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在日本思考文化、制度及其他

大阪的街道为啥那么干净？

来日本前，我又匆匆翻阅了书架上那本《丑陋的日本人》。这是长期生活在国外的日本人高桥敷于1970年完成的，高桥是教育家与时评家，他以国外生活的体验作为对比，对日本的人的弱点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这本书里对日本人脏乱差的描写给我很深的印象，例如日本的厕所很脏，日本人乱扔垃圾，在动物园不听指挥喂长颈鹿等等。记得1990年第一次到日本时就阅读过这本书，可到了日本才发现那本书描写的好像不是日本，而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以及亚洲很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我当时看到的，已经不是高桥敷描写的1970年的日本。

我并不怀疑高桥所写的事实，只是想知道，日本人的“素质”是如何在短期内提高的。是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是民主制度的作用？又或者是全民的反思最终引来了改变？正视这些问题，可能会帮助我们认识到国民性，制度、环境与“素质”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回答为什么日本人能够那么快去掉脏乱差的丑行陋习，我们也许能够找到自己问题的办法。

值得一提的是，写《丑陋的日本人》的高桥敷当时因为这本书受到了很多日本人的围攻，但日本的很多陋习却从那时开始得到纠正。有意思的是，离它不远的中国台湾在1985年出版了柏杨模仿这本书而写的《丑陋的中国人》，台湾社会风气也大抵从那时开始好起来。其实除了文化根子上的一些说法外，我认为柏杨这本书，更多的是针对台湾的中国人而写的，应该叫《丑陋的台湾中国人》。

1994年韩国朴泰赫著的《丑陋的韩国人》出版，显然也受到了《丑陋的日本人》的影响。这三本“丑陋”系列依次在亚洲三个民主正在转型、社会风气逐渐好转、民众素质大幅提高的亚洲国家（地区）出版，耐人寻味。也许，我们期待一部《丑陋的大陆中国人》？

用上了“大陆”两字，显然会有一些朋友不高兴。记得柏杨在书中曾经提到，中国人，无论到了哪里，总还是“丑陋的中国人”，改不掉身上的恶习。我认为这话有失偏颇，有些本性难移，但大多陋习却可以随环境与制度而改变。

这次来日本的第一站是大阪，由于旅行社没有安排下午的行程，我们一行到大阪市区逛街，大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的街道真的很干净。逛街结束后，我们一起同三位生活在大阪的中国女网友吃饭。三位网友虽都是初次见面，但并不陌生，一位大学老师兼作家，我以前看过她的一些作品；一位是专栏作家与博客作者唐辛子女士，我认为她写的东西很有看头。还有一位是网名“雀巢咖啡”的网友，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

由于旅途劳顿，我们一位同行团友在吃饭后感到不适，来到街道上被风一吹，当场吐了一地。我看到才来日本两年的“雀巢咖啡”站到呕吐物旁，示意经过的行人绕道而行。另外两位女士则向两边的商店跑去。

这时接我们的车来了，为了尽快带身体不适的团友回酒店休息，我们匆匆同三位大阪女士说再见。当车离开的时候，我看到从旁边商店买来了清洁工具的两位女士同“雀巢咖啡”一起蹲在地上清洁呕吐物。由于“工具”（卫生纸与水等）不顺手，她们看上去几乎是在赤手做清洁。

在印象中，我生活过的美国、澳洲也没有达到这个境界，顶多找一个明显的标志放那里，提醒经过行人小心，等待清洁工来处理。可在这里，竟然有人随时随地清洁自己人留下的呕吐物。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看不到清洁工的大阪的街道会如此干净。

让人感动的是此刻在那里清洗呕吐物的是三位生活在日本的华人女士，其中一位才来这里两年。她们三位本来都是很好看很优雅的女士，但车子离开时我匆忙间用手机拍下的这张模糊的照片，是最美的。

我的大阪、奈良、京都与东京之旅就这样开始了，当我结束的时候，我会找到更多的答案？还是会生出更多的疑问？

近代中国为什么输给了日本？

今天来到了日本古都奈良。从公元300年由奈良开始的古坟时代，我们可以把日本有较详细纪录的历史同中国的做比较，说实话，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与技术上，日本都无法同中国同期相提并论。我曾经收集了日本历史上最精华的三十本著作，虽然大多没有细看，但还是从中发现，无论是在文化领域还是思想创新，日本无法同中国的相比。即便在对西方与维新、改革的认识上，也比不上中国。可是，“明治维新”让日本后来居上，在所有的战争中都打败了中国。近代中国为什么输给了日本？

可能会有很多答案，但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明治维新”让日本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进入到近代社会，而清朝的“戊戌变法”以及各种改革都失败了。所以，这个问题不如这样问：为什么清朝的改革以失败告终？

答案也有很多，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朝有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在阻扰改革！

看看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国都是走在日本的前面，我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出在清朝这个最糟糕的朝代。在对清朝的看法上，我非常赞同钱穆的意见，他指出，中国从汉朝开始，政治制度其实并不落后，例如作为国家象征与精神领袖的皇帝与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实行的分权制，中国的科举制一直选拔全国各地读书人做官，皇帝的权力在很多时候都受到限制，朝廷广开言路，甚至鼓励知识分子给皇帝提意见等等。

汉、唐、宋时代的政治制度至少在当时并不落后，有符合当时国情的，可当世界各国进入近代的时候，中国人却迎来了满族人的政权。相比中国秦朝以后的历代政府，满清政府几乎是全面反动。例如，自从汉代以来，大臣几乎都不是世袭的，政府重要职位几乎都是靠“考试”与“选拔”（官员们推荐），对全国读书人开放；到了清朝，皇宫与政府最重要的职位全部由满族人担任，竟然搞起了世袭。直到义和团之后，他们才发现搞不定，对汉人放开了一些职位。清朝以前的历朝历代，皇帝和自己的官员一起统治全国、治理国家，到了清朝，统治全国的是一个族群――或者说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满清政府，并不像历朝那种“皇帝通过知识分子与精英治理国家”，它实行的是“满族利益集团通过皇帝统治汉民族”，结果没有什么悬念，它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元朝也是由一个外族统治的，然而，元朝时代，世界并没有什么非要你做出决定的变革。清朝不同，当时全世界诸国一个一个进入近代。大家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当时统治中国的不是清朝，而是秦朝以后到明朝的任何一个朝代（除元朝外），按当时的政治制度与政府运作方式，中国很可能在变法图强上做出有如日本一样的选择。

清朝以前的历朝历代都显示：皇帝只是一个人，顶多一个家族，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是靠自己的家族就能够统治全国的，中国历史上的宰相等大臣，不但很少是皇族，而且几乎全部都是知识分子，还有相当数量是从相对清贫的家庭奋斗出来的（这个现象可是世界鲜见！），并不成其为一个固化的“利益集团”。正因为这样，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皇帝，一般都得听从大多数读书人的意见，听大臣们的建议，共同治理国家。也只有这样，皇位才能稳固。中国的皇帝们并不都能够一意孤行，独断专行。

对照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些文字纪录不难看出，“维新”、改革是在上下齐动，是最高权威（皇帝）与广大知识分子与精英达成共识时才能启动的。这种改革通过提高国家实力来巩固皇帝的地位。如果拿到中国的汉朝、唐朝与宋朝，面临这样的生死抉择，作为群体的知识分子不但会做出正确决定，作为想要一个强大国家的皇帝更是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也就是说，唐朝的皇帝会接受改革，宋朝的也可能会，“明治维新”这种事一定会发生在中国。除非发生兵变，没有人能够阻止皇帝与精英们想干的事，日本“明治维新”就是这样发生的。

而清朝的“戊戌变法”以及诸多改革也几乎同时得到了“皇上”与知识精英的支持，可却失败了，原因就是在他们之间，在国家之上，有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满族人。他们惟一的目的就是保住自己的特殊利益，永远对广大的汉人拥有统治权与奴役权。在他们眼里，皇帝只是他们的代言人，是他们维护利益的工具，国家的强大与否更与他们无关。更可怕的是，这个“利益集团”不管做什么，都不用负最后的责任。是这个利益集团最终阻止了改革，因为改革惟一损害的就是这群“利益集团”的利益。

今日在日本古都奈良，我一直在想，近代的中国输就输了吧，历史不能假设，更不能推翻，但“现在”还在我们手里，“未来”由我们创造。不能让历史重演，不能让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阻止改革，停止中国转型的历史。中国不能再输了，更不能一直输下去，中国应该奋起直追――抓住历史最后给予我们的机会，实行改革，完成和平转型。

日本在文化与制度上给我的启示

在“走遍中国”时，我也在“走遍世界”，写出了不少有关世界各国的系列文章，但拥有全亚洲相对完善的民主制度，也是较富裕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却很少出现在我的博文里。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则是，我认为日本走上民主之路的经验并不适合中国。日本是被美国人占领，在美军的刺刀下完成民主转型的。说到日本与民主制度，我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假设：如果没有美国占领，日本会走上民主之路吗？第二个思考则是：日本的儒家文化先后同源于西方的法西斯制度与自由民主制度相结合，结果都焕发出了异彩。在“文化与制度”的关系上，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日本的文化源于中国。我们在奈良、京都行走时，处处感觉到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与唐朝对日本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的唐招提寺里，据说还保存有鉴真和尚的真身。谢天谢地，中国经历了多次战乱与比战乱更可怕的“文革”等政治浩劫，别说高僧的真身，就是普通人家的祖坟也被挖得差不多了。在当今的中国，只有毛泽东的“真身”还保存在天安门广场。

这次旅行中，我有一个感觉：彬彬有礼的日本人在诸多方面，都比当今的中国大陆人更好地继承了儒家思想，堪称孔子的学生。例如，孔子希望大家和谐相处，君爱民，民爱君，别动不动就搞革命、犯上作乱。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显示，我们的君不爱民，民更不爱君，打打杀杀两千多年，弄得历史的“进步”是以农民杀掉皇帝、改朝换代作为标志的。可在同样信奉儒家的日本岛国，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长的君主制――据说有了天皇以后，天皇制就没有被推翻过，同一家族的皇帝几乎都能一脉相承。地球上，恐怕只有受儒家影响的东方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吧？

同信力建老师在京都的周恩来碑前留影，在东京长野公园踏着鲁迅的足迹散步时，他告诉我：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日俄战争后的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胡风、周扬、田汉、夏衍等等。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四次前来考察日本制度与文化的信老师说，连马克思主义思想都是从日本带回来的，而不是从苏联，更不是从欧洲。

日本是近代中国有识之士探求救国之道的地方，主要原因就是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尤其是日俄战争（1905年）后，中国人发现旁边这个同我们有相同文化，有类似制度的“小日本”竟然靠学习西方而把自己搞得如此强大，打败我们不说，还打败了白种人。日本可以，中国有何不可？于是政治人物与知识分子纷纷东渡取经，他们回到中国后，都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日本也因此影响了中国，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在当时，这也许是好事，但由于这些人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好事已经变成了坏事。

学习日本没有什么不对，但对于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他们打心眼里崇拜的依然是二战前强大的日本。他们虽然讨厌那时日本侵略中国，但却以日本为榜样，要富国强兵，要敢于同世界强权美国为敌。他们评判一个国家强大的时候，不是以社会和谐、民众富裕、幸福作为标准，而是以国家的强大与否作为惟一的标准。为了国家的强大，他国可以被蹂躏，自己国民的人权可以被牺牲。法西斯就是这样形成的。

有意思的是，近、现代日本是少有几个经历了两种类型“强大”的国家，且是惟一的东方国家。日本让东方文化展示了其“强大之处”：当儒家文化同从德国传入的法西斯制度结合后，日本成为亚洲的强权，几乎灭了中国，直接挑战美国；而当美国打败了日本，迫使日本抛弃西方的法西斯制度，接受美国为主导的自由民主制度时，日本一夜之间又变成了东方最优秀的民主政体。

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样两次变化过程中，日本依然保持了自己的文化与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