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君：试析东亚威权政体成因及其转型

一、威权主义概念

“权威”亦称“政治权威”，指某政治领导人或政治集团以其功绩、才干及其它特有的影响，使其属下愿意接受其所制定的规章制度、颁布的命令和要求，服从自己的权力。这种接受和服从虽然没有成文法律，但对服从者来说，却被视为正当、合法的，而且是出于自愿。古往今来，权威对领导者、领导机关或集团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实施统治的必备条件。“权威主义”即权威政治，也称之为“威权主义”，英文均是authoritarianism，近年来学术界都译成“威权主义”。这主要是为了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相对应。这一概念据说是由西方学者沃格林（Eric Voegelin）于20世纪30年代最先提出的。战后特别是60年代出现了研究现代化及威权主义的理论。但“威权主义”并不是一个界定很清楚的概念，学者们赋予它的含义也不尽相同，人们理解也有褒有贬，而且贬者居多。人们往往把权威主义与极权主义混为一谈，但实际上，在西方社会科学术语里，人们习惯把政治制度分成三大类别：民主政体、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

“权威主义”这一概念，中外学者有过不少论述。美国学者珀尔马特（Amos Perlmutter）将其称之为“现代权威主义”（Modern Authoritarianism），阿根廷学者奥唐纳尔（Guillerrno O‘Donnell）称之为“官僚权威主义”（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中国学者有的称是“精英威权主义”，有的称为“过渡性权威主义”，还有的称之为“新权威主义”。奥唐奈尔在探究拉美威权主义国家政治结构时，对“官僚威极主义”的特征概括为：主要社会基础是上层市民阶级；在取消大众部门政治活动的同时实行经济的规范化，以维持社会秩序；对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大众部门进行排斥；压制公民权利，取缔政治民主机构；排斥大众经济部门活动，以利于大垄断寡头的资本积累；与跨国生产组织联姻并推动其增长；通过制度作用，用中立和客观的技术理性尽量使社会问题非政治化；关闭大众与政府间的民主信道，只保留军队和大垄断企业的参与。根据亨廷顿的解释，威权主义是“几乎没有政治争论和竞争，但政府对社会中其它群众经济的控制是有限的。”中国著名学者罗荣渠教授认为，所谓威权主义政权是指二次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军人政权或由非军人统治（一般是一党执政）的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权。

所谓“极权主义”是以极少数人独裁统治为特征，主要通过强制和镇压，对社会和个人生活各方面都进行严格控制，迫使其服从领导人和政府的意志。这种体制可以分为传统的极权主义和现代极权主义。前者，在封建社会普遍实行，一般称为“暴君统治”、“封建专制主义”等。后者，一般是指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德、日、意等法西斯政权。西方学者在习惯上把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称之为“极权主义”，这无疑是一种偏见。第三世界个别国家也出现过这种极权主义政治。这种极权主义与封建或奴隶制时代的传统专制主义是大体同属一种类型，确切地说，现代极权主义是传统专制主义的一种现代的变种或畸形。其基本特征是：（1）一元化政治，党、政、军一体化，一党或军人集团独占政权，不允许反对党和反对势力存在等等；（2）群体在高度强制性的政治动员下，广泛参与政治及各种事务活动；（3）具有强烈的统一的官方或最高领导人的意识形态。这些特征不仅与民主主义有区别，而且与威权主义也有重要区别。三者概念不能混淆。

威权主义则是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扬弃，两者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东亚威权主义的产生是以传统专制主义的消亡为历史前提的，包含有价值的传统内容的继承。东亚威权主义在政治构架和权力运作方面的集权特征和传统专制主义颇为相似。但东亚威权主义与传统专制主义又有着明显区别：东亚威权主义与资本主义时代相联系，它代表的是新兴工业化势力的利益，而传统专制主义主要是封建时代的象征，它代表的是王族和封建主势力的利益；东亚威权主义担负着推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而传统专制主义则起着维持封建秩序、保证旧制度存续的作用；实行威权主义的国家大都在形式上保持着民主制框架，这与传统的层级集权、王者为中心的构架不同；威权主义主要以执政党为依托发挥作用，传统专制主义则主要以国王居于顶峰的官僚系统为依托发挥作用。

“新权威主义”这一术语，据说西方学者很早就提出。中国学者在80年代中期开始使用这一术语。后来被应用于第三世界特别是东亚和拉美政治体制。这种新权威主义被看作是从旧权威主义向自由民主阶段过渡的必经阶段。有的学者甚至把它看作是“对全部人类历史一个发展阶段的哲学概括”。有的学者认为，新权威主义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在东亚是一种由旧权威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必经阶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是不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故可以称之为“过渡时期的权威主义”。根据他们的说法，政治体制经历了三个演进阶段和三种历史模式。即：（1）旧权威阶段和集权模式；（2）新权威阶段和半集权模式；（3）自由民主阶段和分权模式。三个阶段和三种模式具有各自的不同特征，如下图式：

旧权威阶段（集权/极权模式）；新权威阶段（半集权模式）；自由民主阶段（分权模式）

经济：传统经济/计划经济；半市场或发展中的商品经济；成熟的市场、商品经济

合法性基础：神授、习惯、征服；通过或不通过选票的赞同；通过选票的民授

政党：无党或一党；一党或一党为主体；大多是两党或两党以上

个人自由：无；部分有限的政治自由，经济上有个人自由；法律保障有充分个人自由

最高权威集体：君主、教皇或其它首脑；立宪君主、军人或半军人执政；宪法

分权：无；有相对独立的议会；权力分权

二、东亚威权主义的成因

东亚权威主义的存在与产生是同这些国家和地区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国际等状况密不可分的。同时，它也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一）经济因素

东亚新权威主义形成固然有诸多因素，其最为关键的因素是经济因素。现代化，首先是经济的现代化。威权政治的产生，无疑有着经济方面的深厚根源。东亚作为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市场经济时面临着与西方发达国家当初相比完全不同的情况。

第一，与西方发达的生产力与市场经济基础形成鲜明对照，东亚各国独立后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基础极端落后，由此便为威权主义滋生和发展培育了天然的丰厚土壤。

民主化同经济现代化从来是同步协调进行的。西方民主政治从发展到成熟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西欧历经产业革命和近百年社会经济大发展后才逐渐形成今天成熟的议会民主制度。历史证明政治的发展必须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并以后者为前提。“后发展国家并非必须也用西欧那样长的时间才能建立起民主政治，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在一个贫穷落后、文盲成堆的国家或地区是难以建立真正的民主的。反过来，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的社会也难以建立起真正的威权主义专制。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经济很发达，社会高度分化，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很强，威权主义必然无处扎根”。东亚新兴独立国家，经济十分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结构畸形，工业主要是轻纺业或单一种植经济，主体人口是农民，绝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这样的社会经济基础很难与西方民主制合拍，倒可能是传统专制权力生存的沃土。所以当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撤出东亚后，原来由它们用强权强制性输入的西方民主制，如不适水土的花朵一样很快就枯萎了，被另一种更加契合东亚社会经济基础的威权政治所取代”。

第二，外源型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本身是东亚实行威权主义的另一决定源泉。

东亚国家是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与西方早发内源型现代化有着根本性区别。后者的现代化最初的动力是内部的各种孕育了变化的动力，是自下而上推进的，主要依靠“看不见的手”指挥市场，政府干预成份微弱。相反，包括东亚各国在内的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从独立建国起就处于“追赶”先发展国家的状态。这种现代化是一个“被压缩了的过程”，它意味着在同一历史时空下，要完成早发型现代化国家经历300余年才得以完成的现代化任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就是说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通过自上而下依靠“看得见的手”加以推动，强大政府的力量发挥领导、组织、干预、扶植、推动等项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在不发达国家内部，“市场秩序”还未强壮大到能够整合社会秩序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化发展不得不求助于强大国家力量：通过强人政治的有效统治，来维持整个社会发展的秩序与安定，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以及为中产阶级的发育、壮大，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历史的因素

西方民主制是在西方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而东亚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威权政治则与东方历史上中央集权的传统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政治历史中的集权主义传统乃是东亚的威权政治产生的重要因素。它们在历史上大都曾实行过一元化的、中央集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中国台湾地区长期仿效中国实行中央集权专制制度。韩国历史上实行与中国相类似的集权主义统治。新加坡由于以华人为主，受中国传统影响甚深。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历史上虽然受到中印两国政治制度的双重影响，但它的政治传统也基本上是东方集权和崇尚权威的政治。

东亚的权力结构共同特征是高度集中的绝对皇权或权力寡头。皇权与君权至上是东亚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之一。在行政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一切政务的最高决定权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全国上下一切事务、原则均听命他。在军事上，君主拥有最高军事统辖权，君主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经济上，君主享有全国最大的财富，是全国土地和财富的最高所有者；在司法上，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一切法律、制度均由皇帝制定，法律对最高皇权无任何约束力。在朝鲜半岛，国家权力集中在中央权力寡头。有人把朝鲜的这种权力结构称之为“寡头集权官僚制”。构成东方传统政治结构中层的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文治官僚系统，它是对皇权或寡头权势负责的多层级办事机构。这个官僚系统由科举制选拔的儒学知识分子所组成。构成封建体制下层的是一个无比宽厚的底盘，是由地主乡绅操纵的、家庭本位的、高度分散的半自然经济社会。这个社会如一盘散沙，皇权官僚系统的权力行使很难达到这个底盘，这个社会底盘构成中央集权的垫脚石。这种金字塔式的政治结构乃是东方传统专制主义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东亚威权政治产生的历史渊源。美国东南亚史专家约翰・卡迪在60年代初就曾预言：“民主政府在东南亚能否扎根生长，是个尚未决定的问题……民族主义一旦掌权，更可能用传统的政府形式而不是用外来的政府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世袭头领中天命君主统治的传统的基础业已削弱的许多地区，民主政治得不到人们的信任，一党统治和专政可能是一种选择。”事实后来验证了卡迪预言的正确。议会民主制在东亚实验的失败，各国领导人从历史传统政治中吸取合理有用成份，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

（三）文化因素

东亚威权主义政治的形成，与其传统政治儒家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儒教是东亚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在东亚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教等级社会基础之上产生的，它适应了东亚国家基本未曾变动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官僚等级的社会实践的需要。韩国、中国的台湾、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都具有儒家的意识形态和君主制的历史传统以及相应的政治文化。儒家政治文化基本特征在于：皇权主义、清官思想、等级观念、集团意识等，其核心是信奉“大一统”，要求实行中央集权。东亚历史文化传统这种特点，“使该地区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国家权威可以充分地调动潜涵于本民族深层文化中的传统政治文化因素，实现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整合，这就构成了威权政治的文化根源。”

韩国是典型的儒家政治文化国家，甚至“比中国还完善的儒教国家”。韩国学者金日坤认为，韩国等东亚国家以忠孝为支持的儒教秩序，经过长期的体验和教化后，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整体号召机制。”在历史上，这种机制曾不断用来应付外部强敌的入侵和解决与民族生存有关的各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