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元礼:重新思考新加坡模式

作者:吕元礼发布日期:2013-04-13

「吕元礼:重新思考新加坡模式」正文

新加坡的政治生态已经进入“新常态”:随着选民诉求和心态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安于现状,而要求更多的参与、更大的透明度、更多元性的政治结构以及更多的政治上的制衡

新加坡被誉为“花园城市”,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点名要求借鉴的国家。中国政府之所以重视借鉴新加坡,固然因为其经济腾飞、社会稳定、人民安居的傲人成绩,使得其成功经验较为值得借鉴;也因为其华人社会的背景和一党长期执政的国情与中国大陆存在种种相似,使得其成功经验较为便于借鉴。

借鉴新加坡,必须读懂新加坡。今天,国人对于新加坡模式的认识存在种种误读,或未能透过现象看到实质,或只了解过去状态而不知道现今变化。此外,“阅读”的过程也是再创造的过程。没有“读者”的第二次创造,新加坡模式就会沦为死的读物,而不能成为活的教材。重新思考新加坡模式,就要用全面、发展的观点理解新加坡,用创造性的方式解读新加坡。

长期执政不等于永远执政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下称行动党)长期执政的“神话”有两种形象说法。其一,行动党党徽因有闪电标志而俗称“闪电党”。新加坡人说,闪电在同一个地方不会闪两次。但行动党这个“闪电党”自1959年在新加坡“闪亮”登场,执掌政权,一直“闪”到现在,并且还将在一段时间“闪亮”下去。其二,在美国,下一届总统选举的时间谁都知道,但谁能当选谁也不知道。在新加坡,下一届大选的时间谁都不知道,因为根据来自于英国的选举制度,执政党可根据选民心态在一定时间范围内选择大选时间;下一届大选谁能当选谁都知道,一定是长期执政并将继续执政的行动党。

但上述“神话”在新加坡2011年大选后有所打破。2010年,新加坡廉洁状况被“透明国际”排名为与另两个国家并列世界第一,其GDP较前一年增长14.5%,名列世界第二。这些成绩的取得,长期执政的行动党无疑功不可没。在外人看来,2011年举行大选,行动党必定会占有优势,取得佳绩。出人意料的是,在这次大选中,领导新加坡取得上述成就的行动党得票率为60.14%,为1965年建国以来历次大选最低;反对党则史无前例地赢得一个集选区,共获6个议席,创下了建国以来反对党赢得议席的最高。在同年8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选民热情持续高涨,并第一次出现多角战。战情的激烈使得在选举中受行动党支持的候选人仅以35.19%的得票率当选总统。2012年5月进行的后港补选,导因是该选区新当选的工人党议员因绯闻缠身而最终失去议员资格,导致议席空挡。但是,在这场工人党背负“原罪”的补选中,该党仍以62.09%比37.91%的较大优势战胜行动党。

2012年12月,行动党议员、国会议长柏默也因绯闻在身而主动退党和辞去议员职务。相对于工人党处理饶欣龙绯闻的方式,行动党的处理方式更为妥善完满。例如,饶欣龙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的绯闻,而柏默则在绯闻尚未公布的情况下,由行动党领导人陪同,在记者会上主动向媒体坦陈失误;饶欣龙是被开除出党和免去议员职务,柏默则主动退党和辞去议员职务。柏默所在的榜鹅东选区是行动党政府经营的首善之区。柏默辞去议席后的榜鹅东补选,有一位行动党候选人和三位反对党候选人参选。反对党多人参选,按道理会分散其选票,从而有利于执政的行动党。行动党候选人毕业于名校新加坡国立大学,职业为医药主任和高级顾问;工人党候选人毕业于义安理工学院,职业是金融机构培训员。前者为典型的精英,后者为普通凡人。包括参选的工人党在内,恐怕都没有想到自己可能大赢。但是,选战结果则是工人党以多出10.81个百分点的选票战胜了执政的行动党。投票之前的冷静日,李显龙总理曾向新加坡人宣告,行动党永远站在人民一边。记者后来由衷感叹:人民不仅是要与自己站在一起的人,而且是要与自己一样的人。

上述情况表明,新加坡的政治生态已经进入“新常态”(newnormal):随着选民诉求和心态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安于现状,而要求更多的参与、更大的透明度、更多元性的政治结构以及更多的政治上的制衡。从此,行动党长期执政的“神话”正在打破。人们一般相信,在2016年的来届大选,行动党虽然还会赢,但可能要输掉比以往更多的议席;而在再往后一届的大选,谁胜谁负就很难预料了。

长期执政不等于永远执政。几年一次的制度化选举给行动党造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切实压力,并迫使其保持廉洁、增进能力。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科学家做过一个著名实验:科研人员将一只青蛙丢进沸水中。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青蛙奋力一跳,跳出锅外,从而安然逃生。后来,科研人员又把这只青蛙放进装满冷水的锅里,然后慢慢加温。开始,青蛙还很得意,在温暖惬意的水中悠然自得。但是,当水温不断上升,以至于把它烫得无法忍受时,它也想和刚才一样奋然一跳,跃出水面,却因四肢无力,欲跳不能了。最终,青蛙被活活煮死在这慢慢变热的水中。就像将青蛙丢进沸水反而能激发它奋力逃生一样,建立适合国情的制度化了的选举压力,也能让官员或执政党因为害怕落选而奋力从腐败中挣脱逃生,保持廉洁。反之,如果没有这种适合国情的制度化了的选举压力,执政党虽然可以稳坐钓鱼台,却可能因为安逸而一步一步、不可挽回地走向贪腐,走向衰亡。

一党独大不等于一党独裁

新加坡政党政治表现为一党独大。其在时间上的表现是行动党长期执掌政权,其在空间上的表现是行动党占据国会绝大多数议席。但是,新加坡的一党独大不等于一党独裁。首先,愿意在宪制范围内活动的一切政党均享有合法地位,各种政治派别均享有依法组织政党的自由;其次,宪法并未规定人民行动党为唯一执政党,各个政党可以参加竞选,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是由选民通过秘密投票选举决定的,而不是依靠宪法规定或其他形式的垄断所决定;第三,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有可能随着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变化而变化。由于有了多党并存竞争,新加坡民众就可以通过自己的选票投选自己中意的政党及其候选人,从而一定程度地实现了让民做主。

多党并存竞争加强了政党之间的监督与制衡,相反相成地保证了执政党的廉洁,促进了执政党的活力。美国阿拉斯加涅利新自然保护区动物园里生活着大量的鹿。当地居民常常可以看到狼把鹿群追得四散奔逃,许多鹿被咬得鲜血淋漓。动物园为了保护鹿群,便对狼进行大肆围剿。不久,狼被消灭了。在狼被消灭之后的开初一段时间,鹿因为没有了天敌的威胁,一下子繁殖了很多。但是,一段时间之后,由于生活安逸,懒于运动,导致体质退化,疾病蔓延,鹿群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为使鹿免于灭绝,当地居民特地请来了著名动物专家医治鹿群的“衰退症”。动物专家在自然保护区内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开出了要把狼“请”回来的“药方”。原来,一方面,狼的抓捕,迫使鹿奔跑起来,反而让鹿得到锻炼,从而更为健康;另一方面,狼吃掉鹿,往往吃掉的是那些奔跑不快的“老弱病残”的鹿,客观上对鹿起到了一种“优胜劣汰”的作用。于是,当狼被“请”回来之后,鹿群又获得了生机,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也恢复了平衡。这就是生物界“小恶成就大善”的规律。狼吃鹿,在鹿看来是一种“恶”。但是,它却可以相反相成地让鹿群获得生机,从而成就大善。古人所谓的“万物并育而不相悖”就是这个道理。生物界是如此,人类社会何尝不是如此?

新加坡大体继承了来自于英国的议会选举制度。竞选中失败的一方会向胜利的一方表示祝贺。在2011年大选中,以前外交部长杨荣文领队的行动党竞选团队输掉了阿裕尼集选区选举。在选举结果揭晓之后,行动党竞选团队走上讲台,杨荣文代表团队发表演讲。他首先祝贺与他竞争的工人党团队赢得选举,也感谢阿裕尼集选区的民众在过去几年对自己及其团队的支持,并预祝他们未来几年在工人党的照顾下生活得更好。杨荣文的表态让人想起孔子对君子之争的描述。他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意思是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如果一定要争,那就是射箭比赛。登台射箭之前,相互间要作揖礼让表示尊重;射完箭下台,相互间要举杯饮酒,祝贺对方。这种“争”也体现了君子之风。需要注意的是,“君子之争”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射箭比赛是游戏。有规则的竞争是游戏,无规则的竞争是玩耍。一般来说,东方文化注重通过人情化的协商达到和谐,西方文明强调通过规范化的竞争实现制衡。双方各有优劣,应该取长补短。

从打压反对党转变为尊重反对党

在法律框架内对反对党强硬打压是李光耀等行动党领导人的一贯作风。2006年提名参加国会竞选之前,新加坡工人党第二助理秘书长戈麦斯(JamesGomez)因未获得少数种族候选人的族群身份鉴定证书而指责选举局职员没有处理他的申请。当局后来公布戈麦斯到选举局时的闭路电视影像,证明戈麦斯根本没有交上鉴定书申请,却反而质问选举局职员。真相大白之后,戈麦斯即时道歉认错,表示自己是误以为提交申请,其实却没有提交申请。应该说,戈麦斯的失误是无心的,道歉是真诚的。按道理,此事应该告一段落。但行动党领导人对此事“纠缠不休”,将“骗子”、“撒谎者”等骂名掷向戈麦斯。单在《联合早报》就刊登了如下大字标题的报道:“杨荣文:戈麦斯表格事件,工人党欠选民一个‘问责’”(2006年4月29日)、“黄根成指责戈麦斯,有预谋对政府玩弄肮脏的把戏”(2006年5月3日)、“李资政:戈麦斯是骗子”(2006年5月3日)、“黄根成:戈麦斯制造假象误导选民”(2006年5月3日)、“许文远:戈麦斯如不是骗子,应马上控告指责他”(2006年5月4日)、“李显龙:戈麦斯行为,玷污整个选举制度”(2006年5月4日)、“警方:戈麦斯涉及形式恐吓与提供假资料”(2006年5月9日)。这些文章直接或间接称戈麦斯玩弄政治把戏,抹黑选举局和政府;他是人格不健全的骗子,根本不适合当人民的代言人。有感于行动党恃强凌弱、得理不饶人的做法,新加坡著名博客李健敏制作了一则音讯博客《肉脞面》,以“买肉脞面不要猪肝”来揶揄时政。它描述一名顾客在叫肉脞面时没有指明不要猪肝,熟食小贩把放有猪肝的肉脞面捧到他面前时,他却说自己已讲明不要猪肝。小贩透过闭路电视证明顾客并没有说明不要猪肝。顾客多番道歉,小贩却不原谅他,硬要他解释为何说自己先前曾说明不要猪肝。看过这则音讯博客,观众对一时糊涂而出错的顾客并无指责,却对纠缠不放的小贩十分反感。这其实也反映了民众对行动党对于戈麦斯所犯错误的“过多”批评、指责表示不满。行动党如果继续揪住此事不放,势必让选民更加反感,从而输掉应得的选票。面对上述情状,行动党不得不在接近投票的当头即时调整策略,停止对“戈麦斯事件”作更多的纠缠。李显龙总理告诉民众,国家还有更重要课题要讨论、关心,以便让选民的目光转移到其他问题。

新加坡2011年大选前夕,参选的革新党秘书长肯尼斯在竞选群众大会上说,激发他从政的是李显龙总理在他父亲惹耶勒南于2008年过世后写给他的唁文。他声称李显龙在信上写道:惹耶勒南想方设法摧毁人民行动党及行动党政府,因此“必须被消灭”。李显龙事后在记者会上指出,为了慎重起见,他特地把当年的唁文找出来查证,结果显示文中并没有肯尼斯所提到的说法。他当时的唁文写道,惹耶勒南担任安顺区议员和非选区议员时,经常在国会展开激烈辩论,或许因他和行动党对任何主要课题都意见不同,因此要想方设法摧毁行动党及行动党政府。他在唁文中表示,这种激烈的做法无论是对建立有建设性的反对党或对国会传统而言,都毫无助益。唁文说:“无论如何,惹耶勒南上了年纪后仍活跃于政治的不屈不挠斗志,还是值得敬佩。”叙述了上述事实之后,李显龙对记者说:“我不认为肯尼斯的说法符合当年的唁文内容,所以我不理解他为何这么说。”

后来,肯尼斯承认他错误引述了李总理发给他的唁文内容,并表示这是“无心之过”,还将正式发文告澄清。李显龙也接受了肯尼斯的道歉,并对其道歉表示感谢。对比2006年大选前夕行动党领导人对待戈麦斯同样的无心之过的强烈指责,李显龙这次的态度显得格外温和。上述态度的转变,实际上是竞选双方或多方通过“一报还一报”的博弈,最终走向了相互妥协、相互尊重的良性循环。这里所说的“一报还一报”,就是当对方不友好,我也不友好,从而用我的不友好惩罚对方的不友好,以促其变为友好;当对方友好,我也友好,用我的友好来奖励对方的友好,以促其坚持友好。当双方尝到不友好的苦头和友好的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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