱钩，这条路就走不通了。那么曹先生要根据什么理由，主张生产工具应该如马克思主义的坚持，采行公有制？

对比于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罗尔斯提出所谓的“生产工具广泛拥有的民主制”，主张在允许私有制的状况下，让生产工具尽可能地广泛共有，也只是大概的说法，同样难逃模糊之讥。但即使罗尔斯的构想未必明确，不过他为这个构想所提出的理由却很具体：在生产工具由少数人私有的情况之下，正义原则所要求的公民的平等政治权利与机会的平等，都缺乏实质的意义。左派要找出合适的所有制，便需要先找出像罗尔斯这样的正义原则(或者其他道德标准)，不能只含糊地谈“社会正义与人的解放”。

就市场在资源配置问题上的独立意义而言，罗尔斯也作过明确的论述，跟曹天予不谋而合。不过，在效率之外，罗尔斯还有一个论点，曹先生看来却没有注意到，显示他可能疏忽了市场的功能的另一个重要面向，那就是用市场进行资源(包括劳动力)配置时，除了效率的考虑之外，还涉及劳动主体──个人──自由的问题。自由主义重视这个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则疏忽了这个问题：这同样显示，马克思关于道德标准的思考不够完整；自由主义相对而言较为完整的思路，值得今天的左派正视。

罗尔斯认为，资源(尤其是劳动资源)的配置如果经由市场进行，相对于计画经济或者指令经济，不仅有助于人们更有自由去选择职业、生涯、迁徙(这些当然都直接涉及个人主导一己生命的规划安排)等等，而由于市场的反集中化效应，也有助于实现“公平的机会平等”，也就是避免因为资源的配置以及资讯由少数人(无论是资本家还是政府)垄断，结果机会的平等又只具有形式意义。区分“公平的机会平等”与“形式的机会平等”，并且坚持前者，乃是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的一大特色，各种社会主义者应该都会支持。他们可以质疑市场是不是真能保障职业与生涯的自由选择、是不是真能防止财富、机会与资讯的集中与垄断，不过，他们不会否定“自由”与“机会之公平”这两类目标的重要进步含意。自由主义认为，市场(在政府的节制之下)比较可能达成这两项目标，至少比政府以及寡头资本主义更堪此任，相信也是一个合理的假设。

四、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劳动者独享劳动的果实)是不是妥当？

在资源配置之外，曹天予认为，分配问题也是一个独立于生产工具所有制的问题。严格说来，他本人一改马克思主义对劳动的单面向强调，长期主张“劳动产权”理论，认为一切生产要素(劳动力与生产工具)都有权利参与产品或者剩余产品的平等分配，所以他并不认为劳动者可以“独享”劳动果实。但是局限在劳动者范畴的分配议题，还是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陈述和检讨。第一、“劳动者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太过于一般，无足以处理分配议题；第二、分配问题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求取答案？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应该推翻，由社会主义制度取代，关键在于一个涉及正义的道德考量(而不仅是效率、经济成长等考量)：前者容许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并经由政治、社会等形式的阶级压迫，支持、强化这种阶级剥削；而后者则实现了“公正”，即“每个人有参加劳动、不受剥削、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基本权利。”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看来，剥削即是将原本属于劳动者的劳动果实由资本家攫取；去除了剥削的公义社会，则是由劳动者自行享有劳动果实的一种体制。

众所周知，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是这套剥削概念的理论表达。但是在它们背后，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分配原则，即劳动果实属于劳动者，唯有劳动者才有完全的使用或者支配权利。

但是，为什么劳动的果实属于劳动者？“属于”是什么意思？

读者若是熟悉当代政治哲学，在此不难立刻想到柯恩关于“自我所有说”的探讨。但是从概念的层面回到比较具体的分配问题，我们要问“属于”是一种什么样的分配状态。确实，马克思把分配问题视为所有制问题的函应，不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议题。不过，“劳动的果实属于劳动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在分配问题上所提供的说法，我们能够接受吗？马克思主义确实主张劳动者应该取回劳动果实；不过，他所谓的劳动者，一个可能意思是指所有人类(thespecies)，因为在劳动中“客观化”的并不是当事工人一人的劳动力，而是人类文明整个成就(生产力)的客观化。可是这样浮泛的“劳动者”概念，完全无法回答“在生产者之间如何分配劳动果实”的问题。而如果我们谈得具体一些，在劳动中所“客观化”的并不是什么历史中的人性，而是具体个别工人的劳动力，那么，在“劳动的果实属于劳动者”的原则之下，个别劳动者不是应该取回他在劳动成品中──必要劳动加上剩余劳动──的“全部劳动果实”吗？换言之，如果“劳动的果实属于劳动者”陈述了一种道德权利，那么工人就有道德权利不允许他人分享他本人的劳动果实。可是这不是表示，人与人之间在分配议题上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相互义务？这岂不明白是放任自由主义的主张吗？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处理到了分配问题。他当然谴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为不义，因为某些人(资本家)掠夺了他人(工人)的劳动果实。摆脱资本主义、进入生产工具公有的社会之后，这种剥削消失了。但是，在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后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虽然生产工具公有(因此所有的人都“各尽所能”，没有人不尽“能”而坐享他人的“能”)，这种公有制所涵蕴的分配方式，却并没有展现人们之间的任何相互义务。

首先我们注意到，马克思说道，在社会主义阶段，“社会总产品”有一部份“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以及“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然后才进行个人分配。这个说法，是不是代表马克思承认生产者有义务相互协助呢？可是接下来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