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灏：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自我转换

[内容提要]：本文对中国百年来革命的思想道路，做了深切的反思。文章讨论这条道路如何在一百年前由改革思想分化出来，如何在转型时代得到激化,逐渐演变为革命的崇拜心态，并深化为一种革命宗教。历史是诡谲多变的，我们如果对这条道路没有反思和自觉的警惕,它是可能会重来的。

引子

今天在这个世纪交替之际,海峡两岸是一片改革的声音,我们很容易忘记这种声音是近20年才响亮起来的。在这以前,改革的声音是很微弱的。长时期笼罩中国的是革命的声音。今天回顾20世纪的历史发展,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人在这个世纪的大部份时间是花在"革命的道路"上。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是如何走上这条革命的思想道路,而没有走上改革的道路?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在进入正题以前,我想先对革命这个现象做一个简单而基本的说明。大约说来,近代世界的革命有两种:一种可称之为"小革命"或"政治革命",它是指以暴力推翻或夺取现有政权,而达到转变现存的政治秩序为目的的革命,最显著的例子是1776年的美国革命,和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另一种是所谓的"大革命"或"社会革命",它不但要以暴力改变现存政治秩序,而且要以政治的力量很迅速地改变现存的社会与文化秩序,最显著的例子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与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也属此类,我今天要谈的"革命道路"主要是指这共产主义大革命的思想道路。

历史的回顾

从今天回头看,这条革命的思想道路是极漫长的。大致说来,它的起始点可以推到整整100年以前,1895年前后,也就是我所谓的转型时代初期(1895年至1920年初)。在这以前,中国自从19世纪中对外开放以后,只有改革与保守的论争。1895年以后,改革的阵营逐渐分化为改革和革命两股思潮,也因此展开了百年来革命与改革的论战。在这场论争的过程中,革命派很快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在本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开始出现革命崇拜的现象,最好的例子就是邹容的"革命军"。随着革命的声浪日渐扩大,革命崇拜日渐散布,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激化的现象,到了五四后期,20年代初,这激化已经相当普遍,终而形成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在20年代至40年代间大规模的左转,而革命崇拜也逐渐激化成为一种革命宗教,像燎原的野火在当时吞卷着中国,几乎把改革的声音完全掩盖掉。因此这条革命道路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而形成这条道路的关键是转型时代(1895年至1920年)出现的激化现象:我在进一步讨论这个激化的现象时,先说明一下激化的原因。

激化与革命崇拜

大约说来,思想激化的形成有好几层原因:首先,就思想层面而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895年以后所谓的西学开始大规模地输入。现在重要的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多半在转型时期进人中国而大量地散布。这自然是刺激思想激化的一个原因。但要了解激化,仅看思想层面的原因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也要考虑一些非思想层面的原因。大约而言,非思想层面的原因有三种:最显著的当然是当时的空前政治危机。这危机是双重的,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在1895年以后由慢性的蚕食剥削,突然升高到领土的掠夺,而且步步进逼,造成当时国家有被瓜分的恐慌,同时国内的政局也急转直下,传统政治秩序陷入分崩瓦解。在这内忧外患双重危机的交迫之下,任何局部与渐进的政治改造,都是捉襟见肘,很难成功的。而中国近现代的实际政治发展也清楚地显示:政治改造从自强运动,到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以及后来国民党的"国民革命",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些政治改造,每失败一次就是不可避免地使人对现状更为不满,使人觉得需要对现状做进一步更彻底的改造。中国思想的激化可以说是政治的双重危机和一连串现实政治改造失败一步一步逼出来的。另外一层原因也与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性质很有关系。方才我提到中国的政治危机在当时有着空前的升高,同时它的文化秩序的基础也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逐渐瓦解,形成我所谓的文化取向危机。政治危机与文化危机两者同时出现,二者之间的互动,也是促成激化的一个因素。现在让我进一步说明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前面我特别指出中国在1895年以后由于空前的内忧外患所造成的传统政治社会秩序瓦解。这瓦解的过程,自然在中国人生活上造成极大的震荡不安;焦虑和恐惧、羞辱与愤怒,各种激情与感愤纷至沓来,充斥当时人的思想世界,而同时由于文化基本秩序的崩溃,传统的世界观与价值规范都已动摇而失去旧有的文化功能,无法把当时政治与社会危机所引发的各种激情和感触加以绳范、疏导与化解。因此政治与文化两种危机交织互动的结果是各种激情和感愤变得脱序、游离而泛滥,非常容易把当时人对各种问题与大小危机的回应弄得情绪化、极端化。这种趋势自然也是助长激化的一个因素。

最后要认识中国现代思想激化也需考虑到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与社会困境,这是现代思想激化的第三因素。大体而言,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是由两种社会力量推动的:知识分子与农民。在这两者之间,知识分子毫无疑问是主导力量。而现代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政治与社会困境,也时有一些思想激化的倾向。什么是他们的政治社会困境?要认识这个困境,我们必须把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与他们的前身一一传统士绅阶层做一个比较。大家知道,中国现代知识阶层出现大约是1895年以后的转型时代,他们主要是从士绅阶级分化出来的。中国传统士绅阶层是造成社会政治稳定的一个基本力量,这其间的枢纽就是传统考试制度。透过这个制度的媒介,他们上可以晋身中央权力结构,下可以以乡绅的地位进人地方权力结构,因此他们的政治社会立场常常是保守的,是支持现存政治社会秩序的。但1905年以后,也就是转型时代初期,考试制度被废除了,诚如余英时先生指出,现代知识分子参加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管道也因此被切除了,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被边缘化了。同时我要进→步指出,知识分子的文化地位与影响力并未因此而降落,反而有升高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透过转型时代出现的新型学校、报刊杂志以及各种自由结社所形成的学会和社团,他们在文化思想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较之传统士绅阶级可以说是有增无减。因此形成一种困境:一方面他们仍然拥有文化思想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们失去以前拥有的政治社会地位与影响力。这种不平衡,自然造成一种失落感,无形中促使他们对现存政治社会秩序时有愤激不平的感觉,也因而无形中促使他们的思想激化。所以中国知识分子走上哥激化思想的道路,是由文化思想层面上与政治社会层面上好几种因素结合起来促成的。

激化与历史的理想主义心态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激化的过程。这激化的起点就是转型时代初期出现的思想气氛或心态,我们称之为历史的理想主义。它认为历史是朝向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发展。在这发展的过程中,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基本的转换点,而人的精神和思想就是这发展的基本动力。现在对这历史的理想主义心态做进一步的说明。它的最大特色是摆脱了传统的循环史观而接受了主要来自西方的单向直线发展史观,认为历史是由过去通向理想的未来做有目的性的发展。在这发展中,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历史性转变的关头。因此在这发展史观的核心有一份强烈的时代感,这份时代感的最大特色,是它充满了一种特殊的危机意识。这特殊的危机意识有两种成分:一个是1895年以后由空前国难所带来的强烈危亡感。重要的是,这份危亡感是与一份新的契机感相并而来。人们意识到在面对危亡的同时,中国也进人一个空前未有的变局,与机运无穷的新时代。这份新的契机感是传统与西方思想影响的合产物。来自传统的契机感有两个基本成分,一个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带来的生命与世界的二重观:理想生命与现实生命的对照。一个是由传统宗教带来对生命与死亡的一种辩证循环观念:生命终于死亡,但死亡也可以转为复活与再生,特别是精神生命。重要的是这契机感的两个传统成分被它来自西方的成分一一演进的历史观一一所吸收,化为空前的乐观的前瞻意识,不但使中国人觉得眼前的危难孕育着复活与新生的契机,而这复活与新生也是通向未来的理想世界的契机。因此,新的契机感不再沦于传统的生死循环的观念窠臼。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新时代感,有着一个理想主义的三段架构:一方面是对当前现实状况的悲观,另一方面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乐观期待;二者之间是由悲观的现实通向理想的未来的途径,这就是我所谓的历史理想主义心态。在这种心态笼罩之下,当时知识分子的关怀自然集中在如何由悲观的现实走向理想的未来。这个途径的问题就是中国现代改革与革命之论争的起始点。

我方才指出,在这场论争中,革命的观念很快就取得了优势。到了五四后期,革命崇拜的现象已经很普遍,这主要是因为我所谓的激化趋势的出现。这激化把历史的理想主义心态转化为激进的理想主义心态。五四以后的"革命思潮"就是这种激进理想主义心态激发起来的。因此要了解革命对当时人的意义,我们必须了解激进理想主义所代表的思想。

激化与激进的理想主义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激进的理想主义的核心是一种两极心态。这心态是我方才提到的时代感所含的危机意识经过激化、凝聚而成的。它认为当前的时代是中国乃至人类命运的转换点,而当前世界的基本局势是由双重的两极对立形成的。一种是纵式的对立,指现实的黑暗与未来的光明是一无法由缓进过渡的对立与鸿沟,只有以断然的急进和暴烈行动才能飞跨这鸿沟。同时,当前时代的基本形势也呈现一种横式的两极对立,那就是现今世界是两种势力对峙做生死斗争:一方面是爱好和平、代表进步的民主思想;一方面是内而残民、外而侵略的军国主义;一方面是压迫的统治阶级,另一方面是被压迫的劳苦大众;一方面是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被侵略的弱小民族;一言以蔽之,用当时的话,就是强权与公理的对立与斗争。斗争的结果势必是公理战胜强权,从而扫除现实世界的黑暗,使人类跃向光明。因此纵式的两极对立是与横式两极对立紧紧地衔接在一起。这种世界观我们称之为两极心态。它携带着强烈的情感,从五四时代开始,在中国的思想空气里激荡、散布。

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孤立地去看这两极心态,环绕着它的还有一些别的思想。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两组思想,这两组思想来自历史的理想主义里面的两个基本成分:群体意识和个人的自我观念。他们经过激化以后,产生一些观念,常常以两极心态为核心,在五四以后的思想空气里回旋扩散,形成那时代所谓的"革命思潮"。因此要了解当时日益高涨的革命思潮与这思潮后面的激进理想主义心态,我们必须对这两组激化的思想做一些根本的说明。

群体意识的激化

1895年以后,"群"这个观念突然在中国士大夫圈中开始变得很重要,它代表当时的人意识到中国在未来需要一新的政治社会组织和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意识从开始就有一激化的趋势,大约表现在下面两种思想发展:

(一)前瞻意识中的未来政治社会秩序是两层的。

A、民族主义:最显著的一层当然是由民族主义所投射的国家富强观念。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是以两种形式出现的,一种是激进的,一种是保守的。在转型时代,民族主义常常以激进的形式出现。所谓激进形式是认为:为了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富强,中国应该不计代价地去改变现存的政治社会秩序与文化传统。这自然是刺激思想激化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

B、乌托邦主义:不可忘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瞩目未来,不仅期盼民族主义,他们时而也期盼一个大同社会,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这是历史学者常常不注意的一面,但却是很重要的一面,其重要性不下于民族主义。不论是转型时代初期的改革思想与革命思想,或者五四时代的思想都有这一面。

大约而言,这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可分为两类:积极型和消极型。消极型的乌托邦主义相信乌托邦理想是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渐实现,有乌托邦信仰的人自己并不能立刻积极地去推动,促成其尽快实现(例如康有为、胡适)。积极型的乌托邦主义相信有这种信仰的人应该以积极的行动去推动历史,尽快地促成其实现,而不该消极地静候历史,遵循其固有的次序节奏,做缓慢的演进(以邹容为例)。

重要的是,在转型时代,由初期至末期,积极型的乌托邦思想日趋重要。在辛亥革命前,这些思想尚只限于少数激进分子(如无政府主义)。五四时代开始进入知识阶层的主流,有着广泛的影响。李大钊的思想最能代表这种积极型的乌托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