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森：“主义”与“学问”

近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始终有两股巨大的力量在竞争，一股是倾向于自由、解放的思潮，另一股是信仰的、统制的、定一切于一途，希望建造一个强大国家的思潮。 这两种势力有时互相交织，因缘为用，但大部份时候是争持、对抗的状态。在一九二○年代新主义崛起之后，这两股力量的竞争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峰。“主义时代”表现在思想文化上的，便是希望以某种主义去指导、规范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的活动。但是从清末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有一个“新学术运动”在逐步成形，它认为学术、文化发展的基础是自由，是不受任何教条的指导或干涉；这个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得到了长足发展，因此与一九二○年代的“主义”狂潮形成了根本的紧张。此后，“为学问而学问”或“为主义而学问”，“专家指导社会”或“革命家指导社会”，提倡教育、学术、实业救国，或是认为“在社会革命成功之前，用不着人才”，成为互相争衡的两股势力。

一、为政治奠定一个非政治的基础

晚清以来，中国因为被西方一再地击败，许多人开始认真思考救国的道路，逐渐形成了一条主线，向西方学习，以期最后能迎头赶上西方。他们先在器物层次上努力，接着在政教制度上努力，但是慢慢地发现这些都不是治本之道。他们开始了解到，西方富强的秘密是在其思想、学术、文化，因此，有一批人立志要为富强找到非物质的基础。他们领略到，中国的衰落，最根本的原因是学术不如人，其余是枝节。我把这种自觉意识及后续发展笼统地称之为“新学术运动”。不过，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个运动真正成形是在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事。

“新学术运动”与清末以来逐渐形成的一个新知识阶层分不开，它有许多特征，此处我只举出与本文比较有关的几点略加说明。第一、一九○五年废科举之后，仕学合一的传统中断了，“学问”与“作官”变成两回事，学问的性质遂产生了根本的改变，学问不再需要与现实致用紧密相联，而且扩大了无限的天地。第二、新知识阶层的成员，渐渐对传统文化采取疏远或决裂的态度，所以他们倾向于站在一个比较批判的角度对待传统学问。第三、新知识阶层大多直接或间接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在科举废止之后，他们往往依恃对西方的了解而得以保持其社会菁英的地位。在新学制建立之后，新知识阶层的组成份子主要是各级毕业生，从学校中所习得的也大多是一般人所陌生的西方知识。

由新知识阶层所主导的“新学术运动”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第一、对“知识”的看法与传统有所不同，传统士人认为重要的知识带有浓厚的求道或致用的性质，但”新学术运动”认为应该由“求道”转向“求知识”。我们不能忽视这种新知识观的解放作用，它使得追求学问的态度、学问的价值层级及学问世界的范围产生极大的变化。第二、他们并非不理会学术致用的问题，而是主张提高到另一个层次来看“用”，“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庄子》），刻意求立即可见的“用”，反而无用，或只能有小小的用处。 第三、“大学”性质的变化。晚清以来的“大学”观，经历过一些变化，最早期如熊亦奇的《京师创立大学堂条议》中所设想的大学，基本上是最高一级的学校，并没有从事高深研究的意涵。 但到了新文化运动前后，“大学”逐渐脱胎为一种追求高深学问的机构。第四、他们刻意提倡“教育独立”与“学术独立”，用蔡元培（1868-1940）的话说是“超轶乎政治”之教育， 陈独秀（1879-1942）在一九一八年所写的一则《学术独立》中说：“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 这些口号一方面反映西方学术的实况，另方面是对圣道王功、伦理教化的传统宣告独立，同时也是为了与民初混乱黑暗的现实社会保持距离。一九二○年代中期，尤其是北伐以后，则是不想受到来自左（马列）、右（国民党）两种主义及政党的干扰。他们在学术研究、艺术、文学等方面皆提倡不问现实只问真理，比较常见的口号是“为学问而学问”。第五、他们认为，中国的最根本问题是没有人才，应该由潜心于各种专业的现代专家来指导社会，而不是由旧士大夫或革命家来指导社会。

以上几种特质并不是一次发展而成的，在清末只有一些零星的看法，在新文化运动以后才渐成势力。对晚清以前的中国人而言，这种知识观是极度陌生的。当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后，他有机会开始为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学术的社群，并成为领导者。

蔡元培是晚清翰林，以翰林的身份参加革命，在当时的革命团体中可说是非常罕见，但是他还有一项令人瞩目的行动，即在一九○七年，以翰林的身份赴德国留学。

二、德国学术之影响

“新学术运动”的领导者们如蔡元培、胡适（1891-1962）等人，对西方学术的了解，主要是受到德、英、美、法的影响，但是美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把大学看作研究院的思想源头还是来自德国， 所以十九世纪初洪堡德（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进行大学改革以来的发展深深吸引蔡元培。蔡元培在清末曾经说过：“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他先赴青岛学习德文，然后前往德国。

现代大学的“研究”、“教学”双元标准是十八世纪后期、十九世纪初期在德国产生的。依据近人研究、在十八世纪前半叶，德国大学教师的聘用、升等，靠的主要是人际关系，在十八世纪后半，开始有一些大学（如哥廷根大学），及一些大学制度的改革者强调研究出版，以增加学校的名声。但是鼓吹研究出版的人往往也认为，教学才是教授的第一要务，而且当时所谓的“研究出版”，包括教科书、通俗读物，与十九世纪的高深研究并不相同。在十八世纪末，即使提倡研究出版，仍有人认为教授主要的工作不是发现（discover）。他们认为“发现”是少数天才的工作，而且常常带有偶然性，并非每一个教授都能够“发现”一些新东西，所以用“发现”来衡量一般大学教授是不切实际的。到了十九世纪初叶，尤其是洪堡德改革之后，大学在聘人及升等方面，才敢普遍地采用现代人所熟悉的“研究”及“教学”二元制，而且把“研究”摆在第一位，认为大学除了教学之外，最重要的工作是从事高深且具创造性的研究。当时所谓的研究出版，不再是教科书之类的东西，而是指只有同行才能欣赏的窄而深的研究。

除此之外，十九世纪德国的许多大学教授，把学术的非现实性当作学术自由的保证，并提倡学术独立，认为学问不应该汲汲于求得立即性的、实用性的效果，但仍然认为学问不能与生活完全分开。

蔡元培到德国求学时已经远在洪堡德大学改革近百年之后， 他进入莱比锡大学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一直到武昌起义后才束装回国，并于一九一二年一月，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同年七月去职之后，再度游学于德、法两国，一直到一九一六年冬才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当时中国学界中，他应该算是对西方学术研究精神与高深学术建置领略较深的人，所怀抱的理想也与他人有所不同。他执掌北大后，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说，“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故大学不是京师大学堂一般的官僚养成所，也不只是在课堂上听受知识，也不是为了“学成任事”，而是为了创造知识。 这几句话在今天看来平淡无奇，但是若对照传统中国的学问观，及民国初年的整体社会文化环境，却是非常突出的宣示。

蔡元培的学术态度是对于各种学说，依世界各国大学之通例，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兼容并包。他并强调以大学为全国文化的中心：

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

吴稚晖（1865-1953）形容蔡元培一生的独特怀抱时说：他最大的理想是中国要出几个大学问家，认为如能出几个大学问家，则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必然不被轻视。 然而更重要的是，他深信道德与学术可以救国这个信念，临终遗言便是“道德学术可以救国”。 蔡氏屡屡提出“读书救国”，或是“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把读书与救国相提并论，其意态是非常清楚的。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为了鼓舞学生潜心研究高深学问，创立了各种研究所，作为高年级学生研究的场所，同时办了不少“研究会”，提供学生研究切磋的机会，这些作为在当时都是非常具有创新性的。 我们如果翻开《北京大学日刊》，便可以看出当时北大教师、学生，尝试推展各种研究的蓬勃气氛，而北大的模式成为后来中国各种高等学术机构的模范，它标志着一种与传统中国知识生产模式的断裂，及研究、创新知识的新机制的形成。

吴稚晖的思维比蔡元培更为现实，他不大在乎蔡元培所强调的形上部份，而是更贴近实业。但他认为实业中有几种层次的分别，如果全国皆是实作的工匠也还是不行的，必须有一批人研究高深的“实业之学”，才有希望带动一国的实业，故他屡言要“力争科学之上流，以树其导标者”，要能有拿不起斧头、凿子，“寒暑手一编之通博文人”，成为“工学名家”，而后一国实业才有希望，因为“高材多则中材自不可胜用”。 他还把科学提高到道德层次──“主张物质文明的人，似乎主张得博爱更切”，“我们正就要仗着物质文明，达到圆满慈爱”， 甚至说出“领我们同进大同博爱世界，便是机关枪”的话。 而且还把工业化与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理想联系起来，认为一个国家愈工业化，愈能实践社会主义，世界大同亦愈有希望。 吴稚晖在鼓吹高深的科学研究之外，还鼓吹所有人都能在工厂中劳作，既有高深，也能普及，他总结这种主张为“工学主义”。蔡、吴的学术思维有所不同。蔡元培很重视人文学科，吴稚晖则统称之为“混蛋的”人文学科，他反对哲学、文学（“混蛋的文学和哲学”）， 连法学、政治学也在蔑弃之列。 他不止一次明白宣称自己“信仰着科学”， 崇拜机器，希望“鼓吹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出来”。 蔡元培对“主义”较不感兴趣，而吴稚晖则把他的“工学主义”放在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的架构下，但归根结底，他们在一个没有多少现代学术根基的国度里，提倡高深学术，提倡教育、实业的用心却是一致的。

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1881-1973）、张静江（1877-1950）等辛亥革命的元老，怀抱比较相近；他们认为，辛亥革命看似成功其实失败，一致认为学术不发达是一切失败的主要原因；他们所向往的境界是由一批学有所成的专家来领导社会。他们强调一种新的“社会中心论”，认为以当时中国的空虚、混乱，如果能有几十个大学问家作为社会重心，则国家可以得到比较健全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后来都是成立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或其它高深学术机构的热心支持者。

提倡学术、教育、实业救国的人，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范源濂（1867-1927）、丁文江（1887-1936）等都应该包括在内。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气氛下，他们零星的言论统合成一个有点笼统但却很有力量的大方向。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两个口号“民主”与“科学”，为”新学术运动”定下了方向。在过去，科学是一种默默的实践，现在是有意识的提倡，是举国嘱目的口号，是一种所向披靡的主义，有时候还被抬高到宗教的高度，出现了科学可以解释一切，支配一切的高贵梦想。

胡适并不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他的科学知识也相当有限，但对西方科学的活动有相当的了解，他是“提高学术”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提倡者，而且在五四运动之后面临“主义”及学生运动挑战时，态度始终不曾动摇。胡适这方面的言论相当多，从早年的《非留学篇》，到《提高与普及》、《学术救国》、《论学潮》等大量文章中，反复陈明这个宗旨。胡适反对当时“普及学问”的思潮，因为他认为当时中国还没有东西可以“普及”，他反复强调要“提高”──“我们没有文化，要创造文化；没有学术，要创造学术；没有思想，要创造思想。”要“无中生有地去创造一切”，“我们若想替中国造新文化，非从求高等学问入手不可”。 又说：“你们知道无论我们要作什么，离掉学术是不行的”，“所以我主张要以人格救国，要以学术救国”。 一九二二年他们办“努力社”时，社员的标准是要有操守，要在自己的职业上占得住， 所向往的是形成一批有学问的专家来领导社会。

胡适的主张显然近于蔡元培。他在五四运动之后，已经敏感到学生运动的大潮逐渐淹没一切，所以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态度鲜明地鼓吹学生回到教室，从事“绝不关时局的学问”，为中国建立一个精神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