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锋：从抗争政治、底层政治到非抗争政治――农民上访研究视角的检视、反思与拓展

摘要：通过学者所借鉴的理论来源与分析的经验基础，可以对既有的农民上访研究的三种分析框架进行检视与反思，并提出一些拓展的可能路径。“权利诉求―抗争政治”与“道义伦理―底层政治”分析视角受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与底层政治理论的启发，对于中国农民上访的研究有着开创性意义。但也因理论思维的束缚，而共享了“抗争”这一基础性假设，遮蔽了中国农民上访的复杂性。在深度经验探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揭示出了农民上访类型与性质的多元化，实现了农民上访研究从“抗争政治”到“非抗争政治”的范式转换。为了更加深刻理解农民上访的性质，可以引入国家的视角、关注结构与行动的关系，以及探究农民政治文化等几条路径来拓展农民上访的研究。

关键词：农民上访 抗争政治 底层政治 非抗争政治

一  引言

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②]信访通常也被通俗的称作上访。近二十年来，包含个体上访和集体上访在内的农民上访数量日益增多，甚至在一些地区引发了一些群体性事件。也就是说，农民上访的广度和烈度均在持续性的增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农民上访研究也就成为了理解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切口，进而为形成有效的解决方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依据。当然，学界持续关注农民上访，既是因为一些学者秉持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政治关怀，也是因为农民上访这一经验现实构成理论探究的源泉，通过理解中国农民的“抗争”，可以进一步的与西方的抗争政治理论展开对话，甚至可能建构中国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理论。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李连江、欧博文、于建嵘等为代表，最先将农民上访视为一种依法或以法的维权抗争，其后的许多学者都遵循了类似的思路，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权利诉求-抗争政治”论。在这一研究视角中，农民上访即是由于地方政府侵犯了农民的权利与利益，农民天然的成为弱势群体，农民上访是一种抗争政治。这一视角最为简单，也最符合大众及媒体的惯性思维，也成功的将农民上访问题型塑为社会聚焦的热点问题。农民维权抗争论虽然在情感上和惯性思维上最易被大众所接受，但学术研究却没有就此止步，中国经验的复杂性恰恰给予了学者充分的思考与分析空间。在另一些学者看来，农民上访虽然可以视为抗争维权，但并非完全基于理性和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性”，农民上访具有草根性的特点，不能仅仅用理性人中的“利益”进行阐释，中国文化伦理中的“气”是农民抗争的另一重要驱动力。[③] “道义伦理―底层政治”的分析框架无疑大大拓展了“权利诉求―抗争政治”的解释范畴。道义伦理论与维权论虽然在对农民上访原因的解释路径上有所差异，但是对农民上访的性质却是共享了“抗争”这一假设，对于农民这一群体也秉持同情的心理，无形中为他们贴上了“弱势群体”的标签。然而，农民是个抽象的词汇，上访的农民也是一个抽象的群体，并不能用弱势群体所能统一指称。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全国广大农村的长期调查发现，农业税费取消以后，政府侵权的行为虽然仍然存在，但并不构成农民上访的主流，农民上访的类型非常多样，农民上访更多是在国家治理转型、乡村治权弱化与资源流变背景下的利益博弈。农民上访的性质不能将此简单视为抗争政治，而是一种非抗争政治。[④]

既有的三种理论视角既是相互补充，同时也是截然对立。那么，学者之间何以产生这样的视角差异？我们又如何进一步推进对农民上访的研究？这些问题无疑需要我们对其进行系统的检视与反思。本文将从学者所借鉴的理论来源与分析的经验基础去检视与梳理。毕竟，任何一个解释框架的提出，通常既是基于经验现象的归纳、提炼与总结，而且来自学者对既有理论的借鉴、反思与再创造。

通过对农民上访研究的检视，我们不仅可以对既有研究的不足提出反思，而且可以提出一些进一步拓展农民上访研究的路径。

二 权利诉求与抗争政治

在农民上访研究中，“权利诉求――抗争政治”的分析路径，主要受到西方抗争政治理论的深刻影响。抗争政治理论最初发端于西方学界对于20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和欧洲发生的各种社会运动的理解，因此通常称为社会运动理论。此后，随着理论的推进和发展，也为了将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等理论进行整合、比较，蒂利、塔罗、麦克亚当等学者又将其总括为“抗争政治”[1]，以此来统摄相关的概念与理论。抗争政治的分析范式将社会运动从阶级斗争之类静态的结构分析转向了社会运动过程的动态分析，并从最初占据主导的、具有社会心理主义倾向的“相对剥夺理论”[⑤]，通过批评反思而逐步发展出了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等[⑥]。抗争政治隐含着抗争的政治属性，其主要指向集体利益与政治权利的诉求，是一种公民社会的民主政治参与。例如，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就认为社会运动主要是为了改变参与者所处的政治环境的某些方面。[2]许多社会运动的话语过程都是围绕着国家的合法性基础而展开的。[3]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抗争这一个词中的反抗与斗争指向的就是压迫、剥削、不公正、不民主等，抗争的合法性也就建立起来了。抗争是民主的源泉或者说抗争是民主化的动力，这通常是一个当隐含的假设。[4]民主源于民众抗争，并且动员和重塑民众抗争。[5]

可以说，西方的抗争政治理论深受其渊源已久的民主理论影响，从而将抗争与政治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社会抗争就不仅意味着权利的维护，还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不过，西方的抗争政治理论主要是基于西方的社会运动现实发展起来的理论，他们主要针对的是规模较大的，有组织化的社会运动进行分析，它们往往是社会与国家视野中的抗争。在专业化的动员、机会的把握、得失的算计背后，贯穿着奥尔森式集体行动的逻辑，其骨子里却未脱离个体本位的理性选择的色彩。[6]13因此，他们视野中的抗争一般蕴含着强烈的“政治性”，有着强烈的权利政治的民主化内涵。西方的抗争政治理论主要用于分析学生运动、民权运动、环保运动、女权运动等等，主要是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利益表达和认同表达。而从60年代后期在美国和西欧，劳工，农民和底层反抗就已经被边缘化，不构成社会运动的主流。

当下的中国农民上访研究深受西方抗争政治视角的影响,相关研究著述也最为丰富。抗争一词由此得到广泛应用，并主要在基于利益表达的“维权”范式框架下进行分析，尤其是以上访研究最为典型，将农民上访视为一种抗争形式。在1990年代后期，李连江和欧博文通过对农民的上访行为的研究，发现其积极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官员的侵害，并以“依法抗争”的概念作为指称。[7-8]于建嵘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有组织抗争”和“以法抗争”，认为这一种“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动员组织其他农民，旨在确立农民这一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的政治性抗争。[9-12]他强烈的政治热情使其过早从经验中抽离出了结论和判断，遭致多位学者的批评与质疑。应星以“合法性困境”为基点，分析了农民群体利益表达中的“草根动员”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权宜性，在组织上具有双重性，在政治上具有模糊性的特征，批判了于建嵘对于草根行动者形象的理想化认识和对农民抗争的组织性尤其是政治性的过于夸大。[13]吴毅则从场域而非结构的角度，对一起石场纠纷案进行了深度分析，他指出，农民利益表达的困境导因于各种既存的“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的阻隔，兼而批判了“以法抗争”的抒情化想象。同时，他认为应星忽略了转型期中国政治之复杂性和过渡性的特点，不自觉地陷入“民主-极权”这一泛政治化思维陷阱。[14]吴毅的个案研究提醒我们要注意维权行动的社会生态，但也忽略了相当一部分基于利益表达的“现实性冲突”可能转向 “非现实性冲突”，以及一些本身就非“利益”表达型维权的农民上访，更无法解释当前农民上访越来越多的局面何以没有在“权力-利益结构之网”中消解。于建嵘在随后的回应中坚持认为农民维权是一种底层政治的行为，然而其所指称的农民的有组织性和政治性，却是对底层政治两种内涵的双重误读。事实上，无论是印度底层学派所用的“底层政治”概念，还是斯科特所说的“弱者的武器”和“日常抗争”，都是一种前政治的抗争方式，其专业性和组织性都不高，更不用说抗争政治意义上的“公共性”了。[15]中国的抗争研究大多选择与西方抗争政治理论对话，容易循着社会运动教科书把一切案例写成“走向成熟的成长史”，而这恰恰是被底层政治理论批判为“假历史”。[16]

当下中国农民的研究以“权利诉求――抗争政治”为主流，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中心的范式。这一范式对于我们理解农民上访的发生、组织机制和行为特征颇有价值，但这些研究存在只有社会而无国家、偏重解读而忽视解释以及受意识形态影响过大等不足，致使理论上难以取得重大突破。[17]事实上，西方抗争政治理论在后期的研究中，已经日益凸显国家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⑦]，在形塑社会抗争中国家扮演着重要的作用[18]。而在当下发生的中国农民上访潮，正是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发生大转型的变革时期，因此，探究农民上访与国家治理变迁的关系可以大大拓展农民上访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农民的上访不仅是基于权益的受损，而以上访作为维权的武器，农民更多还将上访具有一种求援的性质。他们期盼通过国家与政府的介入来解决他们生活中遭遇的困难、纠纷等等，因此农民与国家并非对立的关系，恰恰在终极目标上有着一统性。也就是说，在农民上访研究中找回被悬置的“国家”，不仅有助于增进对农民上访性质的理解，而且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特色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重要切入点。

三、道义伦理与底层政治

在对农民上访现象的另一条解释路径中，“道义伦理――底层政治”的视角则反对西方抗争理论的精英视角，底层在精英视角中是缺席的，它暗含了“底层无政治”的假设。就在底层的反抗被理论家们遗忘的时候，斯科特坚持认为底层群体的反抗有其独特性，有着与公开政治不同的隐藏文本下的秘密政治；同时印度底层研究(又称“庶民研究”)的学派更是要拒绝本民族历史的“西方式解读”，要重新书写本民族的历史，去书写与西方“公民社会”不同的“政治社会”。因此，斯科特与底层研究学派采用两种不同的“反抗史”的方式共同发现并书写着“底层政治”，构成了与西方“抗争政治”的对垒。[16]

斯科特的学说，从其三部著作的书名中基本上概括了其理论要点，即农民的反抗的性质及合法性是一种“道义经济学”，农民反抗的形式和特点是“弱者的武器”，而“隐藏的文本”则是农民行为选择和意识形态特征。首先，从分析对象来说，她更为关注和理解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因为对于农民来说，那些在国家层面造成威胁的大规模的、结构变迁的运动或者正式的、有组织的、公开的抗议运动是相当稀少的，且革命结果未必是农民真正想要的，同时也是过于奢侈的。[19]其次，从抗争方式来说，农民主要采用的是弱者的武器，如：偷懒、开小差、装糊涂、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暗中破坏等等，这些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了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最相适应的。[20]第三，农民抗争的行为选择的特征和意识形态是与“公开的文本”所相对的“隐藏的文本”，他认为“公开的文本”并不表现从属者的真正观念，它可能只是一种策略。隐藏的文本则是一种隐匿在后台的话语和实践，从而避开掌权者的监视，底层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独立而且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