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益锋：“海权论”东渐及其影响

中国是一个具有18000公里海岸线的海洋大国。中国和周边国家在黄海、东海、钓鱼岛、南沙群岛等地存在着海洋国土的争议，中国急需用制海权思想来建立自己的海军，使海军走向深蓝。在这个时候，海权论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海权论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在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中国为什么没有在海权论的指导下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学术界对此研究非常薄弱。①本文，笔者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以求教于各位同人。

一

中国古代没有海权思想，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人也有海权思想，明清两代水师、海军，都是海权意识发展的产物，并在维护国家海权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卢建一《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1期）；还有人认为魏源时期就具有海权思想（王家俭《清史研究论述》，台北出版社1994年版；戚其章，《魏源的海防论和朴素海权思想》，载《求索》1996年第2期）；已故的史学大师缪凤林在其《三代海权考论》一文中也认为，明清已有海权思想。

笔者以为，这些观点值得商榷。判断中国古代人是否具有海权思想，必须搞清楚什么是“海权”。马汉认为：“海权其义甚广，它不仅包括通过海上军事力量对海洋全部或一部的控制，而且也包括对和平的商业和海上航运业的控制。”近代意义上的“海权”是一种针对敌人海上力量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使我方的海上力量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自由地使用海洋，剥夺敌人的海上力量的能力。在马汉《海权论》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是：海洋可以兴渔盐之利，可以通舟楫之便。至于海洋可以作为通往世界的要道，可以作为国家经济贸易的重要途径，以及海洋可以作为军事上重要的战略基地、控制敌国海岸以保障本国海上贸易顺利进行等观念，中国人是没有的，魏源也没有。笔者以为，判断海权思想有无的根本标准是：是否具有通过海上军事力量或者通过和平的方式对海洋全部或一部进行控制，以确保本国海上商业、航运业的畅通。中国古代，迄于清末，都没有国家海上贸易，何来保护本国海上商业航道的观念呢？所以，笔者以为，中国只有1900年马汉《海权论》传入后，才开始具有近代意义上的“海权”思想，这是个事实。

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战败，原因有很多，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海军缺乏制海权思想。1890年，美国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出版了他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该书被认为是海权理论的经典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近代海权理论的确立。海权论创立后，西方各国纷纷传播，奉若珍宝，并以之为理论基础，建设各国的海军。

马汉的海权论在世界各国传播的同时，也经日本传到了中国。这种传播分两种情况：一是由日本人主办的刊物为了增加发行量，翻译了一些马汉的海权论；二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为了发展中国海军学术思想，将马汉的海权论一部分引入国内。前者是无意识的商业行为，后者却是有目的、有意识的爱国行为。1900年3月，日本乙未会主办的在上海出版发行的中文月刊《亚东时报》开始连载《海上权力要素论》，翻译者署名为“北美海军参将马鸿”，此人为日本人剑潭钓徒。这是马汉的著作首次被介绍到中国来。但由于各种原因，《亚东时报》只连载了两期，翻译到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停止了。《亚东时报》翻译的版本是日文的译本，错漏很多，且多为难读的文言文。尽管如此，它还是使马汉的著作第一次与中国国内的读者见了面，为中国封闭的海洋观念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因而具有开创意义。1910年前后，中国留日海军学生创办的《海军》杂志再次刊载马汉《海上权力要素论》的汉文译文，改题为《海上权力之要素》，译述者是齐熙。《海军》杂志曾计划将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全部译成汉文，并为此刊登过译书的广告，准备在杂志上连载后，出一个单行本，名为《海上权力史》。但遗憾的是，《海军》杂志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而停刊，因此，其全译《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计划也就化为泡影。从现在仅存的前四期《海军》杂志看，翻译工作只进行到《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第一章第二节，“地形的构成”的前部分，比《亚东时报》所载内容多出有限。《海军》杂志此次翻译，同样是根据日文转译。但这次是中国人自己翻译的，所以在译文风格上简朴明晰，更适应中国人阅读。

虽然清末对马汉著作的翻译是零碎的、不系统的，但国内的一些读者还是通过阅读这些文字了解了马汉的海权论，在思想上受到震撼。而更多的中国人是在欧美、日本留学时发现和接受马汉的观点的。晚清海权论的引入虽然只是一部分，但还是对晚清海防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海权”一词，屡屡出现在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文字中。1903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出版的中文刊物《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一文。此篇文章明显表明了梁启超对马汉海权论的崇敬和钦佩。他在文章中称，太平洋海权问题，是20世纪第一大问题。他说：“所谓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商业势力之消长，实与海上权力之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意。”[1]1905年，一篇《论海权》的文章刊载在《华北杂志》第九卷上。该文作者完全接受马汉的理论，认为海权的根本在于海军，他说：“海外之殖民地，旅外之侨民，国际贸易之商业，往来运转之商船，皆恃海军以托命。”[2](p1126)对海军的认识比较深刻。有的人受马汉的影响，将中国国家的强弱与海权联系起来，认为海权的大小直接影响国家的强弱，“夫权者，无形之物业，视国力之强弱而已。力强则权大，力弱则权小，此一定之势，实无可争。所争者要在其修国政自立耳。国政修则国权盛，而海权乃属推其权也”。[2](p1126)有的人还用海权理论来分析中国海军在甲午海战中的表现，认为缺乏制海权是中国海军失败的重要原因。《海事》第二期中的一篇文章认为：“大东沟战败后，我残余各舰嗣是蛰居威海卫，不敢与之争锋，黄海之权遂完全落入日本之手。”[3](p74)如此行事，焉有不败之理？该杂志第三期更进一步分析说：

善谋国者，应以敌之沿岸为第一道防御线，公海为第二道防御线，至于自国之沿岸则第三道防御线矣。战争而至于自国之海岸要塞为防壁，则公海之海权必完全落入敌人之手，其迫促之情可想。稽之战纪，几见有仅凭海岸要塞抗敌而能固吾圉乎？[3](p75)这个思想完全可以称之为伟大了，它对以前的海口防御战略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其将海疆防御线分为敌国沿岸、公海、本国沿岸三道的观点非常有创意，不仅在当时是先进的思想，即使是现在，也仍然被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视为海军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在美国等国家的军事家看来，一个国家的海防线有两种，一种是看得见的国家海域防守线，二是隐性的战略防御线，战略防守线越远离本土，本土就越安全，所以，美国将其海防的战略防守线西部扩展到日本海、台湾海峡，东部扩展到英吉利海峡和地中海一带，这些地方是美国海防的第一道防线，美国近海是第二道防线，本国口岸是第三道防线。美国的这个海军战略在一百年前就被中国《海事》杂志上提出，这是中国人的骄傲，但可惜的是，这么宝贵的战略思想，当时的清廷没有重视。清政府的海军建设津津乐道于海口防御，殊不知这样做的后果是，一旦爆发战争，战火将很快蔓延到自己的本土，使自己陷于被动挨打的防御境地。如果我们实行三道防御线式的海军战略，我们的战略防线就延伸到敌国的口岸，一旦爆发战争，战火可在敌国的本土进行，纵然不济，也可以退至公海防御，而本土的战争往往是前两道防线失败以后才进行，这就为本土的战备提供了充裕的准备时间和预警时间。说到底，这是一个海权问题。美国本土几百年没有受到外国的攻击，就是因为它实行了马汉的海权论，实行的是远洋海防战略。

晚清海权思想引进以后，不仅仅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被统治阶级所接受。最明显的一个证据出现在1906年8月30日清政府政务处的一份奏章中，文中写道：“现时局日艰，海权日重，欲谋自强之用，非振兴海军，无以外固洋面，内卫各省。”这里明确出现“海权”一词。 1907年5月，清廷命令姚锡光拟制的海军复兴规划中，就充满了海权思想②。他在《筹海军刍议》序中说：

今天下，一海权争兢剧烈之场耳。古称有海防而无海战，今寰球既达，不能长驱远海，即无能控扼近洋。……盖海权者，我所固有之物也，彼虽束我，焉能禁我之治海军？[4](p798～799)这里，姚锡光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如果没有海权，不但远洋不能控制，即使近海权益也无法保证。这对那些历来强调“海口防御”的士大夫，无疑是一剂清醒剂。姚锡光在《拟就现有兵轮暂编江海经制舰队说帖》中说：

海军与陆军相表里，我国海疆袤延七省，苟无海军控制，则海权坐失，将陆军亦运掉不灵。[4](p800)可见，姚锡光在为清廷拟定海军规划时，海权思想是他的一个重要指导。在姚锡光制定的两个分年海军规划中，他将中国海军装备建设的重点集中在具有巨大远洋作战能力的战列舰上（在他的十二年规划中，尤其突出），这一点恰恰是马汉的一个重要观点；此外，姚锡光的规划中还有一个空前的建议，即在海军中成立一个“海军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任务，不是研究驾驶、管轮，而是研究军事学术。他说：

海军研究所为海军中、下等军官讨论学术之地，期扩新知，不封故步。[4](p813)晚清中国海军建设最大的不足是缺乏海军军事学术的研究机构，李鸿章建设北洋海军时，成立了许多海军机关，但就是没有军事理论的研究机关。姚锡光能够提出如此重要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马汉海权理论的影响。

二

和国内数量极其微弱的论述相比，留日学生对马汉海权论的讨论无论质还是量都要比国内的讨论要深刻。1909年6月，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受马汉海权论的影响，感慨中国海军的贫弱，在东京创办《海军》季刊，以“讨论振兴海军的方法、普及国民海上知识为宗旨”。现在能够见到的《海军》杂志只有前四期，这四期杂志对海权问题进行了集中的讨论。

第一，对海权的具体涵义进行了讨论。在马汉的著作里，海权系指国家对海洋的控制权，它的内容非常广泛。它既包括国家在一定海域内的军事控制权，又包括国家所获得的以海洋为依托的商业贸易、交通航运等方面的优越经济地位。当时的中国人对其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狭义的理解，即认为海权，系指按照当时国际法的规定，各国对其海湾和沿海岸线3海里之领海的主权；另一种是广义的理解，如肖举规在《海军》第二期上撰《海军论》一文，文章指出：“所谓海上权力云者，约分五端（原注云：欲详知其说者，请观美国海军大佐马项所著《海上权力史》）：一曰商业地位之保全；二曰交通线之保全；三曰航业之保全；四曰侨民之保全；五曰海产物之保全。”[5](p40)在这个广义的海权概念里，商业、交通、海航、侨民和物产等都是海权的重要内容，要能够做到“保全”二字，就必须有强大的海军，以保护这五个方面的安全。在对海权的两种理解中，肖举规的这种理解是符合马汉海权原意的。

第二，对中国海权观念淡薄、海军落后的的原因进行了讨论。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但中国却一直没有强大的海军，更没有产生过控制海洋的观念，这是为什么呢？在中国人没有接触到马汉的海权论以前，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来进行解释，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去找原因解释，既然祖祖辈辈就是这样的，还有什么原因呢？但马汉的海权论给了他们启示和一个可以参照的理论。马汉认为，影响世界各国海权盛衰的主要有六大因素：地理环境、广袤的海岸线、领土大小、人口数量、民族性格、政府特质。在留学生看来，马汉所提出的六条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每一条似乎都是针对中国而讲的，是对中国的警示。根据马汉的理论，留学生认为，地理环境、广袤的海岸线、领土大小、人口数量这些因素是一个国家客观存在的东西，人们无法选择。中国海军落后、海权淡漠的主要原因在于民族性格和政府特质两个方面。肖举规在《海军论》中指出；“观国之光，当观其国民精神之弱与强。”[5](p36)国民精神强则其海权就强。沈鸿烈在《海军发刊意见书》中写道：“间尝论世界海国民之性质，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为新世纪开辟之祖，其冒险可敬也，而贪欲残忍，于以阻其进取之途。法人之勤勉节俭，可急致母国之富也，而小心翼翼，于以乏海外经营之志。英人、（荷）兰人之坚忍图成异于法，锐志进取异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