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淼：“社会主义模式”从“一”到“多”的嬗变 ――以国外共产党的理论探索为视角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做出具体论述，不过在他们的著作中却暗含着对“社会主义多样化模式”的设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以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着种种弊端。冷战后国外共产党在审视苏联模式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各党应该根据本国国情建设适合本国的多样化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对备受世界关注的“中国模式”给予高度肯定。

【关 键 词】社会主义模式/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国模式/社会主义实践

“社会主义模式”是指一种具有本国特色的、在社会中已经达成共识的社会主义体制――包括有本国特色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体制的总称，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发展道路的重要体现。对“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是一个关系着社会主义生存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能否在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二战后，伴随着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各国共产党人纷纷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模式”的思考与探索。他们在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中走了不少的弯路、遭受了不小的损失，不过正是这些经验与教训使他们对“社会主义模式”问题有了突破性的认识飞跃，推进着各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建设事业向着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方向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多样化”的设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没有做出具体的描述，但是他们的论著中却暗含着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及其建设基础做出的“多样化”设想。

马克思恩格斯早年设想社会主义革命会首先在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并且指出：社会主义胜利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比较发达的基础之上，无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预想社会主义“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1]522。到了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对俄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特殊性有了初步的认识，认为东方国家早晚将会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并且最终由资本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不过，到了19世纪70、80年代，马克思对东方国家必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论述进行了修正，反对将西欧发展模式搬到东方，而且初步设想了东方社会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可能性。针对当时俄国还是一个封建军事专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刚刚起步这样的情况，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于1881年写信给马克思，请教马克思是否各国都必须经过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这样认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8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对这一设想做出了进一步地补充，阐述了俄国等不发达国家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最初设想社会主义胜利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比较发达的基础之上，而且会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他们也同样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进行了研究，初步提出了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非西方资本主义化的道路，这是他们承认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基础多样化的体现，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供了一定的方法和原则的指导。

世界历史表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俄国等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这是由时代和历史条件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预测的――因为他们坚决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错误态度，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3]562，而且他们还强调理论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4]5。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并不主张社会主义只有单一或固定的模式。

列宁对“社会主义多样化模式”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认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因而走向社会主义各有自己独特的道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道路多样化的观点。十月革命前，列宁在谈到世界各国发展道路时就指出：“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5]163。列宁在晚年又重申，俄国革命的“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6]358

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及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领导苏联进行了短短六七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就病逝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简称“苏联模式”)基本上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所以人们又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称之为“斯大林模式”。“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大体上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指苏联在推进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的具体制度。

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苏联深处帝国主义的仇视和包围之中，随着国际形势的紧张，苏联每时每刻都要防止被资本主义吞噬。在这样极其险恶的历史条件下，苏联需要迅速增强其经济和军事实力，需要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高度的集中化，需要有集中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宏观调控的能力，于是高度集权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建立就有了现实可能。再加上，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某些原则性的设想作为标准，生搬硬套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结果形成了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

不可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于巩固和保卫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功不可没，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建立了国有制为中心的生产关系体制，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带有开创性；保证了苏联工业在20世纪30年代的高速发展，仅仅用12年时间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花了50年到100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任务，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利于国家的宏观管理，在法西斯德国反动军事侵略面前，保卫了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为政局稳定提供了基础，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培养了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等等。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发展，高度集权的弊端到了40年代、50年代以后日趋显露出来，最主要体现在中央统得过多、管理得过死，官僚主义、平均主义的现象十分严重，产业结构完全失衡，人民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等方面[7]314-315。

可以说，苏联模式是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思想基础的产物，在一定范围、一定历史阶段具有历史进步性，而且它也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但它同时又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创造者的主观色彩和因素。更为不幸的是，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选择的建设、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而形成的具体体制，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加以固守，甚至把这种“单一模式”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推广、强加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和战后，欧亚十几个国家相继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国发展到多国。各国共产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理论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上并不清楚，加之东西方冷战逐渐拉开帷幕，于是它们紧密地团结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内，把苏联形成的具体体制奉为社会主义建设之圭臬，照搬照抄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此外，苏共为了达到政治霸权的目的，确保苏联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操控，在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关系时以“老子党”、“领导党”自居，在这些国家极力推行苏联模式，并对各党横加干涉、党同伐异。被移植到东欧各国的苏联模式既不能快速地推动各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不能适合战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形势需要。僵化的、教条化的单一传统模式使苏东各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泥足深陷，严重阻碍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三、二战后国外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探索中积累了经验与教训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已逐渐显现，现实迫切要求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从制度上进行调整、改革和创新，使本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管理等各个领域都要适合本国的历史文化特点和地缘环境发展。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除阿尔巴尼亚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拉开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序幕。

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认识到了自身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的不足而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改革，但是即便如此，苏共也仍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本国的单一模式、否定社会主义的多样化模式，这种做法的目的归根结底无非是为了确保其“正统”的旗号，维护自身的利益、维护它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苏共把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多样化社会主义模式探索的政党归之于“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行列，把它们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当作是“离经叛道”的行为而随意加以批判；凡是没有严格按照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行事，坚持走独立的人民民主道路的共产党领导人均被扣上“反苏”、“右倾民族主义分子”等罪名加以清洗。于是，曾经威震一时的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四分五裂、矛盾冲突不断的局面。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世界中率先摆脱苏联模式、开始探索独立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的国家。南共领导人铁托指出，建设社会主义不能遵循一个刻板的模式，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采取不同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于是，南共谋求发展异于苏联模式的新制度，提出并实践了社会主义自治理论和制度。不过，南共在纠正传统的中央集权模式的过程中犯下了矫枉过正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在推进“国家消亡”的理论前提下实行“工人自治”，为了保障实现“工人自治”不断下放中央权力，削弱党的领导等等，这些做法不仅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国情和实际，更削弱了南共联盟的领导力，损害了联邦内部和联邦与地方的团结，为日后的分裂埋下了隐患。

其他东欧国家的改革也或多或少地涉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化方面做出了初步的尝试。1956年波匈事件后，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的二届八中全会上，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对“波兰道路”进行了探索和阐述。他指出，社会主义道路可以是多样化的，可能是在苏联出现的那种形式，也可以是人们在南斯拉夫看到的那种形式，更可以通过其他形式。[8]106匈牙利也提出了要开拓自己特色的“匈牙利道路”，1969年卡达尔还在莫斯科会议上公开提出，今后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在道路和方式上将呈现出更大的多样化。[8]108-109虽然各国共产党提出了走多样化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张，但是由于它们的改革大多没有深入触及体制本身，因而改革的收效甚微。

除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外，20世纪60、7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共产党人在领导本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深刻地意识到应该遵循一种独立的道路。以意共、法共、西共为首的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70年代中后期开始了积极探索社会主义之路，形成了名噪一时的“欧洲共产主义”思潮，奉行有别于苏联模式的、“在民主、自由中走向社会主义”的新主张。其中，长期满足于参照苏联模式、与苏联共产党保持了几十年亲密关系的、被西方称之为“亲苏”党之一的法国共产党，也逐渐恢复和增强了自主意识，开始了独立发展之路。1964年，法共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多样性”问题。1979年法共二十三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没有“模式”，强调在一个欧洲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历来要有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创造。1982年法共二十四大进一步地强调，不能把一种模式生搬硬套到法国来，也不能创造一种社会主义“模式”或“反模式”，而要根据法国的实际情况、矛盾和法国社会本身的条件建设法国式的社会主义。

总之，战后各国共产党根据时代要求和各国实际，建立各具特色的多样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成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大国的苏联，还是在对苏联亦步亦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僵化而单一的发展模式注定会“久病不治、必有后遗”。回顾历史，虽然苏东剧变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错误改革所导致的直接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