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舒 薛忠义：东亚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及其启示

政治沟通是“政治信息通过一定的通道进行交换与传递的过程”。[1]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尤为重要，任何政党都要具备有效的沟通模式。全面了解和掌握以韩国和新加坡为代表的东亚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的变迁、模式与经验，可为完善我国执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提供有益参考。

一、东亚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的当代变迁

东亚各国的政党与政党体制一直在进行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也在发生变迁，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因而，了解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的重要意义，从总体上把握这一变迁的趋势，探究变迁的路向和原因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的重要意义

信息时代的来临，彻底改变了人们以往的社会生活方式，这种变化在政治生活领域也有所体现。因而，政治沟通在政党政治运行过程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政治信息能够顺畅、及时地得到传递和交流，政治生活就会有序而有效地运转，否则就会造成对政治信息资源的浪费，直接影响政治生活的质量”。[2]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是一个国家政治沟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萨托利早就指出“政党首先且最主要的是表达的手段：它们是工具、是代理机构，通过表达人民的要求而代表它们”。[3]可见，这种沟通能力的发挥对于巩固和维持政党的执政地位，实现长期执政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为：

第一，提高政党的科学决策能力。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决策是否及时、科学，不仅影响政党本身的运作功效，而且也关系到整个政治体系自身的命运。在政党进行决策的过程中，决策的科学性与否很大程度与政治信息是否充分和准确有关，而这一点又取决于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是否充分有效。因为“政治沟通有助于充分汇集政策信息，从而制定出有效的政策工具和政策措施，并最终形成符合公众需求、为公众认同和支持的、可行的政策方案。”[4]显而易见，政治决策实际上是考验政党的获取信息和甄别信息的能力，政党与民众沟通得越及时越充分，获取的政治信息就越准确越有效，那么政党决策成功的概率就会显著提高。

第二，增强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政党的社会整合是指“通过多种方式，在协调和保证各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社会各个部分组合起来，构成一个社会利益共同体。”[5]在任何社会当中，都存在不同的个体、团体和区域，由此产生了多元化的利益诉求，这就要求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党在各种利益和价值中间进行整合与协调。政党只有与民众进行充分而有效的政治沟通，才能准确了解民众的相关诉求，找到利益分歧所在，从而更好的化解冲突和分歧，促进政治共识的有效达成。相反，如果政党不注意与民众进行政治沟通，就会逐渐背离民意，其社会控制能力也会随之下降。

第三，巩固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所谓合法性“它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来自正式的法律或法令，而是来自由有关规范所判定的、‘下属’据以（或多或少）给予积极支持的社会认可（或认可的可能性）和‘适当性’。”[6]简单而言，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就是政党具有权威并且这种权威得到民众的认可。在现代社会，这种权威和认可主要是通过民主的途径来获得。但这并不是说只要政党取得了执政地位，这种合法性就始终存在。维持政党的执政合法性不但要依靠政党的执政绩效和意识形态，保持与民众良好的沟通状态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政党与民众之间的政治沟通有利于塑造政党的形象，消除政治上的误解，最终实现民众对政党权威的认可与服从。

（二）东亚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变迁的路向

东亚政党与政党政治既带有浓重的西方色彩，又有很强的东方特色。这一方面是因为东亚政党很多制度和理念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另一方面东亚政党本身又是这一地域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的产物。在历史上，东亚许多国家的政党都曾经带有很强的威权主义特征。随着市场化、现代化的程度逐渐提高，东亚各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这就要求各国政党由传统动员型政党向现代适应型政党转变。相应地，东亚各国政党纷纷寻求新的合法性基础，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有效的政党与民众的沟通机制，及时掌握社情民意，制定出能够满足民众利益和愿望的政策。可以说，不断完善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是政党政治民主化进程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东亚各国政党纷纷变革传统的政治沟通模式，推动政治沟通的当代变迁。目前，东亚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的变迁路向主要表现为：

第一，从沟通对象上看，流动选民成为沟通的重点。伴随东亚地区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各国都普遍出现了政党支持的流动化现象。这种现象在城市尤其是大都市中显得尤为明显，这类群体往往没有特定的政治偏好，认为哪个政党上台都一样。但流动选民往往在选举中扮演关键角色，因此，东亚各国政党普遍的做法是在巩固原有支持者的基础上，将流动选民作为政治沟通的重点对象。这就要求政党在政策和路线上往中间靠拢，相互吸纳对方的主张，淡化意识形态对立所引发的困扰，由此出现了政党间趋同的现象。

第二，从沟通渠道上看，大众传媒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英国学者麦克奈尔曾指出：“政治行动者必须通过媒体向目标受众传递信息。不管是政治纲领，政策综述，竞选呼吁，还是压力集团的活动或者恐怖主义行为，如果没有经过媒体报道并且为受众所接收，那么就没有任何政治意义，更不要说产生有效的政治交流了。”[7]鉴于大众传媒巨大的影响力，东亚各国政党已将其作为与民众进行沟通最为重要的渠道。政党不但通过大众传媒向民众发布和传递信息，而且政党还尤为注重透过媒体收集民众的反馈，及时了解和掌控民意的动态。

第三，从沟通方式上看，制度化的沟通方式成为主流。传统的依靠人力为主的政治沟通方式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以制度化为主的沟通方式。人力沟通曾一度是东亚各国政党与民众进行政治沟通的主要方式，但随着政党政治的逐步发展，制度化沟通方式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也为各国政党所普遍采用。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立了非选区议员制度，这一举措扩大了民意表达和民主范围，对于强化社会力量对执政党的监督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从沟通策略上看，“政治营销式”的沟通逐渐出现。为了能最大限度地吸引民众对政党的支持，东亚各国政党纷纷调整了与民众的沟通策略，一种“政治营销式”的沟通逐渐出现。以2007年韩国总统大选为例，各候选人从选举正式开始的11月27日起，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铺天盖地的游说拉票活动，纷纷举办各种“出征仪式”，甚至展开了“海报大战”。[8]

（三）东亚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变迁的原因

东亚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变迁的根源在于政治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政党想要继续存在和发展，必须为适应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战略。具体而言，这种变迁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原因所决定：

首先，政党权力结构发生变化。长期以来，东亚各国政党均体现出强烈的“精英政党”色彩，其基本特征是政治领袖对政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成员也多是通过各种地缘、血缘因素与政党领袖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类型的政党虽然凝聚力比较强，但也存在脱离民众和社会的倾向。尤其是在大众媒体兴起后，这种缺陷表现得更加明显。为适应现代政党政治的运作逻辑，各国政党纷纷进行转型，完善组织结构，调整意识形态，不断扩大政党的支持范围。这种政党权力结构的变化，促使政党以积极的姿态与民众进行政治沟通，以适应政党政治发展的新需要。

其次，政党财政负担逐渐加重。美国有句名言：“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在西方绝大多数国家是一条难以改变的政治铁律。作为民主政治核心的政党也离不开金钱。从党员的办公费用、员工的工资到竞选活动经费，离开了钱，政党就无法正常运作。[9]可以说，不论是政党的日常运作，还是在选举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在以大众传媒作为政治沟通的主渠道的时代更是如此。政治广告、政治集会等宣传活动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因而财力是否充足往往决定了政党选举的成败。

最后，政党选举压力不断增大。东亚各国政党为赢得选举胜利，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政党形象的塑造，积极与民间智库和大众传媒合作，打造政治明星，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另一方面，政党内部也在积极进行改革，采取多种措施保障党内民主和基层组织的活力，从而使政党始终处于优势地位。选举的压力促使政党积极拓宽沟通渠道，积极创新沟通方式，以加强与民众的政治沟通。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与民众的沟通带有实用主义倾向，一味的迎合媒体和民众，有可能使政党的党派意识减弱，其批判、引导和塑造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

二、东亚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的基本模式

对东亚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的现状和变迁有了宏观了解之后，要想对东亚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有更加深入和细微的认识，还必须选取一些有代表性国家的政党进行专门的探究。一个国家的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模式与该国的政党体制密切相关。但是，无论何种沟通模式最根本的都是要强化民众对政党的信任与认同。韩国与新加坡作为东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两国的政党体制各不相同，韩国是以“多党竞争”为标志的典型的竞争型政党体制，而新加坡是以“一党主导”为特征的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体制，从而造就了两国政治沟通模式具有各自的特征、运作方式和价值理念。可以说，对两国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进行专门研究，基本上涵盖了东亚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的主要模式，因而极具标本意义和价值。

（一）韩国“多党竞争”体制下的政治沟通模式

韩国的政党体制实现了由威权主义到民主化的转型，虽然仍充满着许多变数和不稳定因素，但多党竞争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这种格局的形成源自2004年韩国的第17届国会选举，这次选举开放国民党、大国家党、民主劳动党和新千年民主党占有国会议席数的97.7%，形成4党天下。其中，开放国民党与大国家党占国会议席比例分别为50.8%和43.1%。[10]此后，韩国政党体系历经党权更替、退党风波与政党合并等一系列变化后，现在的执政党为大国家党。[26]在这种政党体制下，韩国政党经常表现出结构松散、容易变动等特征，与一些国家政党表现出的强势相比，韩国政党的控制力明显不足。这也使得韩国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表现出一种虚弱的特质，政党在与民众沟通时过度依赖政治领袖的个人魅力，使得政党的一些基本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甚至有沦为选举工具的倾向。

由于韩国的政党处于由精英型政党向群众型政党的转变过程中，因此政党在政治沟通的运作方式上还要特别倚重民间组织和大众传媒功能的发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非政府组织有了迅猛的发展，至1998年时已有1万多个，2000年更是达到了2万多个。[11]公民社会的发展使各政党纷纷建立与民间组织的联系，通过民间组织广泛联系分散的民众，使政党的政策得以广泛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党功能的不足。同时，各民间组织也开始与政党形成一种合作关系，有力地推动了政党与民众间的政治沟通，维护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些组织积极参与政治，成为连接政党与民众的桥梁，扩大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民间组织强大起来后，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不惜歪曲和弱化民众的真实声音，这时候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就出现了噪音和阻塞。

韩国大众传媒近些年来的发展引人注目，各政党及政党领袖也十分注重运用媒体与民众展开沟通，塑造自身的形象。在卢武铉统治时期，他直接在互联网上开设“青瓦台说明会”，就很多问题直接在网站上发布“对国民书信”，与网民展开双向意见交流。2006年1月开始，几大主要门户网站上都开通了总统的博客。青瓦台还建立了“政策顾客服务综合管理系统”。[12]这些形象工程把总统的威严降下来了，缩小了国家最高权力与民众之间的距离。[13]网络等新媒体在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党领袖也越来越依赖于媒体掌握民众的诉求和愿望，并认真考虑和力争满足这些意见。大众传媒在重塑了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模式的同时，其在价值理念上的导向性也使沟通内容呈现格式化和具象化，有些政治信息还需要民众自己去判断和鉴别。

总体来说，韩国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模式反映出其特有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即一切以取得选举胜利为目的，这也使政党不停地游走和徘徊于精英和大众之间。政党迫于选举的压力必须加强与民众的政治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