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毅:救心与救国 ?――鲁迅与现代中国问题

作者:薛毅发布日期:2012-09-21

「薛毅:救心与救国 ?――鲁迅与现代中国问题」正文

今天来讲鲁迅,稍微觉得有点荒唐。因为这几天,中国最有名的一位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先生也在复旦开讲座,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人,也是我的老师,我碰到他时开玩笑说,我是来跟你唱对台戏了。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鲁迅与现代中国问题”,这题目太大了,把握不好。少年中国社替我起了一个正标题“救心与救国”,非常好,但也会有一些疑问:救心与救国,我们救得了吗?所以,我要在“救心和救国”后面加上一个问号,作为我这次演讲的正式题目。当然,加上问号不是意味着我否定“救心”或“救国”,而是把它们作为一个问题。我想从鲁迅的一篇寓言开始讲起。

鲁迅有一本很好的散文诗集叫《野草》,里面有一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不知大家读过没有。文章不长,我先念一下:

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有一日,他遇到一个聪明人。

“先生!”他悲哀地说,眼泪联成一线,就从眼角上直流下来。“你知道的。我所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吃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这一餐又不过是高粱皮,连猪狗都不要吃的,尚且只有一小碗……。”

“这实在令人同情。”聪明人也惨然说。

“可不是么!”他高兴了。“可是做工是昼夜无休息的:清早担水晚烧饭,上午跑街夜磨面,晴洗衣裳雨张伞,冬烧汽炉夏打扇。半夜要煨银耳,侍候主人耍钱;头钱从来没分,有时还挨皮鞭……。”

“唉唉……。”聪明人叹息着,眼圈有些发红,似乎要下泪。

“先生!我这样是敷衍不下去的。我总得另外想法子。可是什么法子呢?……”

“我想,你总会好起来……。”

“是么?但愿如此。可是我对先生诉了冤苦,又得你的同情和慰安,已经舒坦得不少了。可见天理没有灭绝……。”

但是,不几日,他又不平起来了,仍然寻人去诉苦。“先生!”他流着眼泪说,“你知道的。我住的简直比猪窠还不如。主人并不将我当人;他对他的叭儿狗还要好到几万倍……。”

“混帐!”那人大叫起来,使他吃惊了。那人是一个傻子。

“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间破小屋,又湿,又阴,满是臭虫,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秽气冲着鼻子,四面又没有一个窗……。”

“你不会要你的主人开一个窗的么?”

“这怎么行?……”

“那么,你带我去看去!”

傻子跟奴才到他屋外,动手就砸那泥墙。

“先生!你干什么?”他大惊地说。

“我给你打开一个窗洞来。”

“这不行!主人要骂的!”

“管他呢!”他仍然砸。

“人来呀!强盗在毁咱们的屋子了!快来呀!迟一点可要打出窟窿来了!……”他哭嚷着,在地上团团地打滚。

一群奴才都出来了,将傻子赶走。

听到了喊声,慢慢地最后出来的是主人。

“有强盗要来毁咱们的屋子,我首先叫喊起来,大家一同把他赶走了。”他恭敬而得胜地说。

“你不错。”主人这样夸奖他。

这一天就来了许多慰问的人,聪明人也在内。

“先生。这回因为我有功,主人夸奖了我了。你先前说我总会好起来;实在是有先见之明……。”他大有希望似的高兴地说。

“可不是么……。”聪明人也代为高兴似的回答他。

这是鲁迅的一个寓言,里面有三个人物:聪明人,傻子和奴才。我们知道,在近代世界思想史上总会谈论一个主奴结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里非常详细地阐释了这个结构。而当我们讲“救心与救国”的时候,我们看看,对待这个主奴结构该怎么办?奴才该怎么办?拯救奴才的有两个人,一个聪明人,一个傻子。很明显,这篇文章,鲁迅是比较喜欢傻子,不会喜欢聪明人,可是我们把里面的价值判断,情感趋向去掉,而保持一种价值的中立的话,我们可以客观地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聪明人和傻子能不能救这个奴才。也许我们会受鲁迅的暗示,而把聪明人想象成伪善的人,但如果我们把鲁迅式的价值判断去掉,我们会发现聪明人有这个素质:同情,悲悯。傻子好像缺这个,傻子是行动的。如果把聪明人和我们拉近一点来考虑,我们会发现,我们很容易变成这个聪明人。同情、悲悯,多好的素质啊,我们经常会为我们有这种素质而感动,这至少证明自己有良心,证明自己是高尚的人啊。所以我们现在很愿意站在一个聪明人的位置上来看待这个世界,用同情的目光看待受苦受难的人,这被人称之为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好东西吗?假如从感情上来说,可以说是好东西,问题是它救不了这个奴才。他会说:“你总会好起来的。” 他让奴才做了一个梦――你总会好起来的这么一个梦。

和聪明人相比,傻子是一个行动者,而鲁迅是非常强调行动的,所以呢,一般我们看这篇东西,会认定傻子就是鲁迅。鲁迅强调“立意在反抗,旨归在行动”,他很早地在他的《摩罗诗力说》里面就强调这个,他呼唤行动的诗人,而不是在小屋里写几句“啊啊啊”的抒情诗人。傻子就是这样的人,可是假如傻子是鲁迅的话,鲁迅为什么这么困惑?你看整个一本《野草》,按通常的话说,他是不断地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徘徊来彷徨去,一会儿绝望,一会儿希望,一会儿用希望否定绝望,一会儿用绝望否定希望,他为什么搞得怎么痛苦?假如他是傻子的话,他就是有行动能力的,他只要去砸泥墙就可以了。可是我们会发现,在这个结构中,傻子也救不了奴才。我们想象一下,假如我们仅仅是一个傻子的话,我们能不能救心与救国?显然不可能。你有行动能力,你有勇气,这都是好事情,而且我强调一点,在聪明人和傻子之间,当我们发现聪明人不行动,聪明人只说不干是个缺点之后,我们有可能选择傻子这个立场。傻子是有勇气,可是傻子也同样救不了奴才。

怎么办?剩下的出路是,我们放弃这个奴才。可是,假如我们把这个主奴结构中的奴称之为现代中国的话,你会发现,你放弃不了,因为你就在这里面。主奴结构中的奴就是现代中国――这话有没有依据呢?日本有一个思想家叫竹内好,三联书店可能会在明年出版他的一本书叫《近代的超克》,里面汇集了他的主要文章。我为什么要向大家推荐这个人物呢?很有趣,他说,改变他思想的一个机会是他和鲁迅相遇了。他借鲁迅而反思日本,借鲁迅重新思考中国,他在鲁迅那儿发现奴的位置就是现代中国的位置,也就是鲁迅的位置。对此他没加以论证,可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间接的证明,来证明奴的位置就是现代中国的位置。这就是《阿Q正传》。鲁迅很明确地说要借此来画出一个现代国人的灵魂,他很自觉地借阿Q来思考现代中国的问题。而阿Q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主奴结构里的奴才。怎么办?奴才在这个结构中可以有什么样的行为?一个行为是借助于聪明人而做梦――“你总会好起来的”――不改变这个主奴结构。聪明人很同情他,他得到安慰了。还有一种,就像是傻子似的反抗,但反抗以后是什么呢?革命来了,阿Q也反抗了,鲁迅赞同他反抗,但鲁迅在继续思考,他如何反抗?鲁迅发现这种反抗是让自己变成主人,阿Q反抗,变成什么?他好像要变成赵太爷了,去奴役王胡与小D了,也就是说,他变成主人的同时,复制了一个新的主奴结构。鲁迅很早就发现,中国所谓的农民起义正是在复制这一结构,项羽看到秦始皇时说:“大丈夫当如是”,刘邦看到秦始皇时说:“彼可取而代之也。”这不是鲁迅所要看到的。他不希望现代中国变成这样。近现代中国有一些思想家、先知们指出了中国另外一条道路:向西方学习,借助西方去反封建,然后来改变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但鲁迅发现了一个问题,当你开放式的走向世界,外来的人跑进来了,取代了一个旧的主人,这时候又是一个主奴结构。――这一点是不被人承认的,而是鲁迅看到的。

我们通常把鲁迅看成是中国内部问题的揭示者,而不考虑世界因素。我们潜在地有一个判断,世界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只要借助于世界的力量,中国的内部问题就可以解决。80年代以来鲁迅的形象就是这样的。

我们处理鲁迅的方式很奇怪的,我们接受鲁迅的一部分,然后排斥另外一部分。鲁迅可能是通过两种阐释方式而影响诸位的:一个是五六十年代形成的鲁迅观,把鲁迅前期的思想作了所谓“一分为二”的分析,说成是有局限性的,然后强化鲁迅后期的思想,因为其中有大量反帝的内容,这是和49年建立新中国时的文化想象有关,因此要借助于这一点。80年代以来,又把对鲁迅的认识作了一个大调整,把鲁迅前期的思想抬得非常高,同时贬低鲁迅后期的思想,因为后期的鲁迅不纯粹,没有文学作品,只有大量的杂文,而杂文在80年代后期看来是不属于文学作品的。还有一点就是鲁迅和左联的关系,鲁迅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鲁迅和左联有着太密切的关系,在这个组织里头,鲁迅妥协太多了。

80年代以来对鲁迅思想和形象的建构是依托于他前期的思想,鲁迅是一个“立人”的鲁迅,强调个性主义的鲁迅。你要从他的文学作品里发现他不是一个个性主义者也难。这个观点是建立在对鲁迅后期思想的贬低之上的,它没有容纳进后期鲁迅的思想,把鲁迅对西方世界与现代中国的关系的思考容纳进来。因为80年代的知识界是强调要“走向世界”的,这个“世界”,就是胡适所谓“充分世界化”意义上的“世界”,也就是“西方”,80年代以来,知识界把这个“世界”当作了解放的力量。但这个“世界”能救中国吗?说白了,西方能救中国?30年代上海,西方进入了中国,依照80年代的观念来说,鲁迅应该对此热烈欢迎啊,因为鲁迅不是总强调反中国传统和专制,不是总强调向西方学习吗?但是,鲁迅所说的向西方学习,和 80年代知识界要求中国一头扑进世界的怀抱里是两回事。所以,鲁迅在30年代并没有敲锣打鼓地欢迎洋鬼子的到来,相反,鲁迅以上海为对象勾画了一个中国的图景,又一次发现了主奴问题。在上海,处在主人位置的是洋人,然后,还出现一批特殊的中国人,即跟洋人靠得特别近的中国人,是有西崽相的中国人再往下,是一般的中国人。

我们读30年代关于上海的小说,一般都会喜欢那种“新感觉派”,如施蛰存,穆时英,讲述上海的大都市的故事,但我们不太喜欢读茅盾的小说,不喜欢《子夜》,看他的书很累,很不好看。不像张爱玲,读起来就很舒服。而且据说《子夜》是一部主题先行的作品,茅盾在当时参与讨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时,他不写论文,写《子夜》这部小说,所以我们认定它不是好的文学作品,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就觉得这不是文学应该关注的内容,文学不是这样的,因此我们排斥它。30年代茅盾也是有意识地构筑了一个中国的图形,把他的《子夜》和《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和《残冬》以及《林家铺子》合在一起看,几乎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的图形。中学是我们应该学过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农民不明白一个问题:多收了为什么没用?《春蚕》里有个老头叫老通宝,他不知道30年代的中国在慢慢进入所谓的世界大潮,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到了中国,波及到了农村。

其实《子夜》有个很好的开头:大老板吴荪甫开着一辆雪铁龙轿车飞驰过了外白渡桥,接他老子吴老太爷,一路沿着南京路走,吴老太爷被吓死了,因为整个上海震惊,犹如子不语的怪力乱神。吴老太爷从农村跑出来,因为农村在闹土匪,闹“共匪”,乡村结构被打乱了。吴老太爷逃到上海,又被上海的花花绿绿吓死了。那一段写得非常漂亮,车一路过来,电线杆像一棒一棒向吴老太爷身上打来,可忽然又不见了,他转过头来一看,一个女的穿得非常坦露,他不喜欢回过头来往外一看,外面是一个摩登女郎坐在黄包车上,翘着一条腿,又不行……回到家,一看有个电风扇,一盏灯在转来转去,没多久,他就死掉了。有一个知识分子在吴荪甫家里,他说,这是古老的僵尸在现代的风化,活该。我们读这一段时,不会对吴老太爷产生丝毫的同情,因为这是古老的僵尸在现代的风化,所以活该,我们认同这个知识分子的观念。从新文化开始,我们不是要反对传统,追求现代吗?我们要打倒孔家店,封建家长要控制我们,我们年少的中国要逃离孔孟之道,反抗封建,走到一个现代的中国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是这样的,新青年得离开老中国,我们呼唤的对象都是年轻人。。二十年代的青年们往往是这样想的。然后这些青年们迎来了三十年代。三十年代,人们呼唤的那个“现代”真的来了,而“传统”呢,还保留着,两者分属于不同的区域。“现代”在哪里?在城市里,在上海。传统在那里?在农村。二十年代,人们呼唤的是一个现代的中国,人们在反叛一个古老的中国。到了三十年代,不是现代的中国与古老的中国之间发生二元对立,而是现代的城市与古老的乡村出现了二元对立。《子夜》里的知识分子叫范博文,他依托二十年代的现代观来判断三十年代的中国问题,所以,在他看来,古老的乡村在现代的城市里死掉,是活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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