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卧云：历史选择了民主

我们常常听到的历史选择论，或称历史必然论，作为对一种制度的辩护颠倒了它本来的意义，把一个发展中的阶段性的结果当作了最后的不可改变的结果对待。就本义而言，历史的选择恰好意味着选择的可更改性。连续的、一代人接一代人的人类活动构成了历史，历史的选择也就是人类的选择。每一代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上一代人的选择不能代替下一代人的选择，上一代人更无权把自己的选择强加于下一代，因此，历史的选择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任何阶段性的选择都只是暂时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都需要重新认证。民主制度的最大特点和优点，就是它始终保证选择的开放性，历史选择民主，民主也让历史选择。

过去的100多年中，世界经历了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主义和政治实验，诸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神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经过时间之河的大浪淘沙，大众从来没有像现这样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民主成为各国人民的不二之选。

民主思想已被年轻一代所掌握

中东革命最近接连出现新的转机：历经了数月动荡的埃及迎来了埃及历史上首次真正意义的选举并产生了总统穆尔西，终结了长达60年的军人统治。虽然分析人士指出埃及军方势力不会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力，并将继续掌控埃及，但埃及通向民主的大道已经打开，无人可以重新阻断，这是没有悬念的；曾宣布已准备为了叙利亚而死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对人民坚持了长久的镇压和屠杀后，其世袭暴政再也撑不下去，表示愿意交出权力。

中东独裁者的下场各有不同，他们的命运是他们各自选择的结果。卡扎菲以武力抗拒到底，最后死得很惨；穆巴拉克在进行最初的强硬镇压、造成800多人丧生后放弃了挣扎，被送上刑事法庭并判处终身监禁，意志和身体很快被彻底摧垮；手上沾满了鲜血的叙利亚巴沙尔的结局估计不会好，俄罗斯方面已宣布不会为其提供政治避难。

中东革命揭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即青年人成为政治变革的主角走到了舞台的中央。突尼期的年轻人点燃了中东反抗之火，在本•阿里下台11天后，埃及的年轻人把革命带到了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利比亚的年轻人显示了最大的勇气，从没有拿过枪的他们冲上了前线与卡扎菲的部队对抗。

阿拉伯青年的行为验证了一句老话：革命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将产生巨大的能量。正如有观察家发现的那样，中东的年轻人与西方的同龄人相比，在渴望自由和民主上并无不同。通过社交网站和手机媒体，阿拉伯青年建立了以前难以想象的广泛联系和沟通，也空前地增强了他们的政治意识，使这个一直被法老和军事独裁者所统治、民众变得麻木的社会，在年轻人的带动下表现出了对民主、自由的强烈热爱，这种强烈的热爱进而转化为强大的政治动力，人们得以摆脱在长期的威权管制下形成的恐惧。

青年成为中东革命的主角绝非偶然。青年最容易接受新事物和新技术，他们是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网络上大量的信息使他们能够冲破统治者的信息限制，在统治者继续沿用过去的方法驯服年轻一代、并且认为收效良好时，年轻有为的一代对新生活的憧憬使他们变得越来越不安分，在社会平静的表面下，那些蓬勃跳跃的心灵在随时等待时机。突尼期青年布阿齐兹的自焚立即被失业的大学毕业生抓住，他们在facebook上传播消息和截图，交换思想，在没有任何“一声炮响”的情况下，出乎全世界意料的中东革命开始了。

作为当事人的本国统治者更是没有想到力量对比会如此急剧地转化。在穆巴拉克统治的30年中，民众从没有停止过对政府的反抗，但由于规模有限，很快就被政府扑灭了。2011年2月11日，在穆巴拉克被反对者轰下台前几小时，埃及6位退休的将军在一家私人俱乐部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谈论解放广场上的示威者。“他们能代表谁？”其中一人说，“喊声是挺大，但别忘了，还有7900万埃及人没来解放广场，那才是大多数。”他们还以为当前这些示威者不过是再一次小打小闹，将和过去一样有始无终，成不了气候，然而，他们绝没有想到，那天下午穆巴拉克就投降了。

历史上的变革通常是疾风暴雨般地展开，社会中种种苦难和邪恶经过长期的日积月累，人民已无法继续忍受下去，酝酿已久的反抗风暴终于横扫旧的权势阶层，新的统治者开始上场。

当代的民主变革已是另一种图景。对具有民主思想的一代人来说，革命已不是更换统治者的同义词，他们不需要承诺给他们带来幸福生活的新的统治者，他们要建立以普选为核心内容的民主制度。经验告诉他们，只有一人一票的普选才能确保大众掌握最后的政治发言权。埃及民众在最初推翻穆巴拉克后，以欢呼和鲜花来迎接军方的坦克，然而，当军方没有如期按照事先的承诺交出权力时，百万埃及人再次走到广场抗议。于是有人幸灾乐祸，说这是埃及混乱局势的开始。这种论调所以肤浅，是因为它没有看到，正是某种混乱孕育着这个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它意味着民众对民主目标坚忍不拔的坚持。我们无须为埃及的未来担心，在这个中东最大的国家里，积极的变化有目共睹，现在，它的人民至少拥有了表达自由和勇气，他们不再恐惧，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民主化成就，这也是埃及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埃及人再也不用惧怕穆巴拉克统治下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的逮捕和情报探子的告密。

中东国家的上次革命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间里，在摆脱西方控制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号下，一批年轻的中下层军官陆续发动革命，他们也几乎是革命的唯一参与者。1952年埃及陆军中校纳赛尔领导“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法鲁克国王，成立阿拉伯埃及共和国。1958年伊拉克如法炮制，其“自由军官组织”推翻费萨尔国王，成立伊拉克共和国；同年，叙利亚的军官发动政变，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纳赛尔的崇拜者、利比亚野心勃勃、27岁的中尉军官卡扎菲也效法埃及革命，1969年领导他的“自由军官组织”在一场混乱无序的闹剧般的夺权行动中不可思议地获得了胜利，成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中东各国的成功夺权者都建立起自己不受限制的强大权力。

民众主导的革命，民众享有革命的成果；少数人的革命，或少数人主导的革命，其成果也由少数人享有。革命功臣及其权力继承者往往把国家当作取之不尽的利益之源。从萨达姆，穆巴拉克到卡扎菲，中东专制者没有例外地无不拥有数额巨大的家族财富。专制制度从最好的治理效果看，如有研究者总结的那样，“在强有力的国王统治之下，国家差不多在各方面都昌盛兴旺，只是人民受压迫”。

用生命和鲜血在革命中筑起的权力神坛，通常要用生命和鲜血来祭祀。第一次中东革命催生出来的这些政权中，最残酷无情的要数萨达姆当局，在其长达数十年的统治下，伊拉克人民根据伊拉克本国宪法和《世界人权宣言》所应享有的个人、公民、政治和工作权利安于现状全被剥夺，他们受到任意处决、羁押、酷刑、宗教迫害。独裁者平时尽最大努力把自己装扮成热爱人民的领袖，但在保住个人权力的斗争中，他们最终暴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历史不是任意发展的。从一个时段看，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出场的历史人物影响到历史画面的色彩和明暗，但从宏观历史进程看，历史发展显示了明确的目标性，它总是向更善、更合理的方向发展，这表明，善作为内在的力量总在潜在地发挥着作用。善的意志规定了人类历史的方向，使它不会永久地朝着恶的方向发展，人类的善必须在某个地方制止恶的发展。道德的发展推动政治社会不断向善，这就是歌德在《浮士德》中说的：“凭借不间断的努力，达到生存的最高形式。”推动进步的革命看上去是一种外部的表面上的力量，在它的下面，却潜伏着善的意志，“像土壤覆盖着的坚硬岩层，以其坚固的内核稳定地支撑着地面”。

善的力量是无法抗拒的，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抗拒它，但不能永远抗拒它，这使民主最终摆脱靠偶然机遇取胜的命运。虽然关键少数在当代民主进程中依然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但它对卓绝超常的民主英雄的依赖度大大降低了，换句话说，一般意义上的民主英雄大大增多了。2011年至今的中东革命显示，每一个公民在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中都能成为民主英雄。

围观迫使他们“还政于民”

和中东相比，早先一些时候，巴基斯坦、泰国和不丹三个亚洲国家的政治变革来得更加温和。曾经通过政变上台的巴基斯坦总统穆色拉夫为了获得连任而清除最高法院的反对派，在2007年11月发动第二次政变，但事隔3个月，这个国家就举行了自由的议会选举。泰国军方在2006年9月以腐败为由推翻民选的他信政府，成立了由政变领导人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接管国家权力，15个月后，它不折不扣地实现了“还政于民”的承诺。而我们的另一个小邻国不丹，在2008年3月波澜不兴地完成了从君主国到民主国的转变。

它们是20世纪末以来世界范围内民主平稳转型大趋势的继续。在许多个国家，无论世袭君主，军事独裁者，还是极权主义国家领导人，抑或顽固坚持种族主义的政党，都相继把政治选举权交给了人民。智利的皮诺切特、南非的国民党、韩国的全斗焕、卢泰愚、台湾地区的蒋经国都包括在这个名单中。

巴基斯坦的穆色拉夫和泰国军方都没有到无法掌控局面的地步，他们没有山穷水尽，人民革命的风暴没有来临，两国局势甚至堪称稳定，而仁慈国王统治下的不丹国，经济繁荣兴旺，人民生活幸福。

穆色拉夫的确允诺过要弃武从文，但如果要继续实行军事统治，恐怕国内也没有现实的力量能够加以阻止。他毫无疑义地牢固地控制着军队领导权。如果从稳定压倒一切的角度看，他有极为强大的理由保持不变，如国内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分子活动猖獗；被赶下台的谢里夫伺机回国参选，制造动乱；只有自己才能为国家带来经济上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在他统治的8年中，国民的人均收入提高了25%。

泰国军方为了把自己的军事行动与夺取政权划清界限，表明它仅仅是一次清理腐败的行动，一开始就宣布临时政府将在1年之内把权力交给民选政府。在军方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期间，政变领导人完全有能力做到自我授权，组建自己的永久性政府。

选择了民主，就意味着选择了甘愿承受失败和对自己不利的局面。由于民主选举从不预先许诺任何人以权力，每个候选人、每个参选的集团和政党都要面对可能的失利。巴基斯坦的大选中，总统穆色拉夫领导的党遭受了挫败，而反对他的两大政党获得联合组织政府的权利，这对在几个月前由议会选举的产生的总统不能不是个打击。泰国的人民力量党在选举中明确声称是“他信的代理人”，并通过打他信牌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和执政党，这一选举结果也不是政变领导人乐意看到的。

什么因素促使他们放弃权力或者部分放弃权力？从自身利益上去解释是行不通的。根据一种观点，专制者转向民主的一个前提，是其自身利益在民主条件下能够得到保证。这个前提极难成立，因为民主本身就是对专制利益的否定，两者不能共存。说他们由于对民主具有坚定的信念而选择了民主，对他们中的个别人可能是真实的，但对于更多的人，则不能使人信服。

合乎情理的解释是，他们受到来自自身的心理压力，而且这种压力足够强大，使他们能够超越单纯个人利益的算计。对人生来说，毕竟还有比权力更重要的东西。这一心理压力与外部压力有一定的关联，但不同于外部压力。外部压力不能让独裁者改弦更张。对来自国内方面的压力，他可以通过强化警察和军事力量以提高对社会的压力保持稳定，对来自国外的压力，他可以置若罔闻。对舆论反应敏感的人，在民众的反对意见面前会谨慎行事，但这不是独裁者所为，独裁者要做的是消除反对的声音，控制舆论，并把舆论引导到自己有利的方向上来。

外部压力能够转化为对统治者的内心压力，需要他们有最起码的耻耻辱感和民主共识。把人视为“有文化的有机体”的观点，指出了人类群体被特定文化所铸造的事实，同时也暗示，人们可以因文化的相互影响而改变观念。由民主文化培育出来的人们，与由专制文化培育出来人们，对待权力的观点完全不同。美国第38任总统福特，是美国唯一未经选举而就职的总统，接替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辞去的总统之职。从众议员到副总统，他也没经过选举，从副总统到总统，他也没经过选举，这使他有如重负在身，在总统就职演讲中，他直率地告诉美国公众：“我十分清楚你们没有选举我当总统，所以我请你们用你们的祈祷确认我为你们的总统……”

在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中，民主观念依靠自身的优越性吸引世界各国人民，除了那些极度封闭的国家外，一般人都已经认识到，合法权力只能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凡是不经民主选举得到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