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希恩・海尔贝克：日常的意识形态：斯大林时代的生活

摘要：约希恩•海尔贝克写到，研究极权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的后现代历史学家已经排除了意识形态在个人层面上的作用，更愿意看到主观性的表现性阐释。但是这无法解释为什么苏维埃和纳粹政权产生的绝对忠诚。他认为，我们需要认识到意识形态是如何在个人使用和自我形成的行为中产生的。

斯大林时代苏联人日常生活的最全面和最深刻的记录之一来自乌克兰一青年农民斯蒂芬（Stepan）的潦草的日记，为了摆脱致命的集体化运动，他从乌克兰村庄逃往莫斯科。该青年的父亲菲利普•波德鲁尼（Filip Podlubnyi）因为被控是剥削他人和追求自私利益的“富农”（kulak）而遭到驱逐。人们怀疑他16岁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敌对阶级本质。斯蒂芬在谁也不认识他的莫斯科寻求庇护部分是要躲避共产党狂热分子，但他也把这当作拥抱新都市生活的机会：成为工厂的工人和受教育的公民，从而重新造就他的阶级出身，把他认为的有问题的富农心理彻底抛开。在这个意义上，日记有几个目的。首先，斯蒂芬•波德鲁尼把它当作罕见的朋友，用来倾诉自己的出身秘密。其次，它充当了他的意识工具，通过日记，他可以处理掉自己有问题的过去。与此同时，波德鲁尼在记日记时心中还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作为将来有一天可以发表的自传性作品的原始材料，他已经为这本小说拟定了题目“多余阶级的生活：适应新时代的精神重生”。[1]

这个年轻作者在从事这个工程的时候受到生活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意识的指导，他认为记录下这个时代是他的义务。在1932年9月，他写到“什么时候我会最终开始撰写30年代的回忆录呢？”[2] 波德鲁尼在这个十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提出这个问题的事实说明了他对斯大林主义工业化运动作为正在开始的独特阶段的清醒认识。虽然日记的部分内容读起来就像心怀恐惧的观察家的流水账，但日记的大部分内容恰恰是作者竭力要融入新的社会政治环境的目的反面。波德鲁尼在写作中创造了在他的个人生活和用历史术语描述的他的时代之间的对话。他把自我提升到历史主体的程度。他为自己确定的目标---连续不断的自我反思的实践，“认识自我”(Arbeit an sich selbst)和自我改造无不渗透着他那个时代的革命意识形态。波德鲁尼开始用苏联被集体化和工业化一样的术语重塑自我。这两个过程，他的自我改造工程和这块土地上的革命改造，是用同样的急切和热情来进行的，暴露了对需要做出解释的历史时间线的共同认识。

日记是正在创造的历史的记录也是正在创造的历史主体的自我的记录，这种双重目的正是这个时期众多苏联日记的特征。不仅像波德鲁尼这样的日记作家从他们“不纯洁的”阶级出身中寻求宽恕，而且扩展到在自己的个人作品中挑战和抗拒共产党政权的作家，这是真实的。日记作家批评政治秩序的声音越大，他们就越发强烈地求助于“历史”作为仲裁者。[3] 这些苏联日记作家把自己的生活当作等待在上面书写新文明和新个性的历史画布的意识向研究日常生活的历史学家提出了独特的挑战。我们如何在理解日常生活时便抓住不寻常和历史性的东西？我们观察到日常生活和需要通过分析才能抓住的意识形态认识的合并，以便解释日常的、自我构建的、革命的意识形态的相互交叉和相互依赖的特征。

研究日常生活的历史学家用矛盾的方式应对这个挑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意识形态很重要，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历史不得不考虑到国家的话语和实践，但这种认识没有公开承认意识形态在影响社会历史术语方面的巨大力量。这种沉默部分与意识形态长期以来在斯大林主义史学尤其是“极权主义/修正主义”辩论中被人看待的方式有关。极权主义范式支持者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看作从权力中央发出的官方真理的全集，服务于抓住国家权力的目标。意识形态向个人灌输思想，建议他们加入到伟大的“运动”中去，同时哄骗他们避免看到自己不自由的真相。虽然在很多方面，这种解释是很有说服力的，但它把苏联公民简化成苏维埃政权理想的受害者。最近，一代社会历史学家已经发现，大部分苏联人积极参与到布尔什维克的事业中。不过，在此过程中，苏维埃秩序被奇怪地去意识形态化了，其运行可以用既得利益者的社会群体的“自我利益”术语来解释，但这些历史学家没有试图批评性地考察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我利益体现的形式。[4]

最近的社会历史学著作仍然倾向于把斯大林体制下人们的生活放置在意识形态环境之外的地方。在把意识形态作为生产性分析范畴方面也继续保持缄默。两个研究日常生活的著名历史学家什拉•费茨派垂克（Sheila Fitzpatrick）和阿尔夫•吕德克（Alf Lüdtke）在为《超越极权主义》(2009)合写的一篇文章中讨论了纳粹德国和苏联斯大林主义的日常生活，但一次也没有提到意识形态术语。[5] 这是矛盾的，因为该文的焦点就是意识形态，即便不是名字上的至少在实质内容上是。两位作者看到日常生活领域受到各自政权推动的“伟大事业”的决定性影响。正是在这里关键的“能量”发挥出来“驱使”人们渴望加入到全民族的事业中来。“在我们看来，理解这些政权在处理从内部驱使各自系统运行的感情能量的生产性的甚至更多破坏性的潜力是最重要的：人们使用或者遭遇的“自我补充能量”的实践是什么呢？”[6]

这个问题提得好，作者最后的判断也是有道理的。他们得出结论说，这两个政权推行的容纳和排除机制对斯大林主义苏联和纳粹德国的个人如何看待自己具有可怕的影响。能量范式解释的是“那些积极地包括进“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的日常生活，用苏联的术语“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7] 但是这个发现与文章的主体部分关系紧张，在那里作者整理了众多的社会关系和感情纽带，有些是国家的，有些是国家之外的，有些与国家的关系很紧张。我们仍然不清楚纳粹的动员机制和斯大林政权如何能打破其他社会纽带，重新改造和探索它们。

当费茨派垂克和吕德克讨论个人生活的时候，他们把它看作不同于社会政治环境的东西。该文中插入了六个简短的生平介绍，每个介绍都放在单独的文本框内。如果单从绘画术语看，这是对这些个人所得的自主性的有趣评论以及对为他们“提供能量”的环境的局限性的评论。最后，因为使用了分析性术语“能量”, 作者的概念含糊不清，指向不同的方向，既没有讲清楚能量补给的方向和载重量，也没有指出能量穿透个人身体和思想的方式或这种能量对他们生活产生的影响。相反，意识形态可能是更准确的标识，不仅仅因为它被考虑中的历史主体所使用，这些人津津有味地品尝因为拥有独特世界观而获得的清晰和目的意识（有指导的能量形式）。费茨派垂克和吕德克的个人被实际上“切断联系”的醒目形象只有在结合对意识形态的具有方向性的、强大的、常常毁灭性能量的这种理解才能具有意义。

作为整体，该文似乎示意要恢复意识形态，但是这个动作与作者对意识形态作为分析概念的保留意见是格格不入的。从根本上说，两个作者都好像把个人对极权制度（意识形态不过是其中一部分）的厌恶投射到他们的历史主体问题上，却没有看到他们研究的个人对极权主义的渴望。[8] 用后现代的调子写作的其他学者表达了对支配一切的叙述的类似的不信任，担心它们的霸权性攻击，相反却赞同道德相对主义，赞同对主观性的多样性、情境性和表现性的阐释。但这种方法使得人们更难获得能产生绝对的思想和感情承诺的权力体系。相反，我相信人们需要的是区别于单一的、自上而下的“共产党意识形态”传统假设的新型意识形态，需要观察意识形态的运作，实际上连同它在本地化的个人使用和自我形成的行为中的产生过程。

在理解苏联背景下的意识形态时，我并不是从任何确定的理论模式出发的，虽然可能有很多模式。有关意识形态的比较有趣的所有理论多多少少都采用了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作为特定现实的自然化的传统定义，使它经得起任何变化。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政权的自我代表---掩盖苏联现实的真正权力关系的意义上，这个视角也可以用在苏联案例上，但该视角掩盖了共产主义背景下意识形态地位的本质区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旨在重新生产现有资产阶级秩序，因而在意识世界之下隐秘地操作。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同，它是有意识的，改造型的，其目标确定在有意识的思想而不是政治无意识。它是公开的行动项目，是需要实现的世界蓝图。对个人而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表了全面的意识，呼吁个人把自己的主观思想提升到最高程度的自觉。[9]

最近一些年已经开始了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如何回应个人生活的调查，但是这依然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10] 需要提出的问题是意识形态为个人提供的独立于工具性应用的实质性内容。为什么它是吸引人的，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个人挪用了意识形态文本的哪个部分？意识形态和自我的生产性遭遇的影响是什么呢？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注意到意识形态本身“总是包含各自‘观点’的逻辑”。这个观点本身包含意识形态拉长的逻辑过程。阿伦特似乎认为意识形态不是现成的充分表达出来的文本，相反，它像压缩的软件，在个人的使用过程中逐渐展开，但阿伦特对个人作为积极的主体不感兴趣。在她看来，意识形态本身是驱动性力量，在遭遇个人的时，它会消除主观性：“意识形态思考独立于所有【个人】经历”，代表了‘思想从经历的和实验的现实的解放。’[11] 这个观点贬低了个人在意识形态使用中积极的和创造性的参与，这个过程要求他们重新创造而不是抛弃主观经验。意识形态通过强迫个人用它的棱镜阅读世界、塑造自我意识并使它具有意义。这是个创造性的任务，可以假设众多不同的形式，就像它产生众多不同的个人主体一样。在这个过程里个人投入相当多的主观劳动。把心理经验提升到意识的高度是要求很高的挑战，它不断产生矛盾、失败时刻和怀疑等情况。

在我们试图弄明白斯大林时代个人的生活经验时，需要弄清楚与主观性吻合的意识形态。这可以通过意识形态的概念化的转变来实现，即在狭隘的、简单化的“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意义上，从现成的、确定的文本库转变为个人活跃的努力并产生众多变体，因为意识形态与特定个人的主观生活发生互动。这个视角把个人恢复为代理人，意识形态代理人。不是作为拥有话语特权的唯一的历史代理人，我觉得意识形态和主观性之间应该是迂回的、对话式的关系。个人的操作就像在情报交流中心一样，在那里打开意识形态包装，将其个人化，在此过程中，个人重新把自己变成独特的、追求意义的生命主体。意识形态在激活个人的时候，自己也获得了生命。因此，意识形态应该被看作适应性的力量，只是在活生生的个人作为意识形态主体把它与自己和世界联系起来的意义上，它才是有力量的。对改造（社会空间改造和自我改造）、集体化（个人生产者的集体化和自我的集体化）、纯洁性（政治清洗运动和个人的自我改善）的革命性宏大叙事的大部分逻辑是由苏联公民提供和重新生产的。他们不断把无法衡量的国家政策合理化，因此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区别，同样是意识形态的代理人。

参与哈佛苏联社会体制研究课题的美国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在采访1950年代初来到美国的苏联移民时，他们印象深刻的是受访者习惯于用“辩证唯物主义”术语看待世界和他们的生活的程度。在这些人看来，真理没有绝对的、本质的意义，相反，真理是相对的，不断展开和进步的。明显的矛盾可以并存，任何一方都不是谎言。美国研究者注意到15%的受访者“不断使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进行解释和预测。”如果考虑到难民受访者很清楚如表现出马克思主义者的特征，他们进入美国的机会将大大减少，研究者相信实际比例肯定要高得多。[12] 当然，辩证法思想弥漫于苏联时代的文学和斯大林时代的科学话语中。不过，正如哈佛研究课题的采访场景显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戒律或指导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方法的传统理解，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

比哈佛采访报告更显眼的是,斯大林时代起的苏联日记显示作者们是如何用发展的术语来看待真理，试图在刻苦工作的过程中掌握真理。作者们常常注意到意识形态规范（应该是）和自己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现实（是）之间的紧张关系或者公然的对立。但问题在于他们不接受这些冲突和矛盾，而是试图通过使用合理化机制，通常以辩证法的形式解决这些矛盾。对那些有兴趣了解苏联时代日常生活的研究者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