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惠勤：关于当前“普世价值观”争论的理论边界

对于去年以来我国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我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判断：尽管赞成“世价值”的在立场、观点及动机方面都不尽相同，但决定事物性质的是其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只要不怀敌意和偏见，就不难发现，通过“普世价值”干预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以期颠覆和终结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权力结构，无疑是引发这一争论的要害，因而其在本质上是当代西方话语霸权及其价值渗透方式的表达。今天看来，除了继续坚持这一判断，继续围绕抵制西方“西化”、“分化”我国图谋这一实质进行深入的揭露批判外，还需要对出于各种善意而赞同“普世价值”的观点做出回应，以求在这一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是非上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篇文章是写给“自己人”看的。

概括地说，不赞成批判“普世价值观”的朋友无非出于以下顾虑：理论上，认为批判“普世价值观”就是违背了事物总是个性、共性相统一的原理，割裂了普遍性和特殊性;实践上，认为否定“普世价值观”就失去了抢占“道德制高点”的依托，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陷于被动。他们的结论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必须和西方对打“普世”牌。因此，我们的讨论将围绕着上述顾虑展开。

关于“普世价值”的本质界定和论争边界

“普世价值”之所以令许多赞成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也语焉不详、趑趄不前，就在于它的“能指”十分宽泛，断然拒斥似乎会在许多方面丧失话语权而陷入被动。这种顾虑是正常的，但却是不必要的，说到底，尽管“普世价值”的“能指”十分宽泛(这也是其鼓吹者的叵测居心)，其“所指”却十分明确，这就是在政治方向、基本道路和根本制度上对我国进行颠覆，是当前敌对势力利用价值渗透对我实行“分化”、“西化”图谋的集中表现。因此，在我国一时走热的“普世价值”有着其特定的背景和确定的政治诉求，我们加以应对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严格界定“普世价值”的本质规定和政治倾向，决不陷入任何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下定论的抽象争论。

这就是说，我们批判“普世价值”，决不是讨论“有无人类共识”一类认识论意义上的话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就在一定意义上承认了绝对真理(或真理的普遍性)，这是人类形成共识的认识论根据。尽管社会科学的真理往往由于受一己私利的遮蔽而可能不为某些人所承认，们并不因此而改变其客观普遍的本性。同样，我们批判“普世价值”，也不是讨论“有无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一类人性论道德论意义上的话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历史观，肯定了历史的方向性和进步规律，也就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以及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客观可能性。当马克思主义把共产主义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也就确认了它最终将为全人类所接受的理想价值。显然，我们批判“普世价值”，在不是讨论“当代世界有无共同利益”一类国际政治意义上的话题。当我们确认“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当我们把“坚持改革开放”作为发展中国的强国之路，就在一定意义上承认了合作共赢的可能性，而其基础则是某种共同利益。当然，共同利益并不能掩盖利益的分歧以致对立，但是和平与发展是今天的基调则是无疑的。以上话题能否纳入“普世价值”的框架去讨论，对上述话题如何解答，肯定见仁见智，但无疑是可以讨论的。

我们批判的“普世价值”，有着明确的本质界定。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两点：一是从理论上看，“普世价值”以消解共产主义理想、确立资本主义不可超越为前提，其立脚点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及其制度架构是历史的终点，人类在这方面将不可能再有真正的进步和突破。鼓吹“历史的终结”的弗•福山曾经坦言：他和马克思一样，都承认历史有一个终极目标，但这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共产主义，而是今天的资本主义，因此，历史在这一制度前终结了。“历史终结并不是说生老病死这一自然循环会终结，也不是说重大事件不会再发生了或者报道重大事件的报纸从此销声匿迹了，确切地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他是对“普世价值”的最好注释。它以尖锐的方式，从历史观这一理论根本上提出的挑战是，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所揭露和批判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的内在矛盾是否已不存在?异质于并最终要超越西方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否已经破灭?经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导致“国家消亡”及“民主消亡”的历史趋势是否已不复存在?等等，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的任何闪烁其辞，都必将自乱阵脚。

二是从实践上看，“普世价值”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完全割裂中国改革开放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间的内在联系，力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导到“回归西方文明”的方向，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到西方“民主化”的陷阱。它把体现西方政党竞争制的“政党轮替”视为民主的制度前提，根本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以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民主政治方向;它把“三权分立”视为民主的基本制度设计，根本无视其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并不通用的事实，根本否定在我国行之有效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它把民主和人权限制在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因而把民主的实质归结为个人权利与政府公权力之间的博弈，根本否定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人民意志的存在，从而否认民主更为具体丰富的内容和方式。总之，以“普世价值”为思想武器，按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民主模式全面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根本改变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是“普世价值”贩卖者坚定而明确的追求。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是批判“普世价值”妨碍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恰恰是宣扬“普世价值”在干扰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所谓的推进改革，只能是“忽悠”和“折腾”。我们不搞西方式民主，根本原因不在于国情差异，更不是由于目前的条件不具备，而是基于根本不同的民主理念。马克思主义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仅限于某些形式的、表象的平等权利)，及其局限性(保留阶级差别和资本特权)的批判，在今天并没有失效。尽管我们今天在民主的某些形式上还未能高于西方民主(这也是西式民主在我国还有市场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们决不认为历史只能止步于“扩大中产阶级”而不能达到“消灭阶级”，决不认为人类只能驻足于“投票的民主”而不能达到“国家消亡”(即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公共权力真正向普通的社会公共权力回归);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在其民主政治建设中出现过严重的失误，遭遇了严重的挫折，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拓，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合乎人类文明发展潮流，根本区别于现行西方民主模式的民主政治前景，我们没有理由改旗易帜。

抽象的人和“普世价值观”是资产阶级社会“抽象化”的产物

敌对势力之所以青睐于“普世价值”，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实行思想统治和价值渗透的有效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标志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一个趋势，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虽然任何统治阶级都力图以全社会利益代表的面貌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都使用抽象普遍性的思想观念，然而真正实现了用抽象的普遍观念作为思想统治形式的却是资产阶级社会。“抽象性”在真正意义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就经济过程而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得劳动抽象化，“劳动一般”正是这种状况的写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劳动的抽象化相一致，商品的价值取代了使用价值成为生产的目的，人在这一经济过程中被物化就在所难免。物化的结果是资本的人格化和工人的非人格化，金钱成为万能的神，人们只能对它顶礼膜拜，一句话，人的社会性存在被遮蔽了，资本对于劳动的奴役关系被颠倒了，人被抽象化了。“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就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需争辩的事实。”

马克思曾把负载着特定生产关系的人称作该社会的“自然基础”，毫无疑义，“抽象的个人”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基础”。“抽象的个人”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在唤醒个人、解放个人并使之获得独立性的同时，又因“物的依赖关系”而彰显人的“物性”、隐藏人的社会性，致使个人自我封闭和自我孤立的产物。作为客观存在，这种个人本能地崇拜“自我”把个人视为人的唯一存在和终极实体，把个人等同于“人”;而作为主观存在，这种个人本能地崇拜“抽象观念”，把个人权利视为“人权”，把自我价值视为“普世价值”。自由个人主义就是其典型意识形态。就思维方式而言，由于无法正确地提出和解决“普遍观念”的形成问题，“抽象个人”只能在“思辨的抽象”和“单纯的直观”这两个极端徘徊，这也是其无法超越的狭隘眼界。由于是植根于社会主体自身的局限，因而感性和理性、现象和本质、个性和共性的断裂，在资产阶级社会就是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历史之迷。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从思辨的抽象和单纯的直观到“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不仅是思维方式的转变，更是历史主体和阶级立场的转变。不突破资产阶级狭隘眼界，不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就不可能超越抽象的人及其思维方式。

因此，当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时高举人的解放的旗帜(实际上只是解放市民社会的个人)、打出“自由、平等、博爱”等人类性话语时，虽然也是一切为获得统治权的阶级所必须采取的手段，却也充分预示了这个行将成为统治阶级的阶级将采取何种思想统治形式，以及这个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所在。社会关系的普遍化以物化的方式实现，使得抽象普遍性观念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个人形成中起着重大作用。“个人的这种发展是在历史地前后相继的等级和阶级的共同生存条件下产生的，也是在由此而强加于他们的普遍观念中产生的，如果用哲学的观点来考察这种发展，当然就很容易设想，在这些个人中，类或人得到了发展，或者这些个人发展了人;这样设想，是对历史的莫大侮辱。”如果说，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彻底的形式”(恩格斯语)的话，那么“抽象的个人”和“普世价值”则是资产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彻底的形式;如果说，马克思在政治领域的根本变革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取代资产阶级自由制度的话，那么他在哲学世界观上的革命变革，则从根本上说就是实现了从抽象的个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他说明，解决抽象的人的问题，本质上不是认识论问题，而是社会的革命变革问题。

马克思主义对抽象的人和“普世价值”解构和超越

抽象的个人和抽象的普遍观念(“普世价值”)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的有效方式，就因为从抽象的人出发，无法做到对现存社会进行批判和超越，人们似乎只能在同样毫无出路的两极徘徊：要么屈从现实，把现存社会关系视为“只能如此”的“自然秩序”，此即诉诸“单纯的直观”的产物;要么脱离现实，满足于在自己的“想象中”超越和改变现存的一切，此即诉诸“思辨的抽象”的结果。这就是人道和科学、理想和现实相悖的深层社会背景。也就是说，两个极端对于现存的态度虽有差异，但其思维方式都是“抽象的”，其结果都是“解释世界”(即用不同方式承认现存)。说到底，抽象的人把历史活动主体抽象化(似乎存在着亘古不变的“个人”主体)，把历史动力抽象化(似乎一切进步根源于普遍观念和人性诉求)，把历史任务抽象化(似乎/"解放/"就是某种抽象观念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