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都强：道路、经验与警示：战后东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

战后以来，东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走过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期间留下了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一发展道路进行总结、分析和思考，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迪。

本文分析的东亚发展中国家主要涵盖实行市场经济、在经济现代化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部分东亚国家，他们的政治发展和经济现代化都比较具有典型的意义，这些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韩国、印尼、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台湾、泰国等。

一、独特的政治发展轨迹：从威权政治到民主化

对许多东亚发展中国家来说，战后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发展从时间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从战后新兴民族国家独立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为试行西方议会民主制时期；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实行了威权政治；从80年代中期以来，从威权政治转向现代民主政治。其中，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初始抉择和试验阶段较为短暂，可以视为这些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威权政治时期是东亚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东亚取得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而从威权政治到民主化的转型则将东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西方议会民主制的试验及其失败

战后初期，由于种种原因，东亚新独立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韩国、印尼、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都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在政治上则实行西方的议会民主制。这是在东亚的时空里进行的一场西式现代化道路的大试验。

然而，这场实验最后以失败告终。东亚的政治发展和现代化在10多年里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里程。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的东亚国家，政局动荡，社会秩序混乱，现代化的启动举步唯艰。

在西方成功运行的民主政治何以在东亚折戟沉沙？东亚的民主实验缘何夭折？症结就在于全盘西化的道路选择。它脱离了东亚的政治传统和社会历史条件，无法满足推进东亚现代化的需要。

（二）威权政治的产生与根源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威权政治成为取代西方议会民主制的汹涌政治潮流。韩国、泰国、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都纷纷改弦易辙，通过发动军事政变或和平转向等途径，以一党独大、军人统治甚至个人独裁等不同方式，转向了集权型威权政治。

威权政治的出现决非历史演绎的一种偶然现象，它是在东亚国家移植西方民主制实验失败的背景下出现的，是这些国家基于自身社会历史条件和现代化的需要而作出的第二次政治发展的大抉择，是这些国家屏弃完全西化道路、寻求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尝试，对这些国家此后的政治发展和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亚威权政治的横空出世，有着政治传统、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深厚根源：

第一，威权政治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东亚许多国家战后移植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失败。战后，东亚许多国家，包括韩国、印尼、泰国等国移植了西方议会民主制，但这场试验最终以失败告终。实践证明，现代化不是简单的西方化。在东亚现代化的初期，民主和现代化的关系更多的是冲突而非和谐发展。东亚国家的超前政治民主化，导致了政治、经济、种族、社会等各种矛盾激化，严重损害政治稳定，从而破坏了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军人或政治强人遂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将国家的政治航船领向了威权政治航向，用强力解决矛盾或以政治高压抑制矛盾发展，恢复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同时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东亚威权政治的出现，不能以西方民主政治划线，认为是政治倒退，而恰恰是东亚政治适应现代化发展的一次调适性变革，具有进步性。它也意味着东亚国家寻求亚洲的、而不是西方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开始。

第二，东亚历史上的集权政治传统的作用是东亚威权政治产生的一个深层原因。东亚有着浓厚的皇权专制的政治传统，政治的现代化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政治传统的影响。亚洲政治面向现代化的改造和出新需要一个过程。同时，亚洲的政治现代化不是断代化，由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复杂的扬弃过程，既有否定又有继承，而不是不管合理与否全盘抛弃传统。

东亚威权政治集权的特质，体现着它和东方中央集权的传统政治的历史渊源关系。中国台湾地区的蒋介石政权自不用说，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它“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传统没有明显的文化断裂”。[1]集权主义的东方政治传统在韩国、新加坡两国根深蒂固；在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也有着广泛的市场，即使经历了长期的殖民统治也未曾泯灭[2]。战后独立民族国家的发展，更使各国的政治传统受到激励而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复兴。另外，移植西方议会制的失败也成为东亚国家政治发展反弹式回归传统的契机。

第三，经济基础的制约是东亚威权政治产生的决定性原因。根据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动力，政治发展在根本上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制约。虽然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政治制度实行一定的自主选择或跨越，但这种选择是有限度的，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对政治上层建筑起着根本性的制约作用。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社会，都概莫能外。

历史地看，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演变和成熟是以经济发展以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组织的高度分化为基础的。英国在封建社会时期已有贵族制约王权的民主传统，但民主的开花结果却历时一百多年。在经历了工业革命及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兴起之后，直到1772年英国才建立起议会制度。后来，民主制度又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最终才逐渐演化为今天成熟的民主政治。西欧民主政治的发展史证明政治的发展必须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并以后者为前提。

战后东亚的新兴独立国家，由于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经济十分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可以比较的经济指标仅大致高于非洲落后国家；”[3]最主要的经济部门仍然是农业，主体人口是农民，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民族工业和工商业资产阶段的力量还很弱小。这样的社会经济基础很难与西方民主制合拍，倒可能是传统专制权力生存的沃土。

另一方面，东亚的现代化属于外源后发性现代化，也就是说是一种“追赶”性质的现代化。追赶，意味着东亚的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依赖经济的自然渐变。追赶，还意味着东亚的现代化相对于西方国家是一种短期巨变。东亚现代化外源后发性质要求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主要角色。

第四，东亚传统文化是影响东亚政治发展的持久因素。东亚大多数国家历史上遭受了西方长时期的殖民统治，但东方文化的底蕴却始终留存于各国社会，保持着其生命力，并未因西方文化的涌入和灌输而泯灭。威权政治的形成，与东亚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

韩国、中国的台湾地区都具有儒家的意识形态和君主制的历史传统以及相应的政治文化。新加坡社会，在占人口多数的华人大众中儒家政治文化的积淀也非常深重。这两国一地都处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内。儒家传统的政治文化是促使威权政治产生的主要动因。

儒家政治文化具体表现为皇权主义、清官思想、等级观念、集团意识等，其核心是信奉“大一统”，要求实行中央集权。这种文化情结和社会心理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威权领导人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第五，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战后出现的“冷战”这一国际政治环境，对威权政治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

首先，在冷战格局下，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都位于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中间地带，个别的如韩国、泰国、中国的台湾等，或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或作为保护对象，还处于东西方对抗的前沿。由于印度支那发生了“热战”，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大肆渲染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许多国家都把抵御“北方威胁”作为政府面临的一项政治任务。在美国的策动下，由泰国、菲律宾牵头在1954年还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以加强“集体防务”。这种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加强了军队在各国政治中的份量和地位，使军人集团势力崛起，这就为日后军人势力起而推翻软弱无力的“民主政府”，而代之以个人独裁或军人统治提供了条件。

其次，对抗所谓外部“威胁”的需要从一个方面为威权政权提供了形成和存在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被用来作为一种锋利快捷的政治手段，澄清纷乱的政治局面。历史上，破坏性战争以及外部军事威胁往往是国家加强其控制能力的重要契机。[4]在东亚，战争和反共成了对市民社会进行渗透和取得国家合法性最重要的工具。[5]菲律宾、泰国、印尼等国的共产党先后受到残酷镇压。威权政府不仅对共产党开刀，也借此名义把矛头指向反对派势力，乘机给予压制和打击，以便迫使社会各阶层服从政府威权，强制性地形成市场经济所必需的稳定的政治秩序。[6]

（三）政治转型：民主化的新发展

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威权政治步入了转型期，各威权政治国家先后不同程度地开始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形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民主化潮流。斯蒂芬・海格尔德把转向民主政治轨道的东亚威权政治国家称作“新兴民主国家”（New democracies）。[7]亨廷顿则把东亚威权国家的政治转型列入了世界第三次民主浪潮。[8]

具体来看，东亚政治从威权政治向民主化的转型主要表现在：

1、军人退出政治权力中心，实现了从军人政府向文官政府的转变。

在威权政治下，军队不仅是作为国家纪纲的最后堡垒，为政府提供间接支持或维护这种支持，而且在许多国家军人直接掌握政权。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军人干政，愈来愈引起公众的不满和反对。东亚的社会日益走向现代化、多元化、复杂化，新的阶级力量和利益集团需要更为符合他们利益的政治秩序和民主形式。因此，在原军人势力强大的东亚威权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泰国、台湾、印尼等，军人相继退出了政治权力的中心。而且，新的文人政府为进一步消除军人干政的威胁，大都进行了军队职业化的改革，使军队仅仅变为文官政府控制下的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2、立法机构的作用得到加强，由突出行政集权向分权制衡的方向发展。

威权政治权力构架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强政府行政体制，行政权力强大，而立法权力相对弱小。发生转型的威权国家大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修改宪法、加强立法机构权力以及行政改革等措施，藉此分散过分集中的权力，加强立法机构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从而出现了由行政集权向分权制衡发展的趋势。

3、反对党力量日益增长，由一党独大向竞争性多党政治发展。

在威权政治时期，反对党的发展受到政府和执政党的排斥、限制甚至严厉打压，力量始终难以发展起来。但是在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民主化过程中，随着威权政府对舆论限制的放松和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升温，反对派政治运动开始复苏，反对党在日渐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得到了较大发展，并日益在公职选举和议会政坛上显示着自己的力量，从而对一党优势制形成了冲击，威权政治体制下的一党独大的政党政治开始呈现出向真正竞争性的多党政治发展的趋势。台湾和新加坡在政治转型期政党政治发生的变化比较典型。

4、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减弱，利益集团和民众的政治参与由沉寂变得活跃。

利益集团和民众拥有参与的自主性，较广泛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制度化程度较高的现代民主政治的一大特征。80年代以来，东亚威权国家的利益集团和民众的政治参与逐步活跃起来，自主性也有了很大发展。在新加坡，除了反对党在选举和议会中显示了越来越强的政治参与力和竞争力外，一般性的利益社团组织的政治参与也日趋频繁且自主化程度不断提高。台湾在1986年解严、解禁后，利益社团组织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活动也日趋频繁。台湾由此进入了一个“民间力量崛起，民意激荡的年代。”在80年代后期，韩国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也达到空前的水平。利益集团和民众政治参与的自主性程度的提高和活动的增多，显示出社会的力量在增长，而威权国家控制社会的强度在减弱，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市民社会正在形成之中。

二、辉煌与陷阱：东亚威权政治的功与过

（一）东亚威权政治的结构与特征

1、威权政治的结构解析

不同的政治形态，有着不同的组织和权力架构。东亚威权政治有着独特的结构体系，突出地表现在权力结构、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等方面：

（1）强政府行政体制

威权政治在权力结构上表现为一种强政府行政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