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毛主义和“文革”与新加坡左翼运动间的关系

引言：“新加坡故事”与“文革”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这是“文革”时期一首人人会唱的歌，整个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政权在自我赞美方面能够达到这一高度。但是本文要介绍的并不是这首歌在中国大陆的传唱，而是它在新加坡的流行。

20世纪60年代，就在中国大陆人人高唱这首歌的时候，在新加坡的一些幼儿园，五、六岁的儿童也在台上高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唱完之后他们还跳“忠字舞”，表演“姐弟救亲人”的小话剧，剧情是年幼的小兄妹在玩耍时发现了受伤并被追捕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战士，他们不顾生命危险把革命战士掩护起来，最后以参加土地革命，打倒地主阶级收尾。在很多当时的剧照中，可以看到儿童手舞红缨枪和木枪在毛泽东画像下高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冲锋陷阵”的情景。剧情介绍也用毛泽东语录来收尾：“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这些儿童是在“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主办的幼儿园里接受的“文革”教育。“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是一个左派组织，深受毛泽东思想影响，实际上是马来亚共产党在新加坡的统一战线组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原来同属英国的马来亚殖民地，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分别独立后，马来亚共产党要参加中共“世界革命”的宏伟行动，在中共支持下不承认这两个新国家，认为是新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阴谋，坚持武装斗争。60年代马共的新加坡支部建在印度尼西亚，由马共领导人之一余柱业主持。当时印尼掌权的是亲共亲华的苏加诺，余柱业就从那里遥控新加坡的斗争。1963年余柱业担任马共南方政治局书记（负责新加坡的工作），用周恩来为中共地下斗争制定的“十六字方针”作为马共在新加坡活动的原则，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1]当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可以公开活动的“社会主义阵线”（以下简称“社阵”）实际上成为马共的前线组织，它退出议会，走上街头，在不拿起武器的前提下紧紧追随马共的路线。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个地区的左派力量深受鼓舞，认为这是世界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的标志，于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造反、个人崇拜等“文革”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渗透到新、马两国的公开左派组织中，在这块被中国人称为“南洋”的热带土地上掀起了一股小“文革”潮流。当时和“社阵”一起组成新加坡左派阵营的还有规模稍小的新加坡人民党，加上很多左翼工团、职业工会、青年团体和文艺团体。很多大中学生以学生组织和个人身份参加了左派运动。

今天，虽然威权统治和一党独霸仍然给新加坡留下了实现民主化的重要课题，李光耀实际上的终身制和他的父权制的施政风格（即以政府和整个民族的家长自居）给新加坡的民族个性带来了消极的影响（用中国传统政治术语似乎可以称为“顺民”），这些特点使新加坡在国际上时被诟病，但不可否认，新加坡是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后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极少数国家之一，在短短数十年里就被联合国列为发达国家。新加坡尽管政治上没有实现民主化，但建立了廉洁有效的政府，实现了法治，给所有公民提供了充分就业和较高的生活条件（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绝大多数公民都拥有住房的国家），社会秩序良好，个人安全得到保障，环境整洁优美。在国际上，新加坡的良好声誉完全不依赖所谓的“综合国力”，充分证明“只有国家强大了，人民才有尊严”的说教不过是无稽之谈。在这样的发展基础上，一个“新加坡人”的民族认同被公民普遍接受并引以为豪。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多数新独立国家都以前殖民时期的历史和传统作为构建新民族主义的基础，但新加坡面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新加坡在被殖民以前基本没有完整的历史和民族概念，所谓“新加坡人”和“新加坡民族”的观念完全是在60年代中期独立以后匆忙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没有历史依托的国家，能够在短短的数十年间构建民族认同感并将其植入人心，其艰难比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尤甚。反观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虽然民族早已独立，但人民难以产生引以为荣的民族认同感，困扰当今世界的大量的难民和移民问题就是例证。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新加坡面临发展歧路。如当时一些观察家所担心或者希望的那样，它有可能成为“东南亚的古巴”，因为在马共影响下的左派势力在新加坡非常强大，他们推动反殖民运动的背后是要在新加坡建立亲共的社会主义政权。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为了从英帝国主义下取得独立，曾经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和左派结盟，其时正势如骑虎。但就在独立之后不久，新加坡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本来非常有希望主导政局的左派在短短几年间完全失去了曾经拥有的群众基础，不仅未获得掌握政权的机会，还丧失了在合法途径下作为在野党利用社会舆论和群众组织影响国家发展的地位。今天的新加坡有一些要求多党民主和公平选举的政治反对派，但却没有任何成气候的左派势力。

新加坡左派的结局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二战”后曾经在民族独立运动和社会改革浪潮中影响很多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左派势力，后来大多数都失败或衰落了，导致这种结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的冲突。这种冲突常常伴随暴力和血腥镇压，在民族历史上留下一个难以理清的冤孽结。其中一些国家的左派上台，不但镇压民族主义者，而且消灭传统精英，改造知识分子，留下了更不堪的血腥记录。因此可以说，在很多国家，左派和右派的消失都是暴力的结果。但是，新加坡民族主义政党（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在左派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中没有欠下一笔血债，它虽然独霸政权，把很多左派人士投入监狱，但没有判处一个左派人士死刑，没有一起肉体折磨的案例，也没有暗杀、绑架等行为，所有案例都依法解决，当事人如果悔过和愿意出国，当局一概放行。可以说，英帝国留下的宪制和李光耀集团牢固的法制意识使得他们把和左派的斗争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

那么，新加坡的左派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左派历史学者常常归因于李光耀集团从英国殖民当局那里得到的支持，李的手段、策略和在法制范围内对左派势力的全面压制。例如新加坡政府以教育改革为名把教育的主要媒介由中文改成英文，大大削弱了以中文为主要传播手段、以华人为主要对象（新加坡人口绝大多数是华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阵地。

新加坡官方历史有一个由李光耀本人阐述的从第三世界跃进到第一世界的“新加坡故事” 这是他那两卷本回忆录的副标题。在这个“新加坡故事”中，李光耀承认，共产党和很多左派是全心全意为左派的事业而奋斗的人，很多个人值得他钦敬，但在取得独立之后，他们盲目追随北京的东南亚路线，不承认新加坡独立和新马分治的现实，认为这是新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阴谋，完全不懂得新加坡人民到底需要什么。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在独立后的国会中占有13个议席（一共53个）、业已成为第二大党的情况下，其领导人李绍组却宣布“社阵”的议员退出国会，抵制宪制，“把斗争带到街头去”。“他从北京电台广播的新闻中得到灵感，决定仿效疯狂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当中国的红卫兵走上街头时，李医生（注：李的职业是医生）也下令新加坡的社阵支持者举着横幅和标语牌上街，在小贩和流动夜市等群众活动的地方示威，跟警察发生冲突。”正是这些行动显示了这个政治力量的本质，最终导致了其群众影响的衰败。回顾当初的情形，李光耀不无庆幸地说：“李绍祖不但使共产党统一战线变得无能，他实际上也把宪制舞台让给了人民行动党。那是个代价很高的错误，它使人民行动党在之后的30年在国会未受到挑战，占尽支配地位。[2]

这个李光耀版本的“新加坡故事”离历史真相并不太远。这里的“并不太远”，不是说它对中国“文革”在新加坡的影响有所夸大，而是估计得很不够。一位当年站在李氏对立面积极参加新加坡左翼运动的研究者也指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左翼紧跟这股激进思潮（注：中共的“世界革命”和“文革”意识形态），也以中国‘文革’的斗争形式，在新、马开展对内对外的大批斗。两地的左翼最终放弃宪制斗争的途径，走出国会，搞起所谓议会外群众斗争……奉行毛泽东思想，走的是极左的革命路线。”[3]考诸史实，新加坡的左派盲目追随中国的“文革”，在意识形态和现实政策两个方面都推行了一条完全脱离新加坡社会现实的路线，从而导致群众基础的丧失。从这一意义上，说“文革”毁掉了新加坡的左派并不过分。这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绝非孤立的现象：在很多国家，以“文革”意识形态为代表的毛主义把本来可能通过合法途径或议会道路走向成功的左派推向极端，在经历了短暂的亢奋之后走向了自我毁灭。

一、因中国“文革”而极度亢奋的新加坡左派

新加坡左派报纸《社会主义阵线报》（以下简称《阵线报》）对“文革”作了最系统的介绍。该报是社会主义阵线的机关报，用中文出版，公开发行，每周一期，每期有15-20页。根据社阵领导人之一林清祥1962年的报告，它的发行量当时是18，000份，而新加坡当时的人口不过160万人左右，应该说是一份相当有群众影响的政治周刊[4]。

1966年7月30日，在“文革”正式展开一个多月后，《阵线报》对“文革”作了正式介绍。该报转载了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时的讲话，说“文革”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一场挖掉修正主义祸根，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伟大运动。接著，《阵线报》用大量篇幅介绍了“文革”的发展，给读者描绘出一幅轰轰烈烈的伟大革命的情景。8月20日和9月20日发表笔名为“大喜”和“向阳花”的系列报导“中国文化大革命”，完全照搬中国报刊对“文革”的描绘，例如“亿万工农兵、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高举革命红旗，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文章还强调了这场斗争的紧迫性，说是“你死我活”，不但关系到“中国人民和国家的前途，也关系到世界人民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9月24日的文章特别提到了马来亚和星洲（即新加坡）的“资产阶级报章”夹在“各国反动派、大小牛鬼蛇神的反华大合唱”中对“文革”发出“一声声反动嘶叫”。作者有针对性地说：“也许有人感到奇怪，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和右派势力，难道还有力量吗？值得这样大张旗鼓地斗他们吗？也有人会说，一些右派知识分子，没有枪，没有炮，‘秀才造反’，成不了气候。”针对这种想法，文章照搬中国的“文革”宣传说：“问题不那么简单”，这些人的力量不但在“四旧”，而且都是“所谓‘名人’，‘学者’，‘学术权威’，‘专家’，容易迷惑人，他们在党政机关占据不少重要地位，有些部门甚至受他们长期把持，他们又往往打着红旗反红旗，把自己的真面目掩盖起来，以便暗中招降纳叛，组织反革命黑帮，进行反革命活动。”这些活动包括“让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统治舞台，因此“怎么可以小看呢？”

“文革”开始后，在中国起冲锋队作用的“红卫兵”吸引了国际舆论的注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报纸，尤其是《南洋商报》，大量转载了国外的有关报导。针对这些报导，《阵线报》于1966年10月1日发表题为“中国红卫兵”的长篇报导。在北京发生“红卫兵”迫害、折磨和打死大量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和普通市民的“红八月”之后，这篇报导专门驳斥国际舆论对“红卫兵”的歪曲和攻击。文章说“红卫兵”是“文革的闯将”，“已经造成一个排山倒海、雷霆万钧的革命高潮……”，文章否认“红卫兵”暴力，说他们是“动口不动手”，因为“粗暴的对待只影响到皮肉，不能打入人心。”10月22日《阵线报》又发表长篇报导“红卫兵的小故事”，描绘“红卫兵”深夜把迷路的老人接到自己家中照顾；拾到一分钱也要上缴；踊跃献血；从火灾中抢救工人；大量参加义务劳动等等。文章中还提到“红卫兵”向劳模时传祥学习掏粪。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时传祥不久因为和刘少奇有关系被扣上“粪霸”的帽子遭受毒打，含冤而死。

随着“文革”的发展，左派报章对“文革”的报导也更全面和深入。1967年元旦的《阵线报》全文转载了中共报刊的长篇报导“中国人民掌握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标志着“革命造反派”从“走资派”手中夺权的上海“一月风暴”开始后，1月15日，《阵线报》全文转载了由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在1月8日联合发表的长篇报导“上海革命群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