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幸夫：从“3・11”地震看现代日本国家本质

【内容提要】 本文以“3・11”地震为研究线索，进一步探讨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处理、政府的危机处理对策以及能源政策等问题，并以此来分析和探讨现代日本国家的本质问题。

【关 键 词】3・11地震/福岛核泄漏/政府危机处理/日本国家本质/官僚体制

2011年3月11日午后，日本关东地区及东北地区发生了大规模地震。地震还引发了大规模海啸及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的发生。这场地震被简称为“3・11”地震或“东日本大地震”。现在看来，“3・11”地震中的地震和海啸是一场天灾，但是，这场地震中的福岛核电站的事故无疑就是一场“人祸”。不仅如此，在这场地震中，地震和海啸所带来的自然界的灾难和随之而来的核电站事故所带来的人为灾难远远不成比例，核电站事故所带来的灾难远远大于地震和海啸所带来的灾难。

一

东日本大地震后的海啸所带来的灾难应该说是自然灾害。但是，由于地震和海啸所产生的东京电力公司所属的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问题则不是什么自然灾害，属于“人祸”。原因很简单，对于一个多震地区且修建在海边的核电站而言，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经营者们竟然没有紧急电源以及防止海啸的对策，这不能不说是危机管理意识的淡漠。以此我们看到，以前经营者所吹嘘的核电站安全神话完全是虚构的谎言。

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也表明，为政者不仅没有面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危机对策，而且还以绝对安全来进行掩饰，欺瞒国民。这不仅暴露出了“原子村”所呈现的权力和权利中有关日本核技术中科学家的腐败，还暴露了以经产省为核心的官僚机构及与之狼狈勾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东京电力公司的本来面目。

“3・11”地震后的核电站事故的真正原因就在于上述两者间的关系。这其中包括第一，尽管为政者在事故发生后，一直使用“意外”一词来回避事故的责任，但是实际上他们事先对于发生海啸后核电站所产生的后果了如指掌，但是从经营的伦理上认定发生的可能性很低为由，强调是“意外”。第二，一旦发生核事故，由于大量放射线物质发生泄漏，人们无法靠近，鉴于此，事先应该准备机器人以备急需。但是真正发生了核电站事故时却发现，为政者和东京电力公司连最起码的能够进入原子反应堆厂房的机器人都事先没有购置。第三，对于地震所产生的灾害损失完全为“意外”。早在东部日本地震之前，日本发生了东海村核电站的临界事故，对此，东京电力公司丝毫不引以为戒，没在任何制度上、设备上进行任何改善。第四，就像围绕福岛核电站氢气爆炸的可能性问题，当时的首相菅直人和当时的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斑目春树的往来文电中所反映的那样，相关核电站的专家在有关核电站事故问题上知识匮乏，能力不足。第五，就是日本官僚组织机构的机能不全致使灾难扩大。

事故后，引咎辞职的原东京电力公司总经理清水正孝面对新闻媒体记者的采访，以“过去的事不想说明”回绝了记者的提问。实际上，清水正孝的态度真正反映了现在日本的体制。一个使国家信誉受损，并且给国家和国民带来了巨大灾害的巨大事故的责任者竟然如此不负责任。按照常识来讲，原东京电力公司的总经理清水不仅需要同董事长间国家和全体国民道歉，还需要说明是何种原因使得事态变得不可收拾，而且为了不再发生类似的悲剧应该公开和提供更加详细的数据。

另外，以前我们绝对信赖的日本科学家和核技术专家实际上为权力和金钱所腐败，成为了“御用学者”，丧失了作为专家的良知。作为专家，人们期待的就是在众多不确定的要素中，通过专家的研究能够从众多的信息中，利用专家们的所学和分析得出最切合实际的结论，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专家的应用力及人们的期待。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就是无能。这些无能的专家窃据能源行政的中枢，他们已经不是纯粹的科学家也不是研究者。历史也证明，专家们一旦为权力和金钱的魅力所惑，就变成了“御用学者”，就为权力和金钱所腐败。这种体制至今没有任何改变。当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难于舍去自己所获得的权力和地位。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所组织的内阁府核能委员会会议委员就是最好的实例。该委员会由23名委员组成，其中3名为大学的教授。最近的调查表明，3名委员均接受过核能开发相关企业团体的捐赠，捐赠总额达1839万日元。从常识判断，接受了相关团体捐赠的委员在相关会议上的言论不受捐赠者的左右是不可能的。从法律角度上看，这些行为应该以受贿罪受到处罚，并明确规定核能委员会委员不应该接受相关企业和团体的金钱赠与。从相关会议记录上看，上述3名学者在委员会上曾经就核电站的事故为企业做出的辩护，并不像他们所辩称的那样没有受到相关捐赠企业的左右。这些所谓的学者不仅扮演了与国民和舆论相抗衡，并试图阻止废除核电站的运动的角色，而且作为“最了解现场”的专家发言也显得苍白无力。

另外根据最近的新闻报道表明，主宰着日本核技术学会的核废料设定标准的某大学教授，也接受了核废料容器设计和生产商OCL公司的大量捐赠。新闻媒体的调查还表明，该教授甚至就在OCL会议室内曾经公然表示，目前日本核废料的废弃标准过高，应该有所降低。此外，该会议上的某大学教授，曾担任核燃料再利用专门委员会会长并兼任核标准委员会副委员长。根据对所属大学财务记录的查询，该教授也从OCL公司得到了高达1485万日元的捐赠。此次会议审查的主要内容是核废料所发出的热量如何传导到容器里，是否需要对所装容器进行全部检查等议题。委员会的原案认为，如果生产公司有过制造核废料容器的经历，可以进行抽样检测，而不需要对所有容器进行检查。原案明显有偏向生产厂商的倾向。对此，日本经产省核安全保安院在此前曾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核废料容器运输中要通过市民生活区，应该有一个严格的检测基准，对所有盛装核废料的容器进行检查。但是经产省核安全保安院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重视。在近日召开的核标准委员会的会议上，学者和相关公司社员的绝对多数通过了原案。换而言之，日本核学会的学者已经丧失了作为科学家的良知和良心，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御用学者”。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如果这些学者们学识优良的话也不会发生如此惨重的大事故。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的发生本身就说明，作为专家正因为缺乏能力，没有在事先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才酿成如此惨重的大事故。也就是说，福岛核电站的事故说明这些学者和科学家能力不行。所谓的专家应该具有卓越的学识和能力才备受国民信赖和尊敬。如果不具备这些素质和能力的话，根本算不上所谓的专家，只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学生而已。换而言之，失去权威和信赖就应该从舞台上下来，而不应该继续无耻的留在上面。选择自己能力胜任的职位才是日本重新获得新生和复兴的根本之路。

二

“3・11”地震中，岩手、宫城、福岛三县的居民，尤其是饭馆村居民的模范行为展示给了全世界。同时，“3・11”地震中日本的现代国家本质也暴露无遗。在地震中，政府完全丧失了指导机能。当然，作为政府机构的保障核电安全指导机构完全失去指导机能的原因，不仅仅是在体制和制度上，更体现在人才上。诚如所知，日本政府保障核电安全的机构是核电安全保安院。院长寺坂信昭为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毕业，担任核电安全保安院前的职位是经产省商务流通审议官，对于核电来说完全是个外行人。但这个外行还竟然在其后出任了核电灾害对策本部的事务局局长。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日本现代的官僚制度。曾经取代政治的空白，并积极发挥机能的官僚制度，如今已经坠落腐败，成为阻碍日本今天发展的障碍物。像起用寺坂为核电安全保安院院长就属于事务官僚和技术官僚的滥用，是典型的官僚人事的制度运用。

正因为有外行的官僚占据了专业的中枢机构才使得事故扩大和深刻。当然，这一问题不单单是经产省官僚与核电相关企业及相关团体相互勾结的问题，也是今后日本再生和复兴的最大障碍。

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核事故是一个国家级的重大问题。而对于核事故，日本政府原本应该以国家的姿态采取对策，而不是任凭一个电力公司去处理。正因为日本政府在核事故中的态度才使得日本国民严重不满。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中，从地震一开始，到海啸，以及受到冲击的核电站等一系列信息的收集以及到核事故的发生，竟然是一个民间企业来进行。作为一个企业，在事故处理中，其首先考虑的不会是国家和国民，而是企业的利益。正是因为如此，在东京电力公司的核电站需要启动非常电源，注入淡水以冷却核反应堆时，东京电力公司首先需要考虑到的就是一旦注入海水冷却，核电设备就等于报废了。东京电力公司在此时对注入海水当然有排斥反应。而此时，当时的总理菅直人的指示竟然没有人听，以致需要菅直人总理亲自到东京电力公司总部才能实行，如此可见东京电力公司不仅考虑了公司自身的利益，其背后的权力的强大程度也可略见一斑。

诚如所知，支撑日本官僚体制的一大支柱就是官僚的论资排辈和沿袭前例。曾经的上司无论到何处都具有权威和权力。而在像东京电力公司中的副总经理等管理层中就有从经产省退职下来的官僚。这样，即使是现役的官僚，就是企业中的原官僚也未必能听从政治家的指示。事实胜于雄辩，当福岛核电站濒临氢气爆炸的边缘，需要采取措施制止时，无论是东京电力公司还是核能安全保安院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和措施的迹象，迫使当时的菅直人不得不乘直升机来到现场指挥。目前虽然有人对菅直人的行为尚持批评态度，但是对于当时的内阁总理府来说，无法获悉最新的福岛核电站的信息，也实属无奈之举。诚如当时在总理府官邸，并熟知当时情形的日比野靖回忆到，当时向总理提建议的组织均无法工作，缺乏当事者的工作意识，且没有熟知核能技术的官僚。当时的核能安全机构的最高负责人斑目委员长也承认，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核能安全机构的官僚确实没有熟知核技术问题的专家，以至于菅直人总理就核电站中的氢气爆炸问题向该机构咨询时，没有人向菅直人提出具体且有操作意义的建议。

日本现代的国家官僚无知无能到何种程度，我们从会议记录中也能够窥见一斑。按照日本行政的惯例，举行会议需要官僚在会后根据会议记录整理出会议议事录。但是我们从东日本大地震及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以来政府设置的十五个委员会的会议上看，有十个委员会虽然举行了各种会议，竟然没有会议议事录。其中，核能灾害对策本部、紧急灾害对策本部、受灾者生活支援组等三个组织竟然连会议概要都没有整理。按照日本公文书管理法规定，日本政府各个省厅在举行重要会议和重要决定时，必须将其政策决定的经纬等记录在案。这说明，现代日本政府的官僚中，有关核电站事故的会议议事录这何种重要的思考都丧失了。同时也表明，这些官僚不仅无能，而且连自己是站在国家的重要位置的意识也丧失了。即使优秀的政治家，如果没有优秀的官僚和专家也不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如前所述，当福岛核电站出现危机时，政府既没有可资检测的设备，也没有专业的作业组织，进而没有专业的信息收集部门及用来分析的专业研究机构，最后只能依靠东京电力公司提供信息来发布信息。换而言之，是现代日本缺乏这样的危机管理制度。如果我们追溯制度的话，那么历代自民党政权的罪与责任远远大于民主党政权。

我们从福岛核电站最初发生的问题看可能有助于我们看清现代日本的政治家、企业间的关联。最初福岛核电站反应炉发生激烈高温反应时，即使没有淡水可用，完全可以抽取附近的海水用来降低反应炉内的温度。有关这一点，当时美国的CNN等为代表的海外媒体看得非常清楚，像CNN曾在电视节目中质疑日本政府在如此关头在迟疑什么。而当时日本的NHK电视却极力辩称，日本福岛核电站目前核反应炉尚没有达到需要降温那样的严重程度。据称，此时日本内阁危机管理总监伊藤哲朗暗地里要求核能安全保安院向反应炉注入海水以降低炉内温度时，核能安全保安院则以注入海水会损失核电设备为由拒绝了总监的要求。随后，福岛核电站由于没有及时注水降温导致反应炉发生爆炸。

今天，我们查阅美方的记录就会发现，当时美国强烈要求日本向反应炉注水降温。美国的这一要求依据的当然不是企业的伦理和资本伦理，而是作为国家的伦理和保卫国民的意识。即使在前苏联发生核电危机的时候，都是以国家和国民的健康为优先考虑的对象。相比之下，现代日本的国家意识以东京电力公司为首电力公司的利润为优先，被政治家、官僚、御用学者的相互勾结所弯曲了。

国家和国民利益优先的思想欠缺的日本，在核电站发生泄漏事故时缺乏国家处理危机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