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二十世纪中国士林心态

全球现代化之源盖出自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为当今世界的形成提供了文化层面的基础价值理念――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博爱、自然，等等。这些价值理念之所以渐行渐远，成为全球普世价值，乃是它们所裹含的内涵得到实践的业绩支撑，为全人类带来利益――既支持社会进化，提高生产力，又优化人文环境，提高社会和谐度。真理的价值当然扎根于形而下之利益，而非形而上之教条。这一常识在一向爱唱高调的中国，如今还是需要红着脸才能承认。就是这一低头的“红脸“，恰恰代表性地说明我们文化层面与西方欧美的差距。

不服输的晚清士林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方整体差距显性化，几条军舰数千英军就让天朝上国签订城下之盟――《南京条约》。现实逼着寰内士林必须“睁开眼”，必须“推窗西望”，追赶成为必须接受的现实。此前，中国士林一向自我感觉良好，若无西方炮舰怒海而至打上门来，怎么可能揖迎西学？有何必要“推窗西望”？救亡乃晚清打开国门必不可少的现实驱动，无论严译论著或林译小说，直接动力均来自救种图存这一时代大主题。

1894年甲午之败，使维新党人发现洋务运动的局限，仅仅“师夷长技”不行，救亡必先启蒙，必须将昏昏国民从沉沉愚昧中唤醒，否则信息占有不对称，知识弱化，智力愚昧制约整体能力，无法有效救亡。于是，启蒙成为第二时代主题。就两大主题而言，从社会的直接需要上，固然救亡压倒启蒙，但从问题解决的先后序列上，则无启蒙就无救亡。一个对西方现代文明一无所知的人，也就不具备进行救亡的能力。从物质文明落后进到承认精神文明落后，这一“红脸”也是被现实逼出来的，被英国军舰、法国陆军、日本海军打得才谦虚的。

从汉唐宋明输出型的泽远四夷，转至输入型的“师夷长技”，再进至用西学启蒙国人，士林必须转弯子，必须承认人家西学胜我一筹。可这个腰不是一下能折下来的。“中体西用”这一口号的出现，表明中国士林对中西学基本态势的认定：中国精神文明第一、西方物质文明第二，如此排序，不服呵！西方不就是有点硬梆梆的“坚船利炮”吗？我们东方可是有两千多年的精神文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方之学只能拿来一用，不可能也毋须以“用”为“体”。我们整体上还是强于你们西方！

晚清士林认为西说功利鄙贱，无遮无掩，岂可等同我风流蕴藉的汉学？只须读读多尔衮致史可法的劝降书，握剑文字还那么谦恭有礼，难道不比你们直来直去的西学有蕴藏更高明么？其实，耻谈功利，正是我传统文化一大弱点，致使各种支柱性观念盘旋空中，空疏高蹈，不少道德标准脱离人性脱离现实。如高标准严要求的“二十四孝”，文革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MSOffice6] 。

19世纪70～80年代的洋务运动，中国留学生到欧美拼命学习造船造炮（北洋水师将领大多留德），日本虽习理工、经济，亦学习人文、法律，德相俾斯麦掷言：“日本渐兴，中国渐弱。”[1]

思想史家指出：中国现代思想史第一阶段――戊戌时期，几无任何指导性哲学理论，只有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上的零散观察与比较。西方以实力与富足十分现实地启发教育康梁一代士子。康有为对儒学的修正、严复对赫胥黎《天演论》的译介，形成儒家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改革提供哲学基础，从而将改革推向第二阶段――辛亥革命。这种中国化（即折衷化）的改革哲学，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具有强大吸引力，形成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第二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

从思想深处，即价值认同上，晚清、民初的数代士林并未彻底“谦虚”。晚清士林以“中体西用”收官，给出最后的判断。民初第二代士林（即辛亥一代），因大多留洋（至少留日），摒弃“中体西用”，认定既要学“用”，更要学“体”，作为代表性成果，便是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其社会改造方案十分彻底，亦可谓“全盘西化”。此时，一战爆发，从而改变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方向。如果说战争爆发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对中国来说，这一“偶然”改变了“必然”，使中国走出原本不可能的历史轨迹。

一战后，西方维多利亚时代的良好感觉不再，价值自信发生动摇，科学万能、理性至上等价值理念崩坍，西方文化对文化本身产生失望，即西方士林对近代文明的正确性产生质疑，涌起一股别找药方的思潮。1919年，一位美国记者对游欧的梁启超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梁启超听了很受用：“我初初听见这种话，还当他是有心奚落我。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梁启超看到一战后欧洲的破败，认定：“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2] 居然还以为中国是未受污染的世外桃源，中华精神文明可拯救物质文明破产的西方！

梁启超的“开步走”当然来自“不服输”心理，如果东方学说能够拯救只有物质文明的西方，岂非大大好事，岂非中国之大骄傲？既然人家都那么承认了，等着东方文明输入，那么…… 中国士林在西方的误导下，又一次开始脱离现实。

“不服输”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士林不断左翼化的价值幽灵，历次民族主义狂潮的直接驱动。虽说利弊双刃，“不服输”心理也有一点正面效应，但从整体战略态势上，“不服输”迟滞了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脚步。这一态势直至改革开放后才渐渐扭转，才正式承认“应该虚心向人家学习”。很简单，当你觉得人家还不如你的时候（如梁启超），人家要靠你去拯救，还有向人家学习的必要么？还会有谦虚的心态么？这不，五四后胡适等人提出虚心向西方学习，立遭掷嘲：“月亮也是外国圆！”事实上，人家文艺复兴三百年、不断革命二百年（从英国革命至美国独立），才积累下这点经验沉淀――议会制度、联邦政体、分权制衡、民主自由、人权人性，再要创新，也得先学之后疑之。还未开始学习继承，先质疑人家的完美性合理性，驾着小舢板上嘲笑人家万吨轮的不完美，还觉得很英武很伟岸，还能学好人家的东西吗？

追赶下的急躁

王富仁先生将社会功利开路的中国现代化文化发展序列判认为“逆向性”：物质文化追求（洋务运动）――制度文化追求（维新运动）――精神文化追求（五四运动）。西方则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科技大发展，符合社会内部运动需求的“顺向性”：先从精神追求出发，到达制度文化，最后再追求物质文化。王富仁认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缺乏内部动力机制，过分依赖外部动力机制。[3]跳过从精神到制度的酝酿准备期，欲直接摘取最后的桃子――物质文明，自然过于性急。不修台阶，就想将中国推向现代化山顶，可得乎？

正因为我国现代化是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各种刺激下启步，先天追赶型──希望在最短时间内从农业文明跨入工业文明，利用别人的经验跳过失败直接摘取果实，意图固然可爱，却违反历史常识。

追赶之下，总会带有一股急猴猴的躁动情绪，加上总是想迅速超过西方的“不服输”，成为二十世纪左倾思潮迭次掀起的文化总根源。渐进式变革“一万年太久”，不屑一顾的爬行主义，以彻底宏观改造、重起炉灶为职志。

戊戌前，王照（1859～1933）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人才，然后再搞变法，康有为回答局势严重，来不及了。1904年3月1日，刘师培（1884～1919）以“激烈派第一人”自命，在《中国白话报》上撰文《论激烈的好处》，呼吁摒弃温和的改良，走向激烈的变革。1905年，主张渐进的维新派与主张突变的激进派爆发东京大论战，激进派大获全胜──得到绝大多数青年士子认同。这场论战决定了中国百年历史走向，已埋下最初的左倾根苗。康梁主张不要学法国革命，看到暴力变革的负弊，但没人听，甚至引不起注意。

1905年，严复与孙中山会晤于英伦，谈及是否走革命道路，严复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也。”孙中山回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4]孙中山认为思想家的严复缓不济急。青年蔡元培也十分激进，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某次宴会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梁维新不彻底，揎臂而呼：“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5]

辛亥革命后，青年顾颉刚（1893～1980）加入中国社会党，多年后回忆：“我们这一辈人在这时候太敢作奢侈的希望了，恨不能把整个的世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彻底的重新造过，种族革命之后既连着政治革命，政治革命之后当然要连着社会革命，从此直可以到无政府无家庭无金钱的境界了。”[6]张国焘（1897～1979）晚年也说：“一般青年的思想是在从一点一滴的社会革新、走向更急进的政治改革方向去。”[7]

只有经历了政治革命，方能认清从根基处变革的重要性。于右任回顾创办上海大学：“思以兵救国，实志士仕人不得已而为之；以学救人，效虽迟而功则远。”[8]以今日眼光，革命家实在有点急于求成多多浮躁，治表不治本的左倾之苗已然浮露。1905年，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革命家的秋瑾居然为之感到鼓舞，只有思想家的鲁迅看出了同学们一片欢呼中的不祥之兆。直至1990年代，中国士林才有人认识到：“现在看来，（康梁）是有道理的。”[9]

大革命时期，汪精卫（1883～1944）很左：“革命的往左来，不革命的滚出去！”[10]汪氏口号一时成为国民党各级党部的门联。1923年，武昌高师附小教师陈潭秋（1896～1943）向学生伍修权启蒙：“什么‘教育救国’、‘工业救国’都是没有用处的，只有彻底改变社会制度，才是消除社会弊端的根本出路。”[11] 改革计划越宏观，自然越不容易实现。 否定具体点滴的改良，宏大改革也无法真正完成，宏观毕竟由微观组成。

不顾现实基础的急行军，走得太快，成为日后极左灾祸之肇源。从逻辑上，一旦接受了一个错误的价值出发点，就无法不接受其后的逻辑与结果。文学史家夏志清：“国共合作期间（1923～1927），急进派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影响力和人数都增加不少，清党后这些人大半还是跟着共产党走。” [12] 1929年，不少社会中下层人士与青年国民党员都同情中共。[13] 1929年，国民党湖北省烟税局长吴国桢（1903～1984，后为武汉市长、上海市长、台湾省长）也亲共：“有一度我竟认为不管共产党有什么毛病，看来他们总愿意更多地为国家的福祉而奉献，因此我打算暂时放弃在中国的事业，到苏联去实地研究共产主义的运作。只是由于意外的天命，我在最后一分钟未能成行。”[14]

十七世纪法国法学家让・多马（Jean Domat，1625～1696）：惯例乃是自然法的一部分。[15]长期形成的自然之物总是博弈之果，社会制度亦然，必然具备一定的相对合理性。无视客观制约因素，理想代替现实，缺乏经验支撑，道德完美主义，其实比“守着前人过日子”更可怕，极易闯大祸。真正理想的社会改革当然应以最小代价为前提，且变革的必要性必须为其后的社会效率所证明，即必须要得到利益的支撑，能为大多数人带来“看得见的利益”。那种以未来效率为论据的论证方法，事实证明万不可取。因为，这种论证方式无视牺牲一代人的利益。难道为了下一代，可以无礼老一代的生活质量么？

所有极左思潮的共同特征就是否定一切传统、扬弃所有经验，“觉从前种种，皆是错误，皆是罪恶。”[16]维新改良派发动的波澜壮阔的排荀运动，十余年间将两千余年的中国学术，从汉代的古今经学到宋明理学，直到清代的义理学、考据学，词章学，无不加以抨击，为后来“全盘否定”的激进思潮提供了社会土壤。五四喊出“打倒孔家店”，表面上有利于形成思想革命高潮，但却为后来种种悲剧埋下致命祸根。如今全球遍布“孔子学院”，可不是真正“胡汉三又回来了”？我们有这么一位“东方苏格拉底”的祖先，高兴自豪都来不及，为什么要“打倒”呢？后人真是一想就要发笑。

可在当时，“打倒孔家店”口号一起，历代经验凝聚而成的传统就这样轻易被抛弃，历史理性闸门就这样悄然被撬开，思想界顿失检验各种新说的经验之尺。越走越偏虽有错综复杂之因，文化上缺乏检验之尺，乃为根本。因为，没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护航，极左思潮不可能形成如此巨浪。极左文化乃是极左大潮不可或缺的底座。

夏志清评析：“文学研究会认真研究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