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春燕：近年来西方左翼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争论及其启示

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左翼学者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讨论不断升温。究其原因，主要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使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各方关注的焦点；而“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提出，更是刺激了西方左翼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的再思考。2004年，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保罗・柏克特在美刊《每月评论》7―8月合刊上发表的《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与阶级斗争》长文在西方左翼学术界引发了新一波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争论。从2004年至今，以《每月评论》、《社会主义观察》和《东亚研究与批判》等一些西方左翼刊物以及一些学术专著为载体，西方左翼学者围绕中国模式和中国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和走向、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源和动力等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这一波争论也折射出西方左翼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些变化：首先，以托派为代表的老左派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出发对中国的批评虽然仍是“主旋律”，但越来越多的左翼学者开始抱着一种务实的和积极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对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取得的成绩基本持肯定态度[1]；其次，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走向的看法上，忧虑的基调中开始加入了越来越多的期待；第三，克服了以往的简单化倾向，对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进行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一、“中国模式”和“中国社会主义模式”?

总的来讲，西方左翼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提法持一种批评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模式”首先从话语上就解构了中国市场改革的社会主义取向。因为对“中国模式”的一般性理解就是一种有别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或“现代化模式”，当然这种模式仍要服膺资本主义的逻辑并包含“除了资本主义别无出路”（TINA）的预设。从“中国模式”提出的意味来看，也印证了这一点。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保罗・柏克特认为，“中国模式”作为一个术语是新自由主义左翼率先使用的。新自由主义左翼之所以把中国的发展提到一个“模式”的高度，是因为他们要在全球树立资本主义转型的新样板。自东欧国家的转轨失败后，新自由主义左翼一方面认识到了全盘私有化和自由化的弊端，另一方面把眼光投向了东亚和南美，开始“寻找新的成功故事，以树立可让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2]。从韩国模式到泰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模式，再到现在的中国模式，实际上都是新自由主义左翼为了自己的需要而炮制出来的“明星效应”。?

对于中国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模式”或“替代模式”能否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借鉴，西方左翼学者也基本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但是由于他们的出发点不同，对这个问题的具体认识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不仅不能作为社会主义的“样板”，而且还是一个“反面教材”。他们认为，中国的市场改革和外向型经济已经使中国离社会主义渐行渐远，不仅对内造成了两极分化，对外也强化了区域间的竞争和压力并引起不同国家工人之间的疏离和仇视，因而对于国际工人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实践是一种消极的力量。?

而更多的左翼学者并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反对“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他们认为截至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所积累的经验还不成熟，加上中国的成功还有一些不可复制的历史和地域背景，因此不能作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模式”。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是勿庸质疑的，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消除贫困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依附论的代表萨米尔・阿明曾非常中肯地评价道：“我们经常谈论的社会不平等、失业、农民进城等问题在其他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中要严重得多，包括那些曾被誉为创造了‘奇迹’的国家。中国人可能由于不了解外部情况而低估了自身，但是对于那些了解第三世界国家情况的人就会非常清楚：中国和其他外围国家相比，情况要好得太多了。”[3]还有一些学者不同意关于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引起了区域竞争并损害了其他国家工人的说法，认为中国的发展带动和促进了区域经济，也缓解了那些国家内部的矛盾；并批评一些左派对中国的批评采用了双重标准，只允许发达国家的工人利用国际资本的剥削间接分得一杯羹，而不允许中国工人凭自己的血汗得到一些应得的利益，否则就被冠以损害了目前还是虚构的“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的罪名。[4]?

但是，中国目前的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这部分左翼学者也持一种比较保守的看法。中国目前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社会制度还不“定型”，前途也不“明朗”，因此称其为一种模式还为时尚早。还有就是，中国在历史和地缘上的优势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因此也不能把中国的经验照搬到其他国家中。阿里吉就这样评论道：“中国能否成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其他发展中大国，如印度――的参照模式，取决于这些历史和地理的特性能否在其他地方再现。中国人明白这点，因此他们并没有把自己设想为一个能被效仿的模式。……中国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很重要，因为这影响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要作为别国参照的模式。”[5]?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和走向?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左翼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西方左翼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的一些左翼学者看到了私有经济的不断增多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走向越来越持怀疑的态度；而另一些学者则从中国的改革中看到了中国市场形成过程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别，认为“中国的改革更侧重于通过打破壁垒和消除壁垒来强化竞争而不是通过私有化”[6]，因为对中国对市场社会主义更具信心。?

在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性”时，一些学者主要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出发，即从生产资料所有制、阶级分化等方面来“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再问姓社姓资的问题意义已经不大，要用一种开放性的思维来对待中国的实践，从进步性和替代性上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从近年来西方左翼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争论中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是认定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一些托派和毛派，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私有制已经超过了公有制，而且是“不可逆的”。如马格多夫、马丁・哈特-兰兹伯格等认为，市场改革只要一启动，就会陷入一种“湿滑的斜坡效应”，也就是说，每一步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就会自动地把改革推向前，其结果就是私有一步一步地替代公有，直至目前“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和日益严重的外国经济控制”。[7]?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中国从90年代中后期以来私有化的情况有所加剧，但还没有“越界”，从整体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如奈特・温斯坦就认为，国有企业在中国还控制着工业的核心部门和金融部门，而且正是这种“社会主义属性”使中国在经济危机中得以幸免，并给全球经济注入了活力。从这一点出发，他认为短期内中国转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处于这种缓和的次危机状态，中国就没有理由放弃已被证明有效的市场社会主义政策。[8]?

还有一种更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究竟朝哪个方向走，还不明朗，目前处于一种“两可”的局面；即使中国的私有制已经超过了公有制，但还“为时不晚”。如阿明就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既没有赢也没有输。只要中国不放弃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有希望。”[9]?

主张抛开姓社姓资来看待中国问题的学者则持一种更为积极和乐观的态度。如一直研究中国问题的左翼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就提出了一种“后社会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传统划分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不适当的。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已经失去了一致的当前和特定的未来，因此不能再作为一种“元理论”来“指定”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中国也大可不必拘泥于一种“概念上的牢笼”。他主张用一种“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解读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所谓后社会主义，“并不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作为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而是在社会主义的意义上对资本主义进行回应并试图超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缺陷”[10]。从这种认识出发，德里克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一种内在的超越资本主义的视界，并具有寻求避免回到资本主义的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宣布不再高攀一种作为乌托邦理想的社会主义，但也决不会“低就”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不是在于它目前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而是在于它正努力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一种替代经验。[11]另外，世界体系论者也认为，以往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分，对于观察和理解当今形势的演变没有多大用处。[12]要从中国是否能走出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道路来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源和动力的解读?

西方左翼学者在解释中国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根源和动力上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1.革命的遗产?

西方左翼学者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是和毛泽东时期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打下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人民所受到的教育和锻炼――他们称之为“革命的遗产”――分不开的。如阿明曾这样论道：“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成就――经济均衡增长、大规模城市化和超强的技术吸收能力被描述为奇迹，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奇迹。或者说，如果没有革命所打下的一些必要的基础，奇迹是不可能出现的。”[13]这种看法不仅仅是出于一种左派对于革命的“偏爱”，也是因为他们作为“局外人”更能从历史的连续性上来看待中国改革的前后30年和中国的百年复兴之路，同时也能超越“局内人”由于历史的苦难和断裂而导致的某种程度的盲视。?

他们认为，革命的遗产首先表现在“改革前30年的基础建设是后30年发展的起点”。莫里斯・迈斯纳作为左翼学者中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早在他的《毛泽东和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书中就论证了这一观点：“从1950―1977年，工业产量以每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即使是从1952年算起，每年的增长速度也在11.3％。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及主要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是较高的，与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周期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是较快的。在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30％增加到72％，中国已从一个基本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14]他反对那种认为毛泽东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了现代化的观点。他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个经济现代化的推动者远比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探索者要成功。正是毛泽东时代的这份“遗产”才有可能使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沿着经济发展的路子一直走下去。对毛泽东时代评价不高的马丁・哈特-兰兹伯格等人也承认：“70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在工业方面，远远不是处于灾难状态。”[15]?

另外一些左翼学者则从农业生产上分析了改革与革命遗产之间的关系。如阿瑞吉认为：“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中国革命早前所取得的成就。1978年到1984年农业生产的发展确实与改革有关系，但这仅是因为它们是建筑在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之上的。”他还举出了一些具体的例证：“人民公社时期中国的可灌溉耕地翻了一番多，并推广了革新技术，如更多地使用化肥和高产半矮生稻米。”B16克里斯・布拉莫尔等学者也认为：“毛泽东时代所建立的一些生产基地与改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相结合，才创造了农业生产的繁荣发展。” [17]?

西方左翼学者认为，革命遗产还体现在革命作为思想宝库的价值上。最明显的就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相结合原则，这为解读后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转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工具。另外就是中国革命的“试验”精神也在改革中得到了延续和应用。[18]革命和投身现代化也改变了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要更为自信和富有斗争精神。[19]?

2.劳动力优势和小农经济优势?

一般的看法是，中国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充足的低成本劳动力有着密切关系。而一些西方左翼学者则从劳动力的质上而不是量上来看待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与普遍看法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