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恂来：在人道主义的天平上：论“革命”、“反革命”及“告别革命”

在长期席卷中国大陆的革命狂潮消歇一个时期之后，思想界与学术界勇敢地开始对革命展开反思，并已取得了某些重要进展，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历史表现的反思与认识，有益于中国社会的思想进步与观念革新。近年来社会思想领域出现的这种新动向，其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不容低估，因此有必要对相关的某些论点作出进一步探讨。

应当承认，对革命缺陷的批评，并不总能收到有益的社会效果，有时侯居然反而带来令人啼笑皆非的不良后果。已经有迹象表明，对革命在道义上失足的责难，竟出人意料地引出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魔：反革命。这个面目可憎、臭名昭著的家伙，尽管早就在历史的道义法庭上被作出了终审判决，现在却梦想借着革命名誉上一时出现的低落，妄图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尽管它根本就没有任何复辟的计划，但反革命的复活，哪怕只是端倪，仍然足以令人警觉与忧虑，不可置之不理，任其坐大。因为它不仅能够对革命、而且能够--或者更能够--对人道主义构成威胁与危害。对任何一个人道主义者来说，如果他持有如下道义立场，即在有保留地支持革命的同时又有条件地批评革命，那当他在直言不讳地指责了革命的缺陷之后，应当紧接着毫不含糊地承认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以保持观点与态度的全面、客观、公正和平衡；他对革命进行批评，但决不意味着赞同反革命散布的反革命谬论；他尤其必须防止对革命的批评被反革命所利用，并且对反革命的反扑展开反击。这不仅是他的道德义务，同时也是他的道义责任。

当革命被人为粉饰和加工涂抹的光辉灿烂、光彩夺目的形象暗淡下来，露出其丑陋以至凶险的面目，人们可能觉得受到蒙蔽，遭到欺骗，为自己长期以来对它的感情付出、精神投靠、信念寄托最终落空而经受沉重的打击。在失望、懊丧、痛苦或愤慨之余，人们很容易陷于如下两种思想歧途：或者万念俱焚，心灰意冷，从此憎恶、敌视和抗拒一切形式的革命性的社会变革理想与希求；或者沉溺于控告与谴责，致力于否决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及反对革命的现实必要性，以至于将起初敲锣打鼓把革命迎接进门的那些原因和理由抛诸脑后。这两种态度对革命同样是不恰当的和不公正的。对陷于后一条歧途者的回答是：当初革命兴起的原因和理由仍在，它们也许被加以夸大或夸张，因此言过其实，但不可一概否认，否则就难以想象，一个对苦难的忍耐力超强到近乎怯懦与苟且程度的民族，其人民何以群起投身于一场斗争结局胜负难测、个人前途生死未卜的命运的赌博中去；不排除有孤注一掷的赌徒，但少数人无力掀起革命的狂澜；如此众多的社会成员广泛卷入革命运动，肯定有促使其铤而走险的深刻原因与充分理由。对陷于前一条歧途者的回答是：只要驱使社会走向或陷于革命的现实条件仍然继续存在，革命就并未丧失其合理性与正当性，革命的发生就仍然不可避免，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此条件下，作为个人满足于能够对革命产生免疫力，其实并不值得自豪；只有一个国家或民族无须借助或求助于革命，就能够成功克服内部困难或有效解决内部问题，才足以值得自豪。在事关革命功罪的评价问题上，马克思关于孩子与洗澡水处理的妙喻仍然未失其警诫意义。尽快走出如上两条思想歧途，对当今中国思想知识界至关重要；如果不能迷途知返，陷于其中无以自拔，当代中国人真会沦为精神与思想的乞丐，变成了可怜的迷途羔羊。

毫无疑问，革命在政治与军事上的最大敌人无疑是反革命，而不是人道主义；但革命在道义上的最大敌人并不是反革命，而是人道主义。这就是何以革命在击败反革命前敌视人道主义，在战胜反革命后继续敌视人道主义的根本原因。在道义问题上，革命从来就无须也不屑于把反革命视为敌人，因为反革命在道义问题上比革命更欠缺、更站不住脚。无论如何，革命总还有相当的道义根据，而反革命往往只有更多的自私利益。所以，尽管同处于人道主义火力的攻击之下，反革命通常比革命承受的道义压力其实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不过，当反革命被革命推翻或制服之后，它已失去能够对人道主义足以构成威胁的淫威，并随之丧失了自我辩护的权利。这时候，作为唯一胜利者和征服者的革命，就能够得以腾出手来，在大获全胜后，挟其军事胜利的余威，向人道主义发难，对人道主义反击，彻底清算人道主义的罪责，并要算人道主义的历史总帐。这时候，作为唯一处于支配地位和具有主宰权力的革命，对人道主义的敌意和憎恶得以赤裸裸地展示，无需掩饰，无所顾忌；对过去在人道主义指手画脚下，不得不忍气吞声所蒙受的屈辱，给予报仇雪恨；把长期以来对人道主义的积怨和不满，通过口诛笔伐，可以畅快淋漓地统统发泄出来；对人道主义的收拾可以随心所欲，肆无忌惮，不仅可以使用批判的武器，甚至可以动用武器的批判，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不仅可以打翻在地，而且还可以踏上一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这时候，不幸的、可怜的人道主义，即使没有一命呜呼，也已经奄奄一息，只得任人宰割，只会苟延残喘了。这时候，人道主义就不可避免地沦为革命胜利的牺牲品，正如它总是同样不可避免地沦为反革命胜利的牺牲品一样。

过去，在革命运动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革命时期，当革命不择手段地推翻或制服反革命，反革命完蛋了，人道主义也完蛋了，因为人道主义把手段当成道义价值的有机成分；而当革命被反革命以残酷、野蛮、血腥的方式镇压下去，革命牺牲了，人道主义也牺牲了，原因同上。人道主义总沦为革命与反革命展开互相斗争与较量、彼此残害与屠杀的暴力活动的牺牲品与殉葬品，并且是第一个牺牲品与殉葬品，因为当你死我活的双方投入杀生害命的战斗或展开伤天害理的斗争时，在其中任何一方还未完全断气的时候，人道主义就已经甚至早已死亡了。这就意味着，不管哪一方取得胜利，革命还是反革命，也无论哪一方遭到失败，反革命还是革命，人道主义都没有好下场。这就注定了人道主义在革命运动中的历史命运。令人痛心的是，在革命大获全胜之后，人道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道义原则，还是作为一种理论思想，其处境竟然反而更险恶，日子更难过了。很不幸，这种悲惨结局，却并非属于人道主义在后革命时期不可避免的命运。可悲的是，对人道主义来说，悲剧发生了，并且悲剧意味并未减少，反而更浓烈了。不过，无论如何，尽管如此，对革命的揭露与控诉，不应当导致更多的反革命出现，这不是因为，反革命从来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而是因为，反革命比革命在道义上更贫乏；而应当导致更多的人道主义出现，这也不是因为，人道主义从来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而是因为，人道主义比革命--当然更比反革命--在道义上更富裕，尤其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现实是如此。如果对革命的揭露与控诉，结果不幸只是催生了更多的反革命，促使更多的人加入了反革命行列，壮大了反革命队伍，那就决不能仅仅视之为革命在道义上的破产，而是人道主义更大、更严重、更彻底的失败。

不被关于革命的花言巧语所迷惑，所误导，这很重要；不被反革命的胡言乱语所蛊惑，所蒙蔽，这同样很重要，甚至更重要。如果人们在逆反心理驱使下，走上了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在彻底抛弃革命之余，不仅为反革命鸣冤叫屈，评功摆好，甚至转身拥抱反革命，亲吻反革命，那就会犯下更大的错误--比向革命投怀送抱在性质上严重得多的错误。从膜拜革命转而拥戴反革命，就是从一个误区陷入另一个误区，并且是更深、更暗的误区。就不仅会犯历史性的错误，而且会犯方向性的错误。切勿忘记，与革命相比，反革命通常在道义上更欠缺、更贫乏，也更站不住脚，对人道主义构成的损害和危害更巨大、更严重；革命总还有相当的道义根据，而反革命只受严重的私心驱使；当反革命假惺惺地以某种道义名义，坚持自己的反革命立场，它绝对不是充当道义的守护者，而是寻找借口，旨在维护自己的自私自利；它并没有、也不是向人道主义投降、屈服或靠拢，而是假冒其名义，蛊惑人心，作为抵抗、镇压、扼杀革命的盾牌。更不要忘记，正是由于反革命本身缺乏道义性，才激发了起而谋求推翻它的革命；而革命所高举的道义旗帜，正是针对它所表现出的显著的非道义性质或反道义性质。因此，反革命如果反过来，企图从革命手中抢夺道义旗帜，那就属于彻头彻尾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或者不折不扣的倒打一耙，贼喊捉贼。面对反革命的伎俩，革命不会也不曾上当受骗；人道主义如果反而受到蒙蔽，岂不是太可悲了吗？革命总是以自己还负有比恪守基本道义原则更多、更重要的神圣历史使命自居，因此它有时并不需要或者不屑于在道义问题上过分斤斤计较；而对人道主义来说，除了道义价值，其实它别无所有，也别无所用。如果它唯一的东西都被人夺走或骗取了，人道主义不就沦为名副其实的精神乞丐了吗？它还有什么理由、资格、资本继续存留于世？它还有何面目抛头露面见人？因此，反革命的反扑与反攻倒算，对人道主义构成的威胁与危害，其实不比革命遗产继承人承受的后果更小，只会更大，因而人道主义必须勇于并率先挺身而出，对反革命进行反驳，展开反击。否则，如果对反革命的发难无动于衷，无所作为，它也必将照样面临道义破产的危险，同样步其昔日敌手命运的后尘。显然，击退反革命发起的思想攻势，不仅是革命、更是人道主义的利益所系。

征诸历史，真正的反革命从未以反革命的名义自居；反革命这个恶名，只不过是其政治对手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从道义上贬低它，恶意地为它贴上的不光彩的、羞辱性的、难看的、难听的、丑恶的政治标签而已。总之其“实”虽有，其“名”则完全属于“被”反革命的结果。真正的反革命从未、也决不会公开声明自己是、或属于反革命，因为当时革命的名誉是如此崇高，革命的名声是如此美好，革命的合法性是如此无可置疑，革命事业的正义性是如此无可争辩，总之革命占据如此至高无上的道义制高点，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即使属于真正的反革命，敢于公开在道义上同它抗衡，否则就很不明智、很不理智、很不识时务、很不自量力。即使某个人或某种势力，真正从心底里、从思想意识深处对革命持有异议、抵触，甚至持有反对、抗拒态度或立场，那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口头上或公开表态中自称为反革命，而必须竭力掩饰，口是心非，甚至反过来打着革命的旗号，披上革命的外衣，以行其反革命之实。这是当时的社会思想、意识形态与时代潮流，赋予革命以压倒性的道义合法性与历史合理性的结果使然。愿意的，可以顺从、跟从；不愿意的，必须屈服、屈从。无人例外。现在，时移世易，在革命耗尽了其道义合法性，革命狂热与革命狂潮消退之后，想不到情况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戏剧性逆转与变化：居然有人站出来，公然大声宣称自己是反革命，并且俨然以此自傲，竟然引以为豪；或者洋洋得意，沾沾自喜。这真是所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真是风水轮流转，形势比人强。这真是对历史的深刻讽刺与报复，对道义的无情背离与反叛。而反革命之所以敢于向革命发起挑衅与挑战，是因为在其看来，反革命在道义上已占了革命的上风；当其公开以反革命的名义向革命发难与示威，在其看来，实际上是以道义的名义向不义宣战。问题是，作出如此大胆判断，得出如此颠覆性结论，以至于变得如此自信与自负，表现得如此狂妄与嚣张，究竟有何真凭实据？没有，我认为没有，反革命高兴得太早了。难道它没有丝毫道理吗？那要看从什么意义上说。如果以人道主义尺度去衡量、检验与审查，可以斩钉截铁地说，从历史上看，为反革命翻案毫无根据，绝难成立，在道义判决上应维持原判；而从现实中看，表面上似乎不为无因，或不无道理，实际上属于似是而非，混乱矛盾。

显而易见，革命如果已陷于道义耗尽枯竭的困境，那也不能指望反革命将其取代之后，社会情况就能够好转或改善。因为从历史上看，反革命在道义上其实更贫困，所以它提供不了、也不可能为社会提供道义补给。道义只能来自于人道主义；如果它已不能来自于革命，那也绝对不会反过来，来自于反革命。革命固然残酷无情，反革命又何尝仁慈多情；革命总是铁石心肠，反革命又何曾菩萨心肠。更成问题的是，过去，革命同反革命泾渭分明，概念极为明确，界限划分极其清楚：从其政治意义上说，革命，属于投身于以暴力行动推翻现政权的一方，而反革命，则属于致力于以暴力行动维护现政权利益的一方；革命通常既有现实利益要求，也有道义原则要求，两者同样明显、突出、鲜明，而反革命往往只有现实利益需要维护，并无道义原则可以捍卫，或只有很少道义原则需要捍卫。现在，革命同反革命的性质关系，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面目变得模糊，头绪难以理清了：革命，固然仍可称为革命，而对其革命进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