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磊：俄罗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研究

腐败现象伴随着政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一直困扰着政治社会的发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杜绝腐败。在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演进，腐败已经跨越了国界，成为全球性的一大治理难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发展。［1］人类为了反腐败采取了各种措施，但依然任重而道远，特别是处在经济转型和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的国家，腐败的危害尤为突出，治理难度也相对较大，因此，研究腐败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俄罗斯腐败问题的重要性

俄罗斯腐败问题由来已久，自从苏联时期就大量存在，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以后，这个问题并没有随之消失，反而愈演愈烈。自苏联解体、俄罗斯走上市场经济道路以来，腐败问题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严重影响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一大“毒瘤”。腐败无处不在，给国家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失，公民对国家政权机关已经失去信心。腐败和其他犯罪有紧密的关系，相互作用，使俄罗斯的腐败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可以说，腐败的蔓延正严重威胁着俄罗斯政治、经济的发展进程，也给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带来剧烈震荡。因此，如何科学而全面地认识俄罗斯腐败现象，如何寻找更加有效的防范与打击腐败犯罪的对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俄罗斯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均加强了对腐败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反腐败实践探索，采取了一系列反腐败措施，但目前俄罗斯的反腐斗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因此，以俄罗斯腐败犯罪为研究对象，从腐败问题的历史渊源、犯罪成因、犯罪特点、危害性及发展趋势等切入点着手，梳理俄罗斯腐败犯罪的大致脉络，将重点放在俄罗斯政府如何治理腐败犯罪这个问题上，这对中国的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的同时，社会上也滋生了大量的腐败现象。目前，腐败遍布各行各业，从政治、经济、军事领域到教育、卫生、体育、学术领域，腐败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大案要案频发、大批省部级高官相继涉案等现象时刻提醒我们，反腐败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对俄罗斯腐败及反腐败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总结其经验教训，从而为我国如何应对腐败提供参考，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腐败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历了以介绍西方理论性研究成果和反腐败经验为主到剖析中国特殊的腐败问题本土化研究为主的转变，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地得到提高和扩展。1990年王沪宁与竺乾威联合编译的《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2］是我国第一部将国外关于腐败的各种理论流派、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介绍到国内的书籍，极大地启迪了国人的思维；王沪宁的《反腐败――中国的实验》［3］一书，是国内第一部具有学术性的反腐败专著。笔者于2011年8月25日在中国知网（CNKI）以“腐败”为题名进行检索得到的结果是，有以此为题的相关记录共34097条，这表明我国学者对腐败问题的研究给予了大量的关注。

而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笔者继续以“俄罗斯腐败”为题名进行检索时，与之相关的记录仅有33条，且其中有32条全部发表于2000年以后，研究的大多是普京执政以后的俄罗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涉及叶利钦执政时期的文章仅有一篇《俄罗斯宣布：向腐败开战》［4］，且这根本算不上是一篇学术论文。换句话说，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俄罗斯2000年以前的腐败问题研究几乎还处于一片空白、无任何学术成果的阶段。2000年以后发表的与俄罗斯腐败问题相关的学术论文、文章中，很多内容雷同、论点相似，大部分都以陈述事实为主，缺乏全面深入的系统分析。专著方面，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研究俄罗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著述。笔者仅知道2006年问世的一部社会史专著《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5］中，黄立研究员对苏联官僚主义与干部腐败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研究。截止到2011年8月25日，笔者在中国知网上尚未找到一篇以俄罗斯腐败问题为研究内容的博士、硕士论文，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图书馆查到吕静的一篇硕士论文涉及2000―2008年的俄罗斯腐败问题研究。这表明，我国学术界对俄罗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深度、广度上都远不能与同期的欧美国家及俄罗斯学术界相比，许多领域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一些含糊不清的概念和现象也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澄清，如此重要的课题亟待国内学者的重视。

综观上述材料，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领域：

1.俄罗斯腐败问题的现状和原因。戴隆斌在《俄罗斯腐败的特点及其原因》［6］一书中概述了普京执政后俄罗斯的腐败状况，并指出了俄腐败具有如下特点：（1）腐败范围广，层次深，几乎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2）腐败程度深，总体呈现长期严重腐败并且有越来越严重的势头；（3）腐败手段多种多样，且不断翻新，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4）腐败数额的多寡与城市大小、经济发展程度呈明显的正向关系；（5）呈现公开化的特点，往往与社会上的黑恶势力相勾结。作者将俄腐败的原因归结为：（1）转轨期间的过渡性质；（2）政府反腐不力，反腐制度建设不完善：（3）腐败的惯性作用和个人利益的驱动。

戴隆斌在另一篇论文《俄罗斯的腐败及其后果评析》［7］中指出，苏联解体后，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处处都能感觉到俄腐败现象的存在。俄腐败的主要类型有贪污型、互惠型、勒索型。俄腐败问题给国家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政府公信度降低，老百姓对政府官员不信任；国有财产大量流失；恶化投资环境，使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并产生大量资金外流，严重影响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败坏了俄当前的社会风气，社会犯罪猖獗，严重影响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徐向梅在其编译的一篇文章《最大的犯罪――腐败威胁着俄罗斯的国家利益》［8］中提到，俄每年至少要揭露出2000起官员收受贿赂事件，但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石油与酿酒行业中的腐败、金融与外汇领域的腐败、司法部门与军队中的腐败等都非常严重，而且俄反腐败斗争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很多，困难重重。

2.俄罗斯政府采取的反腐败措施。杨斌在《普京对私有化腐败的打击与俄罗斯经济复苏》［9］一文中指出，普京执政后进行经济政策调整，特别是惩治私有化过程中的严重腐败，采取措施打击金融寡头的违法掠夺，促使俄罗斯长期萧条后出现了经济复苏。从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分析俄罗斯新型权贵寡头崛起的过程可看到，前苏联党政官僚和企业经理的蜕变，还有西方产权理论和改革药方的误导，是私有化中滋生严重腐败的重要原因，普京惩治腐败未能解决深层次矛盾，未来俄罗斯的政治经济走向充满变数。庞大鹏和金哲在《俄罗斯的“反腐败国家计划”》［10］一文中认为，当前俄罗斯反腐败的基本特点是普京执政团队将反腐败定位为一项国家计划，这表明反腐败的政治意义不仅仅在于是否可以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更主要是为了确保国家创新发展战略能顺利进行。反腐败问题既然已经成为俄罗斯政治中的系统性政治难题，因而也就涉及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金融危机对俄罗斯反腐败现状具有直接影响，俄罗斯发展道路的选择与反腐败问题高度关联。

胡仁霞在《俄罗斯新一届政府反腐败措施及其预期成效》［11］一文中提到，梅德韦杰夫政府2008年5月上任后，大力推行反腐败措施，相继出台了《俄罗斯联邦反腐败计划》和《国家反腐败法》，新政府出台的法律法规构建了反腐败的法律基础和预防机制，赢得了俄罗斯舆论界的广泛称赞。俄罗斯政府采取的反腐败措施包括：（1）建立完善反腐败法律法规，从根本上遏制腐败行为；（2）严格规范政府各部门权限，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3）强化国家和社会对腐败行为的监督；（4）政府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确保腐败官员难以逃脱惩罚。

3.从法学的角度看俄罗斯的腐败及反腐败立法。李景华将《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12］翻译后发表，同时在《＜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凸显预防腐败思想》［13］一文中提到，该法律突出强调腐败预防，将腐败预防优先作为反腐战略。俄罗斯的《反腐败法》之所以规定了优先适用预防的反腐败措施，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只有消除腐败根源，消除腐败产生的条件，才能减少和控制腐败，俄罗斯的反腐实践已经证明，打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预防才是根本；二是腐败在俄罗斯被认为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之一，反腐败是对国家安全的防卫，因此，要消除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事后的打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做好事先预防；三是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与国际反腐败标准接轨。崔浩旭在《俄罗斯司法腐败透视》［14］一文中分析了俄罗斯司法腐败的现状及危害，认为其产生的原因是司法腐败的传统、法治环境的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俄罗斯治理司法腐败的措施包括：（1）完善相关法律，加强制度约束；（2）重新分配资源，增加司法投入；（3）实施信息公开，加强公众监督；（4）促进司法独立，实施司法问责。

综上所述，国内学界对俄罗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研究呈现以下四个特点：（1）研究人员集中在国际政治和法学领域，历史学界尚未有人系统地研究此问题；（2）目前研究腐败问题所涉及的时期几乎全部集中在2000年以后普京执政时期和2008年以后的梅德韦杰夫执政时期，几乎没有涉及苏联时期和1991―2000年叶利钦时期的腐败问题研究，具有完整历史连贯性的研究更是罕见；（3）即使对2000年以后的腐败问题研究，也仅仅局限于对总体状况、原因措施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时期、研究领域都过于单一和集中；（4）由于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研究起步较晚，而且研究的规模和投入的力量都不是很大，导致成果分散且数量不多（平均每年仅有几篇论文发表），2011年到目前为止仅有3篇相关文章发表：陆南泉在《同舟共进》上发表的《俄罗斯缘何难以遏制腐败》及在《俄罗斯学刊》上发表的《关于俄罗斯腐败问题的评析》，敬菁华在《国外社会科学》上发表的《政治文化与腐败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当今俄罗斯为例》。成果偏少使得国内研究跟不上俄罗斯腐败犯罪的发展趋势，出现一些研究上的薄弱地带和理论空白点。因此，我们应该不断加强对俄罗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研究力度，争取在深度、广度上均取得一些成果和突破。

三、国外研究现状

尽管苏联时期就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腐败问题，但受意识形态的制约，此类问题可以说是学者研究的禁区，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的相关成果并不多见，仅是1980年代中期，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对一些严重的腐败大案有些许报道，如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贪污案，勃列日涅夫后期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渔业案件”、“索契案件”、“克拉斯诺达尔案件”、“海洋案件”、“乌兹别克案件”等。另外，这一时期有很多抨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腐败问题的著述，如别利松的《资产阶级国家警察机构的腐败与滥用职权》。该作者认为，腐败是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有关苏联腐败问题的成果有利哈诺夫的《帮派的构造》，文中讲述了国内主要商业机构中的腐败事件［16］；雅基缅科在《如何加强反受贿斗争？》一文中阐明了受贿的危害性并提出了治理受贿犯罪的一些建议；格里沙耶夫和兹德拉沃梅斯洛夫在《受贿：概念、原因、分类：教学参考书》中分析了受贿的定义、危害性、原因及预防方式；克维齐尼亚的《职务犯罪：刑事法律和犯罪学角度》讲述了苏联如何从立法的角度同职务犯罪行为作斗争；雅科夫列夫的《社会生产领域的犯罪》分析了滥用职权盗窃国有资产的行为；加尔佩林的《有组织犯罪、腐败与刑法》一文中提到了与有组织犯罪、腐败作斗争的刑法完善问题；沃尔任金的《腐败与刑法》提到了苏联刑法中腐败的界定及其表现形式。

总之，苏联时期对腐败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将其作为与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交锋的工具，大力抨击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腐败问题，从而掩盖国内严重的腐败现象；二是苏联法学界对腐败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致使苏联没有出台相关的反腐败法律，对腐败行为的遏制缺少法律基础。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随着近年来腐败问题的进一步恶化，腐败也成为举国上下普遍关心的热点话题。腐败问题成为很多科学著作、出版物、研讨会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