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 李北方:对话萨米尔: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

作者:萨米尔・阿明 李北方发布日期:2013-05-19

「萨米尔・阿明 李北方:对话萨米尔: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正文

在2011年中东和北非的政治动荡中,萨米尔・阿明写了多篇文章分析形势,认为“阿拉伯之春”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反抗运动,第三世界人民的一次觉醒浪潮。当前的左翼社会运动表现为多种形式,或是直指独裁统治的民愤爆发,或是中国等新兴国家对国际秩序的质疑。在这篇采访中,阿明详细阐述了“阿拉伯之春”与“资本主义之秋”同时发生的观点,认为这一波金融化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结构性的和彻底的。

作者简介:

萨米尔・阿明,第三世界论坛(Third World Forum)理事长,另立世界论坛(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主席。是目前最重要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全球化问题专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之一。采访者为媒体人李北方。

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秋天

李北方:我的第一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像玩笑,不过我是认真问的。今天是2012年12月13号,根据玛雅预言,我们离世界末日只有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了。如果这个预言是正确的,您现在想对世界说点什么?

萨米尔・阿明:啊哈,我不知道。如果我不得不说点什么,我要说的是,非常遗憾世界要终结了,因为我们正要开始一个向共产主义转型的过程。我认为共产主义是更高层次的文明。

李北方:您的话与我们平时经常听到的说法是非常不同的,您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萨米尔・阿明:很多人说,资本主义现在遭遇了危机,不过资本主义以前就遭遇过危机,它总是能够克服危机,并在完成危机促发的改变之后继续扩张,这只是个危机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这次危机相比之前的那些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不仅仅是一场金融危机,一场生产过剩的危机,或者这样那样的危机。它是一场文明的危机,资本主义文明将会终结。我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相对短的历史阶段,其特点是为超越资本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即走向一个更高层次的人类文明创造了条件。

李北方:您说过,资本主义只是管理危机,而不能解决危机。毫无疑问,现在的世界充满了危机,您如何看待2008年以来的这场资本主义危机的新特点?

萨米尔・阿明:我称这次危机为资本主义的秋天。但为什么呢?我得给出依据。我们面对的状况是,资本控制的集中化程度相比40年前大大提升了。在1975年到1990年的短短十几年间,垄断资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质的改变。垄断资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出现于19世纪末,如霍布森和列宁所分析的。但垄断资本已经发展到金融资本这一新阶段,资本的集中控制程度更高了――是对资本的控制,而不是对财产的控制。财产可以是分散的,比方说,退休基金,其正式的所有者是千百万工人,但这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退休基金是由金融资本掌管的。

在这个极高的资本集中化的阶段,出现了一个新现象,那就是金融化。金融化的意思是,非生产性的活动,资本的集中控制,将一个新的内在矛盾引入了资本主义――金融化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状况和资本积累过程的再生产状况之间的矛盾。金融化的程度增长非常快,与此同时资本积累的速度非常慢。这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

处于中心地位的帝国主义三巨头,美国、欧洲、日本,面临缺乏增长和高度金融化的错位。这是个政治上、社会上和生态上都无法持续的体系,因为这一体系持续制造不平等的同时,资本积累的基础却是相对停滞的。

这是金融化的状况和增长之间的新的矛盾,不是经典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个新的内在矛盾使得这一体系不能长久维持,所以它在内爆。这不是一场危机,而是内爆,是系统的崩溃,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几十年的时间,不是一周或几个月能完成的。内爆的例证之一就是作为全球金融体系一部分的欧元体系和欧洲体系在走向崩溃。

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秋天,一方面是人民的春天,这不是什么巧合。人民的春天意味着人民有其他积极的可能性,我们看到各种抵抗运动和斗争,这都是完全正当的。人民的斗争不是危机的原因,原因是体系的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之秋和人民之春中间的这段时间是非常危险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创造的不是新的可能性,而是混乱和战争,因为该体系会竭尽一切方式保全自己,包括使用纯粹的暴力。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当黑夜尚未结束,黎明还没来临,有一段晦暗的时间,在晦暗中,妖魔鬼怪出动了。我们现在就处于这个时期,在资本主义之秋和人民之春中间存在的那个混乱的时期。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场危机与此前的危机不同,甚至也不同1929年。这场危机是另一种性质的,是资本主义的能量终结的信号。它现在成了一个纯粹具有破坏性的体系了。

李北方: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资本主义已经穷尽了管理危机的能力?

萨米尔・阿明:是的。从欧洲的例子你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每个季度他们都说危机结束了,但情况却变得更糟。

中国:站在多极世界的十字路口

李北方:顺便问您一下,你期待一个多极世界的出现,那您是否把现在已处于困境中的欧洲一体化看作是通向多极世界的进程的一部分呢?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

萨米尔・阿明:不是。我从来都不认为欧洲一体化是独立于美国而建立的一个集团,相反,它是在金融化的全球化之内建立的一个由美国领导的集体帝国主义的集团。所以,全球体系的内爆表现为欧洲体系的内爆,当然还有其他表现。

在拉丁美洲,人们有一种错觉,认为他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国,很多人觉得欧洲不是很糟,他们可能在对垒美国时获得欧洲的支持。他们错了。如果中国人将日本与美国分开来看待的话,你们也是错的。日本是屈从于美国的。很多中国人觉得日本坏,但美国还好,毕竟美国在抗日战争中跟中国是一边的。但是,你可以从中国东海的岛屿纠纷中看出端倪,挑衅不是来自日本,而是它背后的美国。

李北方:那么,多极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您是在地理的涵义上使用“极”这个词吗?

萨米尔・阿明:多极世界意味着为合作伙伴们创造出一个空间,首先是规制各种事务的规则得以协商达成的场合。这并不是适用于每个人的一套规则。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声称同一套规则应该施加给所有人,这是不能接受的。在这一点上,中国是对的,中国认为我们应该尊重人民的主权和对社会制度的选择。

李北方:包括您在内的很多批判性的思想家都认为世界面临着一个大分野,或者走向社会主义,或者滑向一个更野蛮的境地,相信这也是您说我们处于一个危险时刻的原因。如果这个世界真地走向错误的方向,您能展望一下野蛮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呈现出来吗?

萨米尔・阿明:这种野蛮首先表现为战争,而且主要是一场针对中国的战争。克林顿政府时期,不是布什,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完成了一份报告,美国政府的目的是研究先发制人地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用核武器消灭6亿人口,也就是中国人口的一半。战争是最坏的可能性的一种,这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

帝国主义三巨头,美国、欧洲、日本,想要独占地球的资源。这是他们对中东地区进行军事占领的原因,也是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原因,等等。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国家,也需要染指地球上的很多资源,但他们可能不会允许。阻止中国,当然还有其他国家,占有资源的最后手段就是战争。

李北方:恐怕很多人,特别是新兴的中产阶层,会拒绝相信这种说法的,甚至会责怪您这么说。他们倾向于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是对的,美国是好的,如果我们在现在的路上继续走下去,总有一天,中国会变成另一个美国。

萨米尔・阿明:这是个幻象。首先,我参考了《五角大楼文件》,它是由一位知名的美国记者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发表出来的,我见过他。这个材料非常重要,应该在中国出版并广为人知。还有在1991年,当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时,一位叫哈萨内恩?海卡尔的埃及地缘政治学家――他完全不是什么左派――写了一篇文章,说对中国的战争开始了。他说,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不只是要催毁伊拉克并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而且还要建立一个覆盖中东地区的强大的军事基地,首要目的是针对中国,最终也会针对俄罗斯和印度。这也应该被人们知晓。

为什么在中国会有这种幻象呢?1991年苏联解体后,新的金融化资本垄断的体系被建立起来,而且当时看起来非常好。正是在这个时期,有人写出了“历史的终结”这种愚蠢的东西,还有“社会主义已经永远结束了”、“资本主义将为所有人创造和平、民主和进步”等等论调。1990年代的一个时期,中国加入全球化并轻易地取得了出口增长和更高的GDP增长率。这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因为中国在引进各种元素来促进增长方面没有遇到任何问题。这种状况产生出了这一切会长久持续的幻象。很明显这是不可能的,我想中国领导层已经明白,中国应该转向国内市场。这种状况也产生出了深刻的去政治化的状态,因为现代化进程被一个规模持续扩大的中层阶级捕获,他们觉得是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的,表面现象掩盖了中国的发展终将与帝国主义的中心(美国)和附庸于它的盟友(欧洲和日本)陷入冲突的事实。

李北方:未来的野蛮还包括其他什么可能的情节呢?

萨米尔・阿明:我没有一个水晶球,看不到未来。但我认为野蛮解决方案的一个方面是大部分南方国家的“欠发达的发展”这种模式,这是一个走向赤贫化和灭绝的过程。对帝国主义国家而言,非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资源,但非洲人是不重要的,反而是负担。因此,一种作为野蛮解决方案一部分的策略可能是全球范围内的种族隔离,进而灭绝人口,如同资本主义开始的时候那样。资本主义是伴随着对美洲的印第安人进行灭绝开始的,我们永远不该忘记这一点。

野蛮的另一个维度是对安全的、符合生态规律的生命再生产的条件的破坏,滥用能源,制造垃圾。这带来了气候的变化和巨大的环境灾难。

李北方:您期待全球社会主义的实现,这将是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我相信很多人乐于生活在其中。不过这样的世界如何才可能呢?我们不能简单说,因为道德上值得期许它就会自动实现。人们有足够的力量阻止坏的情况发生,并让世界转向社会主义吗?

萨米尔・阿明: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中国现在已经加入了全球化,但有两件事没有做,所以还不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完整意义上的成员。首先,中国没有加入金融全球化,保留了一个管理经济的金融层面的自主体系。中国自己管理人民币,银行系统是国有的,处于全球化的金融化之外。直到现在,还是有一股强大的压力试图让中国加入全球金融化。我要说,不,你们不能这么做,因为全球金融化自身已经在内爆并走向衰落,你们为什么要加入一个正在衰落中的体系呢?如果中国能保持独立性,那么相对于这种衰落趋势你们将获得有利的地位。如果你们加入了,你们将会和其他人一样慢慢沉沦直至被淹没。美国向中国提出G2的倡议,这是对中国的奉承:你们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其他国家都可以忽略不计,让我们一起治理世界吧。这是一个陷阱,这是在邀请中国和它一起与其他所有人作对,并陪着它一起沉沦。

第二个使中国能抵制这场内爆的积极因素是,直到现在中国还保持了土地没有被商品化的制度。土地是村集体的财产。管理这一财产的方式方法可能是多样的、变化的,效率高低不等,有的公平有的不太公平,这些我们都可以再讨论。但是土地非商品化的原则应该始终坚持。中国也有巨大的压力,要求将土地私有化。果真如此,将会是一场灾难。让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和巴西。巴西只有11%的人口还从事农业,因为私有化了的土地加剧了农村人口的流动,结果是50%的城市区域沦为贫民窟,生存于可怕的赤贫化之中。中国就不一样。因为非私有化的土地制度,中国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因此,你们没有贫民窟。你们这里有不平等,但不是那种赤贫化的不平等。

这两个原因使得中国现在处在十字路口:或者犯错误,在全球化处于危机之时完全加入全球化,或者保持相对外在于全球化的状态。

在其他南方国家,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就是赤贫化的过程。在社会意义上,这是不能接受的,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已经出现潜在的革命性的爆发。这种爆发意味着人民不仅要反抗,而且开始认识到这个体制不能满足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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