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lerie Bunce：民主化比较研究：一些广泛的和局部性的结论*

[内容提要]民主化的比较研究已经产生了两类普遍结论：一类几乎一般的适用，一类则仅适用于一定地区内的某些国家。第一类包括良好的经济发展在保证民主持续稳定发展中的作用、政治精英在建立和毁掉民主制度中的重要作用、法治和国家能力对新生民主的质量和巩固发展的重要性等等。第二类是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拉丁美洲和南欧的民主化的对比：例如民主化与经济转型的关系、从过去的政治经济体制快速或缓慢转型对于巩固新生民主制度的利与弊等。这两类结论对比较政治学者有两个方法论上的启示：一是怎样理解理论的普遍性，二是如何衡量事件的长期性的和直接性的原因哪个更重要。

在过去二十年中，民主和民主化研究已经占据了比较政治领域的中心位置。这些研究的重点是广泛的，从民主的发生和设计，到其整体质量和持续性都有涵盖。所研究的地方和时期也各不相同。例如，既有关于民主俱乐部的新成员，也有关于这个俱乐部的创立者和所有那些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国家，如那些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产生的新民主国家。

为什么民主引起那么多关注――不仅在比较政治领域，而且在国际关系中(例如Barzilai，1999；Doyle，1983；Evangelista，1999；Mansfield & Snyder，1995；Maoz &Russett，1993；Russett，1993；Thomas，1997)？这也没什么奇怪的：这是由于学术潮流和全球各地现实政治的发展相互作用决定的。前者包括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出现的一些新的富有启发性的关于民主的论述，例如Lipset(1959，1960，1963)、Lipset与Rokkan(1967)、Moore(1966)、Dahl(1971)及Rustow(1970)等。这些著作出现的时候，民主的政府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少数――当时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和东欧等地的政治格局最能说明这点。

但是，随着西班牙的佛郎哥的去世和葡萄牙的萨拉扎独裁政权的垮台，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一个接一个的独裁极权政体给民主制度让路。到九十年代，这股民主化浪潮甚至席卷那些历史上从未有过民主经验的国家，如非洲和苏联、东欧等地。

当然，很多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成长起来的新生民主国家是有缺陷、脆弱的，有些是昙花一现的。但这并不削弱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由于最近一波民主化浪潮影响了极大的范围，在今天，世界上生活在民主国家中的人民的比例比任何时候都更高。

所以，把民主化放在比较政治研究的最高位置，是有强大的理论和实证原因的。本文的目的是理清我们已经了解的东西。①我从三个方面来进行。一是找出已有的理论共识，即那些对不同的案例、地区和时间都适用的结论。简而言之，民主化看来是具有一些共性的。第二，我找出那些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理论意义的结论。这些结论是有例证的，不过例证的数量有限。尽管这些结论很有说服力，但是它们只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内的现实有意义。因此，它们的理论意义介于普世的和独特的政治现实之间。

最后一方面是关于方法论的。在罗列上述这些普遍结论的过程之中，我们需要面对一些对于所有比较政治学者都有意义的话题。这些问题和具体的内容无关，而主要是方法论的。例如，对概念的使用和滥用，选择个案的原则和因此导致的后果，以及某个论点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之间能否转化。我将讨论所有的这些方法论点问题，不过主要讨论第三个问题，即结论的可通用性。本文的目的就是讨论两类可通用的普遍性结论，所以关于通用性的方法论问题尤其重要。要知道，这个问题对于一般的比较政治研究中以及最近一些关于比较政治研究和地域专家的作用的争论都是个基本问题。

一、关于民主化的一般性结论

关于民主化我们知道什么？由于研究这个问题的文献庞大无比、纷繁芜杂，似乎只有两个可能的答案：要么是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普遍的结论，要么是恰恰相反，即这种普遍性的结论非常少。达尔(Dahl，1998)倾向于后一种解释。他说：

民主已经被激烈讨论了2500 年，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提出一套关于民主的条理清楚的思想，人人或几乎人人都能接受。然而，不论是好是坏，事实并非如此。盖丝(Geddes，1999)在对有关近年来拉美民主化的文献的评论中(也请参见Remmer，1991)，提出了一个相似的判断，而且说得更细致：结论性的东西有一些，但非常有限。按照她的解读，这主要是因为从专制政府通向民主政府的道路是很多的。的确，在有关文献中，不同观点和意见非常多。例如，在关于新民主国家的起源、质量、持久性的问题上，各位学者意见纷纭(例如：Collier & Levistsky，1997；Diamond，Hartlyn& Linz，1999；Edles，1998；Fishman，1990；Gasiorowski & Power，1998)。因此，他们分析最老的民主国家和二次大战期间欧洲民主国家的不同的生存率时，对这些问题上同样分歧很多(Berman，1997，1998；Bermeo，1994，1998；Collier & Mahoney，1996；Downing，1992；Ermakoff，1997；Ertman，1998；Linz & Stpan，1978；Luebbert，1991；Moore，1966；Putnam，1993；Rueschemeyer，Stephens & Stephens，1992；Szucs，1983；Tilton，1974)。在这相互竞争的解释的风浪中，倒是有几个共识的岛屿。下面我们就会看到，研究民主化的学者们会有一些共识。不过，他们相互同意的往往是不同因素(变量)之间的联系，而不见得是这些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谁是因，谁是果。

(一)经济发展和民主

一个意见较一致的领域牵涉一个古老的问题。而今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新的提法：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的水平对民主的发生的影响(如人们早期认为的那样，参见Cutwight，1963；Lipset，1959)似乎不如对民主的稳定发展影响大(参见Gasiorowski & Power，1998；Londregan & Poole，1996；Przeworski，Alvarez，Cheibub &Limongi，1996；Przeworski & Limongi，1997)。这意味着尽管在穷的国家和富的国家都一样能够出现民主，但在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高的国家，民主存活在的可能性要高一些。当然，其他因素如经济绩效、社会经济的相对平等度、是议会制还是总统制等，也有关系。但是Pzewirski 及其合作者的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只到1990 年就没有了，因此许多新的民主国家没有考虑在内，例如前苏联地区的经济和政治面貌差异很大的国家(Bunce，1990c)。尽管从这三十来个前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的实践上看，人均收入和民主化是有联系的，但事实上，在这个背景下，和民主化最密切的因素是经济改革(剔除一定范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Fish，1998a，1998b；cf. Kopstein & Reilly，1999)。从而，经济改革程度高的国家(表现在经济私有化的程度和贸易与价格放松的程度)在民主化进程中也更进一步(由“自由之家”对政治自由和民权的评分来判断)。

但是，这个发现不能够削弱关于经济发展和民主持久性的论断。事实上，最富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多数成了民主制度最巩固的部分，而最穷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发展成了有缺陷的民主或是专制体制。而且，该地区最穷者在社会主义时代后很早就跳进民主的国家中，至少有一些，特别是阿尔巴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在最近几年正在滑离民主。但是，对这些普遍结论有一些有趣的例外。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是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高水平国家，但民主的缺失很明显(尽管从最近选举的转变来看，情况在改变)，而蒙古处于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另一端，它的民主的质量却相对较高。

迄今为止，对于为什么高的人均收入(前社会主义国家中仅有斯洛文尼亚达到有关标准)确实保证民主制度的存在，仍未有共识。一些理论已经或隐或现地出现了。例如，有人提出，持久的经济成长能削弱专制政府的权力基础，同时加强公民社会，因而增强其抑制强权政府的能力(Rueschemeyer et al.，1992)；也有人提出，中产阶级的规模扩大会巩固民主(Lipset，1959，1963；不过请看Jones，1998 对亚太地区及Rueschemeyer et al.，1992 对西欧和拉美提出的疑问)；还有人提出，经济发展产生一个受过教育、关注政治和社会并且对政治充满期望的公众，他们要求进入政治程序内，要求负责任的政府(见Lewin，1988 对俄罗斯的研究)。另外一些学者指出，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为了成功运行，既促进又要求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妥协(Przeworski & Wallerstein，1982)。最后一种思路认为，人均收入代表的经济水平不见得是促成民主的原因，而只是一个指针，表明历史发展已造成一些的独立的结果，包括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良好的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欧洲国家都有较多的民主的经济社会条件与安全的地缘政治位置合二为一(Downing，1992)。这两点促成了民主和资本主义出现，并且长时间以来加强了他们的持久性和良好的运行。

(二)精英在民主化中的作用

一个广泛的共识是，政治精英在民主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中心的角色。特别是，能否从专制到民主成功的过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领导阶层的兴趣、价值、行为，取决于在过渡中他们的地位是否安全，是否有地位降低的可能性，是否有向上的机会或至少是潜在的向上的机会(DiPalma，1990；Higley & Gunther，1992；O’Donnell et al.，1986；关于对这一问题的政治文化角度的分析，见Kullberg & Zimmerman，1999；Rivera，1999)。关于这一点，极为重要的是看来它对三次民主化浪潮都适用。确实，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关于精英如何影响民主化过程的简略的总述。根据Moore(1966)的说法，当精英分化的时候，民主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按亨廷顿(Huntington，1991)的说法，分化的精英使得专政政权有了更大的政治选择范围。

在我们为自己已经提出了放之四海皆准的共识而庆祝之前，需要指出几点。一个是关于精英的中心地位的争论。这里的问题主要牵涉到，什么时候可以算是民主的篇章的开始，以及如何界定精英对政治进程的影响。例如，在最近西班牙和波兰的转型中，当权的和反对派领导人的政治行为是关键的。这显然没错，因为这一类的转型就是定义为按当权者和反对派之间的协议来进行的。但是，两类精英(掌权的精英和寻求权力的精英)谈判中的路线和影响力却是被大众强烈影响的。无论是在过渡正式开始之前还是过渡的过程中都是如此。在开始之前，群众运动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对现政权充分地表达了广泛的不满；在过渡的过程中，群众运动适当地减弱、缓解了独裁者的对被清算的恐惧(至少在短时间内)，因而有助于实现从专制制度的平稳转化(见Bermeo，1997；Bunce，1999b；Ekiert，1996；Ekiert & Kubik，1998；fishman，1990；Tarrow，1995b，1996b)。这样，通过斗争(施加压力)和合作，公众在向民主过渡的过程中起了一个关键作用。另外还需要加一个概念性的说明。对于精英在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大家有了共识，但在这之下，对于理解民主制度怎样出现以及政治精英如何影响这一过程是有分歧的。对于一些学者来说，民主是精英行为的产物，而精英的行为又是大的社会动力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说，精英只是利用了长期社会发展造成的条件，同时是在恰当位置代表了相应的社会力量。对于另外一些学者来说，精英的所作所为和在高度不确定的政治环境中采取的有目的的行动，是在民主上升的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尽管精英这个名词在两种观点中是一样的，但一个与历史动力相联系，另一个却具有直接的影响，很不一样。

这种分歧在政治学上是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