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姆西・艾尔-奥杰里：描述社会主义：三种声音

引言?

我发现，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尤其是托派分子和极左分子[1]中，最有趣和最吸引人的是“资产负债表”的思想。资产负债表是用来合理解释利润和亏损的――这是资本主义的任务;但在左翼风潮中，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词语被挪用并转化成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话题――形势分析、对发挥作用的力量进行评估、斗争的结果、社会主义的前景。例如，从1933年起，资产负债表就是“意大利共产党中的左派和被流放的波尔迪加分子的理论公告”，其中不断尝试“绘制战后事务的资产负债表……为一切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创造条件”。?

今天，我们会制订出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资产负债表呢?我认为，在后社会主义、历史的终结和后后现代主义之后，对社会主义生活和时代的反思已经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卢西奥・马格里(Lucio Magri)认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一垮台，许多寻找答案的尝试，无论是社会主义的还是非社会主义的，都是非常肤浅和自私的：不是否定就是遗忘。我想他是对的。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结束，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对社会主义做了重要的、深刻的、有时令人动容的个人思考，我们发现调子普遍发生了变化。从萨米尔・阿明到斯拉沃热・齐泽克，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的杰出人物。[2]?

这些人是如何描述社会主义的?这种描述主要的思想模式是什么?循着神奇的“1968年”以来所发生的一切，思考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前景，这种描述远不止说明欧洲的幽灵那样简单。大约在1968年，政治上形成了三种响亮的社会主义声音：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

首先是佩里・安德森思想中的悲观主义。在《新左翼评论》进入新千年之前，安德森在制定任务时指出，《新左翼评论》产生的环境――苏联集团、作为普遍理想的社会主义、作为主流左翼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工党政策――已经“完全消失了”，这使得多数社会主义者选择了适应或自我安慰。对此，安德森呼吁“坚定的现实主义”，一种“对历史性失败的清楚记录”。这种现实主义意味着，承认“西方思想界”没有重大的反对声音，承认可与资本相对抗的集团的瓦解，承认新自由主义作为“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意识形态”的地位。安德森在他最近对世界历史状况的考察中冷静地退守到社会主义的望塔中，强调“资本控制的扩大和深化”、美国在新的“大国协调合作”中的霸权、新自由主义主导地位的持续以及世界文化对没有真正的替代模式的深切认同，但同时也充满了愤怒的辩驳。?

在文章结尾，安德森转向了对左翼前景的一些不同描述，其中之一是哈特和奈格里截然不同而又广为人知的乐观主义。当然，我们在此看到了流畅而引人注目的理论构成、对“作为共产主义者难以抑制的轻松和喜悦”的极力赞美，以及最新的自治观点，即认为资本追随并实际服从于大众――正在我们眼前建构起一个“反帝国”(counter-Empire)――创造性的和全球性的对抗。?

最后，雷吉斯・德布雷的描述似乎在超然的记叙与沉痛的遗憾之间摇摆，他认为社会主义的黯然失色――“像倒下了的巨大橡树一样的政治事业”――表明了划时代的媒介学的变迁。社会主义的生命周期是1831年到1968年，它随着视觉统治时代这一影像新时代的到来而终结;影像战胜了过去那些无形的巨人(上帝、历史、进步)。书籍、报纸、学校――这些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传播者――面对重大的视觉统治的转变难以幸存：在群体理想方面(从全体转向个体);在航向方面(从未来回到现在);在权威的生成方面(从成人转向青年);在精神阶层方面(从知识分子转向媒体);在合法性的证明方面(从理想转向实效);在推动力方面(从法律转向意见);在个人地位方面(从公民转向消费者);在神话认同方面(从英雄转向名人);在象征性权威方面(从可读转向可视);在主体的核心方面(从意识转向身体)。德布雷的结论(他的语调是茫然的还是充满不祥之兆的呢?)是：视图时代的思想网络对社会主义文化是致命的。?

我认为，这些资产负债表和我将要谈到的三种描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三种描述没有令人沮丧的退缩，没有苦痛，没有迷茫，也没有不切实际的乐观：阿兰・巴迪乌(一个前毛派分子)、萨特、阿尔都塞和拉康的信徒对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斗争和1968年五月事件具有无畏而坚定的忠诚;戈兰・瑟伯恩――《新左翼评论》的重要一员，也是激进的60年代、尤其是结构主义时期(在对科学、意识形态和国家大胆而广泛的早期贡献中)的产物――近来将他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和理论眼光转向了现代性和当代理论的变迁;彼得・贝尔哈兹――澳大利亚《论题十一》杂志的创始人之一和编辑――像瑟伯恩一样从资本主义转向了现代性，但这种转向主要是受了卡斯托里亚迪斯、海勒、鲍曼这些马克思主义圈子之外的学者的影响。?

我想探讨一下这三种资产负债表中有关社会主义的描述。我认为，大问题包括：20世纪是属于谁的?如何评价1968年?从1980年到2009年的30年意味着什么?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什么?关于社会主义的传统和未来，我们能说些什么?社会理论的现状和任务是什么?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我将时间大致划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让这些资产负债表围绕这些迫切的问题展开碰撞。?

昨日――谁的20世纪?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近期的回忆录加了个显著的副标题――“我的20世纪人生”。这个世纪是属于谁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极权主义的、美国的世纪，还是完全是别的什么东西?阿兰・巴迪乌的《世纪》迫切而令人鼓舞地直面了这个问题。忠诚是巴迪乌的重要取向，他一直坚持早期的左倾主义。有两个例子说明了这种持续的斗争精神：在回应新闻界对反犹太主义的谴责时，巴迪乌表示，作为直接行动的坚定支持者，他将以一记耳光作出回应，而不是采取法律行动;在《世纪》中，巴迪乌要求我们想一想“直接行动”[3]的乌尔里希・迈因霍夫(Ulrich Meinhof)和纳塔莉・麦尼哥(Nathalie Menigon)。?

巴迪乌的20世纪自1914年或1917年开始，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它属于共产主义。1890年至1914年这特别具有创造性的20多年构成了它的序幕。巴迪乌说，这个世纪始终保持着这几十年的激情和破裂。重要的是，19世纪所宣示、梦想和承诺的，正是20世纪所努力实现、获取和塑造的。“对真实的热情”是理解这个世纪的钥匙，这种热情使这个世纪既富有创造性，又充满危险、暴力和独特性，并成为一个以激进开始的世纪――它力图“将世界历史一分为二”。巴迪乌摒弃了对20世纪――一个使我们背弃现代性的元叙述的世纪――广泛的后现代性的批判，他提醒我们要认识并接受其英雄史诗般的品质，即新人的创造、造就历史的意志、完成这一使命的必然的恐惧、决战的情形、无所不在的分裂：“该世纪的主体性受追求真实的热情左右并被置于决战的范式之下，它在破坏与奠基之间造成了非辩证的对抗。为此，不管是整体还是最微小的碎片，都被认为处于对立的状态;它还断言，真实的奥秘就是这两个方面。” ?

追求真实的热情说明了该世纪被表象、意识形态、伪装和误识所困扰;它也说明了它的猜疑――真实果真是真的吗?它说明了无处不在的清洗或净化。行动(其核心是革命)也与此联系了起来。人们可以在先锋艺术中看到这一切――在这方面，布雷顿和德波是英雄。?

这个世纪对伟大的坚持先于幸福，巴迪乌对此表示赞赏。他还强调了这个短短的世纪对友爱的热切渴望――与竞争的个人主义相对的“我们”。与人们近来对独特个性的再次强调不同，巴迪乌回顾了结构主义的问题：个体的可变性，个体本质的缺失，个体在“我们―主体”当中的消失，个体对追求友爱――新世界和新人类的真实反映――这种“形式上的自由”的摒弃。这种反人道主义反过来又与该世纪对有限之上的无限的渴望联系在一起：我们置于有限个体上的无限;党的坚不可摧，“直到永远”。?

另一方面，巴迪乌认为这个世纪思想的一大弱点是与“真实的呈现”相悖的合法性概念，即在背离民主的情况下强调政治。这种政治是“达成共识的断裂”，或者正如他在其他地方所说的，是“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它遵循某些原则，实际上旨在使受事物主导状态压制的新的可能的后果得到发展。在巴迪乌看来，比较而言，民主对任何内容、原则和信念都漠不关心，它只是数字问题;普选造成了无数可憎的人和事――希特勒、贝当、阿尔及利亚战争。?

这个世纪的残酷、刽子手的恐怖、共享的重要性、人类企图歪曲历史的后果和追求真实的热情是怎样的呢?巴迪乌不为这些问题所动。在寻求自由政治和总体解放的过程中，我们会在“绝对的当下”发现无比的热情。这超越了善和恶：“极端暴力行为因而是与极度的热情相关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对所有价值观进行重估的问题。”?

这样的话语全部来自彼得・贝尔哈兹在《社会主义与现代性》中所说的“温暖的社会主义”(warm socialism)。这个标题的第二个名词已经表明，这种描述与巴迪乌的解释及描述的重点是存在差异的。贝尔哈兹一生都强调从社会主义到现代性、从马克思主义到批判理论的激进主义话语的变迁。但这不是放弃社会主义。贝尔哈兹认为，我们仍然是传统的动物;他将自己思想的形成放置在多元化社会主义潮流的环境中――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主义、议会共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费边主义和英国的伦理社会主义。?

这种多元主义很关键。与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无视差异的做法不同，贝尔哈兹强调多元性，同时，他坚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各种社会主义潮流和马克思主义潮流，甚至马克思的多元性，例如，贝尔哈兹认为马克思有五种不同的乌托邦。贝尔哈兹受费赫尔(Ferenc Feher)和赫勒(Agnes Heller)早期的现代性作品――认为现代性是三种逻辑的复杂交织――的影响，后来又受多个现代性和文明的理论工程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说多元主义是现代性取代资本主义成为分析对象的原因。?

这种多元主义意味着，作为现代性的他我(alter-ego)或反文化，社会主义仍然不可避免，马克思主义也仍然重要，但贝尔哈兹不会将20世纪奖赏给它们。20世纪是谁的世纪呢?贝尔哈兹让人觉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美国、自由主义将共享这个世纪。重要的是，20世纪也是一个极权主义的世纪――“灾难的时代”、“庞然大物与尸体”的时代。贝尔哈兹似乎是在回答巴迪乌，他说道，本世纪过后，人们为个人庆祝，为残暴担忧，情愿接受自由主义，这没什么奇怪的。对于《新左翼评论》认为20世纪终究是苏联的世纪的说法，贝尔哈兹觉得难以接受。这种说法不大对头，一方面是因为它包含了不假思索的反美主义――而我们有如此之多的现代性是美国的或依赖美国的，包括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贝尔哈兹将极左和极右都视为极权主义，这是巴迪乌所绝对摒弃的。在贝尔哈兹看来，至少是对议会形式的敌视和对计划的共同热情，使二者在20世纪30年代联系了起来。这种极权主义的联系不是经由塔尔蒙(Jocab Leib Talmon)、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布热津斯基等冷战战士的传统建立的，而是由卡斯托里亚迪斯、赫勒和鲍曼等人受极左思想激励的作品建立起来的。贝尔哈兹认为鲍曼尤其重要。他指出，我们应该将《立法者与阐释者》看作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姊妹篇，可称之为《现代性与共产主义》。这种看法令人瞩目。?

这样看来，贝尔哈兹认为纳粹和苏联的经验“惊人地相似”。与此类似，马克思提供了一种反政治的乌托邦，并错误而危险地想象了一种历史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终究是生产之镜(鲍德里亚)，并在对无限的理性统治的想象中成为资本主义的伙伴(卡斯托里亚迪斯)。然而，多元主义再次占了上风。贝尔哈兹想提醒我们，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仍然与我们在一起。贝尔哈兹的社会主义太过热情、慷慨和包容了，它不允许将思想家和传统扔进历史的垃圾箱。例如，在有关澳大利亚共产主义的篇章中，他问道：“共产主义者到哪里去了?”共产主义者造就了狂热型和管理型的人，同时也造就了好公民。这些好公民不太喜欢多元主义。我们终究不能眷恋毁灭性的冷战，但他们选择了;他们对鲜明的共产主义准则和价值观的忠诚与“20世纪90年代浮夸的自我放纵”看上去相距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