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酋午：文明演进和民主

文明演进到目前为止，已有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种基本的状态。农业文明是农业社会的核心，工业文明是工业社会的核心，农业文明的内在结构是农业社会结构范式，工业文明的内在结构是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农业社会结构范式在政治上的特征是专制，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在政治上的特征是民主。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是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有了工业革命才有工业文明，这种文明的演进应该说是一种进步，因为工业文明比农业文明更高级。在工业化的时代，民主已是普世价值，民主制度是唯一受到人们普遍尊敬的政治制度。

但是清华大学教授方朝晖《儒学与民主关系再思考》一文（于2012-2-16在爱思想网上发表后被删掉）是反民主的力作。当然，这篇文章也有许多观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更多的是反民主的观点。

（一）在文明演进中偏离内在结构的情况是暂时的

由于农业技术的出现产生了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是农业社会的核心，农业社会的一切都围绕这个核心转动，尽管有的地区、有的民族、有的国家也由于各种具体原因有过偏离，但那时暂时的，最终都要回归到这个核心。农业文明也是一个系统，农业文明系统的内在结构就是农业社会结构范式。纵观几千年的世界历史，农业社会的结构范式其特征在政治上是专制制度，在经济上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在文化上是一元化文化，这三大特征构成农业社会结构范式的统一整体。只要农业文明这个核心不变，农业文明的内在结构也就不会变。在历史上，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共和早期，有过几百年的“偏离”（即社会结构脱离农业文明的内在结构）运动，比如，在政治上，出现过民主制度。

众所周知，民主政治的产生必须具备一系列条件。比如，血缘纽带的冲破、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公民社会的诞生，等等。正如方朝晖教授在《儒学与民主关系再思考》一文中所说的：“我们看到，在以农业为主、血缘纽带成为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生活中最主要的整合方式的情况下，人类没有哪一个文明曾经获得过真正民主的政治制度。‘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严格说来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在古希腊的雅典等城邦也并非不存在，它是在血缘纽带被商业贸易和新型的社会交往冲破后产生的社会舆论领域，其核心是人从过去的‘家族中人’演变成独立的个人。民主是在公共舆论领域以制度化的方式形成之后产生的。但是在血缘纽带是最主要的社会整合力量的情况下，那种超出于家族之上的公共舆论领域不可能以常规的形式出现于政治舞台。 那么公共领域如何以常规形式出现呢？那就是：人与人之间以超出家族的形式联合成为一个个经济实体或其它实体，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种形式的公共生活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成为国家生活中最强有力的力量。这种家族之上、国家之下的实体，公元16世纪以来常被称之为‘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市民社会的诞生以‘自由人’的出现为前提，自由人（公民）的首要含义就是指冲破了血缘纽带的人。在古希腊的雅典等城邦，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血缘纽带在商业贸易发展下的冲破，全体人被划分成公民和奴隶，于是一个正式形成了的‘市民社会’成为民主政治的温床，其中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相反，在血缘纽带没有被完全冲破、市民社会尚未正式形成的斯巴达等其它希腊城邦，则没有出现民主政体或民主政体发育不良。” 教授方朝晖还认为，除了上述这些之外，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至少还要依赖于如下一系列条件：（1）从农业经济向商业经济的过渡；（2）交通工具或者信息传播工具的发达；（3）新型公共权威的形成。古希腊和古罗马共和早期都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结构出现偏离农业文明内在结构既农业社会结构范式的情况，但是当这些条件消失后，古希腊和古罗马又回归于农业社会的结构范式之下。

我国古代没有出现民主政治产生条件，所以，民主制度在我国古代无法建立。即使有一部分人想把民主制度建立了也不会牢固的，比如，在民国早期虽建立了民主制度，但由于没有有效运作的一系列条件，所以，最终还是被颠覆了。

古希腊人由于有民主的实践所以他们的思想家，比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这部宏伟著作中认真总结了民主理论，民主思想才留传下来。而我国先哲先秦诸子由于没有经历过民主实践因而没有产生民主思想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要说我国是如此，就是生活于古罗马共和国晚期的犹太先哲自称为上帝儿子（“神”）的耶苏也没有民主意识，他还见过古罗马早期的执政官选举呢！

我国古代历史上由于没有出现过民主产生的条件因而从没有民主实践，所以我国古代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偏离农业社会结构范式。但是，由于某些政治家的个人运作在经济上有过脱离农业社会结构范式的情况，比如，西汉新朝的王莽， 王莽的新王朝是一个短命政权, 王莽的公有制土地改革失败了,连他的王朝和生命也一起丧失了。不久，我国社会结构又向农业社会结构范式复归。 所以，农业社会结构范式是农业文明的内在结构，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只要处于农业社会阶段其社会结构虽然由于某种原因都会出现在某一方面暂时偏离农业社会结构范式的情况但这毕竟是暂时的最终还是要复归的。

（二）工业化和民主

一般说来，社会结构范式是会发生转换的，工业革命发生一段时间后，英国率先进入工业化社会。当世界主要国家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后就预示着工业文明的形成。工业文明是工业社会的核心，工业社会的一切都围绕工业文明这个核心转动。工业文明的产生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的农业社会结构范式发生了转换，这种转换的最终动力是科技革命。工业文明的内在结构是工业社会的结构范式，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其特征是，在政治上为民主制度，在经济上为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在文化上为多元化文化。

从近代以来，在工业化过程中，在农业社会结构范式向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发生转换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三条现代化道路的竞争。一是以英、法、美为代表的民主制的道路，另一条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道路，第三条是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道路。这三条道路的形成其现实后果特别是在政治方面造成极大的不同。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看来，原来的三条现代化道路，两条道路失败了，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道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并被彻底改造，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道路随着苏联的解体也已宣告失败。由此可知，只有英、法、美的现代化道路才与工业文明相符合，这也可以由此断定，工业文明的内在结构即是工业社会结构范式。

从今天来看，在世界范围内，不论是何种文化背景的国家以及在工业化之前采用什么样的制度，只要是实行工业化，都必然向工业文明的内在结构即工业社会结构范式转换。从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以来，包括英国在内都没有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是例外的，不论是美洲国家还是欧洲国家，不论是亚洲国家还是非洲国家；不论是基督教国家还是伊斯兰教国家，不论是“马教”（马克思主义）国家还是佛教国家，统统都是如此，尽管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过制度上的反复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反复，并且走得也很艰难，但最终还是要发生社会结构范式转换，即由农业社会结构范式向工业社会结构范式转换。工业文明的产生，原来的农业结构范式已经容不下这种新文明，难道不允许它寻找适合于它的新的结构范式吗？

由此可见，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化、农业社会结构范式转向工业社会结构范式是不可逆的。从系统主义哲学来看，农业社会结构范式转向工业社会结构范式这是一种优化，是一种整体优化。优化演化律是系统主义哲学的根本规律。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系统主义哲学已开始成为现在的新哲学思想范式，从长远看也必将是整个二十一世纪的哲学思想范式。从古希腊到现在的以往的哲学，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虽然流派有数百家之多，但其建立的科学基础都很原始和简单，那些科学理论都是以往朴素科学理论以及近代以来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古典力学、电磁学、量子力学等分别为代表），所以从古希腊到现在的东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很多结论已经没有了深度和过时。现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以系统科学为代表）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构建完成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说的是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和混沌学等等。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基础理论的构建工作的完成，新的哲学也已孕育而生了，建立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科学基础理论之上的系统主义哲学就是这种最新的最有深度的哲学。系统主义哲学的优化演化律告诉我们，系统不断演化，优化通过演化实现，表现系统的进化发展。耗散结构理论阐述了系统优化的一些基本前提，协同学着重讨论了系统优化的内部机制，超循环理论说明超循环组织形成就是系统优化的一种形式。系统优化最重要的是整体优化。但是，方朝晖教授要反对这条规律，他于《儒学与民主关系再思考》一文中说：“人们通常倾向于认为，民主制度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从君主制度到民主制度，从世袭社会到公民社会，从人与人的等级关系到人与人的平等关系，这不是进步是什么？这里面包含一种典型的‘现代偏见’。更准确地说，典型的现代中国人的偏见。这种偏见来自‘五四运动’以来严复等人传播进来的‘进化论’，它对中国人影响太深，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无疑又极大地强化了这种影响。按照这种‘进化论’的历史观，人类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着’的，从古代到现代，人类社会制度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文明。其实这种观点20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早就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了。我在这里不想花太多功夫来系统地批判它，大家看看波普尔（Karl Popper, 1902-1994）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就会略知一二。”可见，他缺乏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的方法论，由于如此，在思考问题是难于得出正确的结论。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化，从系统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是一种优化演化，是一种进化或者说是一种进步。很显然，由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化，应该说就是一种进步。那么，为什么，工业文明产生后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其政治上的特征一定要是民主制度呢？因为如前所述，民主的实行需要一系列客观条件，包括市民社会兴起、血缘纽带冲破和普遍人性形成等等。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构架，并不是某个人、某些理论家或某个具有爱民倾向的学者一个人一时的发明，而是由各国所处的历史时代所决定的。民主的实现不仅依靠宪法中政府体制内的权力分立与制衡，还要靠政府体制外的社会上的分权,即社会团体组织对权力的拥有。这些团体组织本身不仅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源，还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源，是独立的权力主体，为维护组织成员的权利而奋斗，故在政治斗争中，必然会对政府权力产生一定的制约，更好地分散了权力，有利于民主机制的实现。 农业文明被工业文明所取代后，在工业化的社会民主政治产生一系列条件，都完全具备了，原来存在的血缘纽带被商业贸易和工业化冲破了，人已从过去的“家族中人”演变成独立的个人。人与人之间以超出家族的形式联合成为一个个经济实体或其它实体，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种形式的公共生活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成为国家生活中最强有力的力量。在工业化社会全体人被划分成各个不同阶级和阶层，于是一个正式形成了的“市民社会”成为民主政治的温床。 在工业社会条件下 ，也提供了民主制度有效运作的各种必须依赖的一系列条件，比如，从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和商业经济的过渡、交通工具或者信息传播工具的发达、新型公共权威的形成，等等，工业社会具备了这样一些条件说明了民主制度已不可避免了。

我在《辛亥革命百年，民主有望了吗?》一文中指出：“民主化的国家如果是自生的又不是所在国领袖推动的没有例外的是其国家在工业化之后,

随着工业的发展,必然要产生新的力量即资产者、人数越来越多的中产者(包括白领)和广大的知识分子,这是其一。第二,工业化意味着开放和广泛的信息交流,这样令国民的视野开阔,在与世界各国的对比中,他们最终要选择民主、自由和法治,因为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带来公平正义和人权,才能使他们变成国家的主人,而在专制条件下他们是政治上的奴隶。第三,工业化一般伴随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需要法治,通过法律来治理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必须实行法治。市场经济要求实行法法,但专制制度特别是在一党专政下无法供给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