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长征：当代中国基层政治的“控制艺术”和“权力技术”

「摘要：仪式和象征是当代中国基层政治运作的重要机制，实现着动员、沟通、约束和奖惩等各种功能。当代中国基层政治重要的仪式化活动是集会和会议，无论是“肯定性”还是“否定性”的集会和会议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出某种“剧场”效应，基层的政治控制和权力运行因此得以实现。基层权威通过对仪式和象征这种“控制艺术”和“权力技术”的运用，推动着基层政治过程和政治生活的展开。」

关键词：基层政治；政治机制；仪式和象征

一、意义赋予和权力在场：仪式和象征在当代中国基层政治中的真实意蕴

纪律（规范、制度、典则）是当代中国基层政治运作的核心机制，纪律所起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仪式和象征来实现。任何社会制度、组织以及人们在其中的活动都离不开仪式和象征。仪式和象征不但标志着权力，而且它们就是权力本身，因为在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权举行仪式、确立象征。

当然在私人生活领域，个人有权力通过仪式展示自己的权利和影响，譬如结婚仪式的举行标志着性的权利和家庭的权利。但这种权力是被严格地限定在私人生活领域里的，性和家庭行为超出了一定的界限就不再是私人生活领域里的问题了。作为一种权力机制的纪律由于是与社会组织化和体制化密切联系的，因而任何纪律的制定和执行都是在公共生活领域里发生的，所以与私生活权力相对照，纪律表现为一种公共权力。同时，在仪式与象征的关系上，仪式是更为根本的，因为象征要确定的内容必须通过仪式才能表达出来。仪式所能表达的内容相当广泛，举凡意志的、精神的、权力的、情感的事物都能成为仪式所表达的对象。与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现象相类似，仪式的产生也应该从人类最原始的社会行为中去寻找。庆贺丰收、狩猎的成功、战争的胜利等喜悦之情，祈雨、祭天、祀神等意含的敬畏、期待和渴盼之情，对先人的缅怀，死者的追念等情绪，对权力的崇拜和忠诚之情都可以通过仪式化的形式来表达。人类只有通过象征――通过将自己的情感、意志、精神等投射附着在某种具有超凡性质的事物上――来表达自己，而象征意义的认同是通过仪式化活动来达到的。

学者们在对仪式进行的考察中发现，社会仪式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通过仪式可以加强共同体内部的团结和联系。例如罗马天主教礼拜仪式中的屈膝，帮助个人将自己的行为纳入团体规范之列，由此可减轻焦虑，因为个人行为与团体的要求相一致，可增强一个人的归属感（尽管天主教徒会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承认上帝的存在）[1]（P568）；二是通过社会仪式促进期望的兑现。尽管实际所起的作用可能与本来的期望相差甚远。例如，祝愿战胜的聚舞，祈雨聚舞，疗病仪式，在仪式举行的过程中，随着人们紧张激动心情的伊始、高潮直至平息，他们的心情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P568）这些团体活动，就像屈膝礼拜一样，也会在同时加强团体的凝聚力。

本文赖以展开讨论的前提预设是：仪式和象征是当代中国基层政治运作的基本机制。第一，它是沟通机制，因为仪式化的活动为基层政治提供了交流和沟通的场所、内容、机会和时间；第二，它是约束和压迫机制，因为仪式是官方权力得以行使的标志，通过仪式，基层权威向自己的属下发布命令、部署任务、施行奖励和惩罚等；第三，它是团结机制，在仪式化活动中，基层政治行动者培养起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意识；第四，它是动员和激励机制，通过仪式化活动，基层政治行动者从中受到鼓舞和鞭策，对日常事务重要性的认识通过仪式化活动得到了强化。仪式和象征在当代中国基层政治中的性质和作用，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意义赋予”和“权力在场”。

二、集会和会议：当代中国基层政治仪式化活动的主要形式

在当代中国基层，仪式化活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是集会和会议。通常集会的规模庞大，参加的人数众多。集会还可能是联合性的活动，即是说参加集会的可能不限于本单位、本部门的人员，还会有其他单位和部门的人员参加。通过集会，基层权威意在创造的是某种正常情况下所不易出现的热烈或紧张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人的情绪将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刺激，群众情绪的昂扬和亢奋是集会的总体特点。集会造成了某种“剧场”效应，这种效应导致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角色发生了错位或转变。面临剧场的气氛所带来的压力或刺激，人们会做出平时不可能或不愿意做的事，说出平时不可能或不愿意说出的话。基层群众的大型集会是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横幅、彩旗以及高音喇叭制造出强烈的视觉和听觉效应，置身其中，人群会产生一种忘我的感觉。由于集会通常能够带来上述效果，因此，基层权威通常会有意识地利用集会达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号召群众的目的。在政治极端化的年代，集会还演变成政治戏剧化的场所。批判会、斗争会、诉苦会、公审大会、动员大会、表彰大会、会师大会、祝捷大会、联欢会――各种类型的集会以及游行、游街等仪式化活动将政治现实直接呈现在群众的面前，并在群众的直接参与下进行。浩大和辉煌的仪式使得即使平庸的内容都变得具有了某种神圣性。集会的举行往往与重大的事件和行动――通常带有政治性色彩――联系着，集会上的报告和发言往往直到会后很久还是人们谈论的话题，人们在集会中获得的感受是久久不能忘怀的。

两种类型的集会通常带来两种不同的效应。第一种类型的集会为“肯定性”的集会，譬如动员大会、会师大会、表彰大会、祝捷大会、联欢会等。第二种集会为“否定性”的集会，譬如批判会、斗争会、诉苦大会、公审大会等。在第一种类型的集会上人们获得的是振奋、昂扬、欢欣鼓舞、意气风发的感受；在第二种集会上人们获得的是愤慨、沉痛、压抑、深思悲悯的心理感受。肯定性的集会，体现的是仪式的团结和凝聚机制；否定性的集会，体现的是仪式的压迫和奖惩机制。但是，无论仪式化活动实现的是那一种机制，基层组织或基层权威在仪式化活动中所要达到的动员群众、激发群众热情的目的无疑会在相当程度上得到实现。[2]

但是，作为基层政治运作机制的集会这种仪式化活动，其作用的范围和作用的条件并不是无限制的。首先，集会的举行必须确有必要和可能。其必要性是指，对于基层权威来说，大部分工作是没有必要通过集会这种形式来推动的，只有为数不多的确实带有重大意义而又必须要有相当数量群众参加的行动，才采取集会这种形式。譬如，在革命年代和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权威需要通过集会激发起群众参与革命和建设的热情。动员群众参加土改就是一例。很难想象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大变动中还有别的动员形式能比群众集会更有效地鼓舞起千百年来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从他们的“老东家”手中夺取土地和耕具的勇气和胆量了。“文革”中的集会又是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除了极少数人怀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大多数人是受满腔的革命热情的驱使来参加运动的。其可能性是指，集会的举行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也就是，集会是需要耗费较大成本的活动，如果集会成本超出了基层组织的财力和人力所能负担的限度，集会就不可能举行，或不可能成功举行。事实上，每次群众集会都是对基层组织和基层权威组织能力、动员力和号召力的考验。而且，人们接受和承受集会的心理是有限度的，集会的过多举行必然造成人们对此类活动的厌倦心理，从而造成不仅达不到原来设想的目的，而且耗蚀了人们的热情和精神的后果。

由于集会这种仪式化活动存在的缺陷，“文革”后，基层组织的集会大大减少了。减少或放弃集会这种仪式化活动，可能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集会耗费了大量的基层资源，特别是在农村，如果要举行一次村级层次的集会，就要将分散居住在四面八方的群众召集起来。

在农忙时期，这样的集会的举行是以牺牲群众用于农活上的时间为代价的，特别容易引起他们的不满。二是集会这种动员形式追求的是声势和气氛，因此往往流于形式和表面化，而达不到预期的目的。集会是群体性和总体性的活动，它的概括化特征使它较少关涉个体的要求和利益，不可能针对具体的个人作出决定，因此它的动员深度总会受到限制。三是集会中的某种非理性特征已经引起了人们的警觉。由集会引起的非理性话语和行动可能导致与基层权威的预期相悖的效果。集会中充斥的表态性的言辞、假大空的话语、不着边际的陈词滥调会使人们心生厌恶。“文革”中出现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大民主”形式，到“文革”后期演变成了人身攻击、侮辱、谩骂、文攻武卫等等，对基层社会的人际关系和政治氛围造成了极大的摧残和破坏。当然，上述不正常现象的发生并不能完全归因于集会这种仪式化运作方式，但这已经足够引起人们对它的深思了。如果控制不当的话，集会还有可能演化成实质性的利益竞争事件，这对于权威是极其不利的。

城市单位中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和农村中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是目前中国基层社会最重要的两种集会性仪式化活动。这种仪式化活动不但使群众的参与心理得到了满足，而且在基层权威看来，在参与此类集会中，群众无疑会受到民主知识的教育和民主实践的锻炼，从而能焕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当家做主的意识――这些已经为众多学者的观察所证实。经验说明，只要集会这种仪式化活动关涉的是群众关心的或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的事务，它就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基层政治调控机制。集会的另外一个意义还在于，它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机制。集会中出现的话语文本和经验文本经过传扬深入群众意识，可以内化为人们的内心自觉；集会的宏大场面以及或热烈或肃杀的气氛给人们以强烈的震撼和冲击；政治文化在集会过程中以夸张的和鲜明的方式突出自己的特点，表现出自己强大的影响力，其政治社会化的效果是明显且持久的。

与规模较大的集会相比，会议的规模有大有小，是形式更加灵活的基层政治仪式化运作方式。虽然，会议的规模有可能比集会小得多，仪式化特征也可能比集会弱得多，但对于基层政治运行来说，会议在实际作用上却比集会要大得多。因为，对于现实的基层政治流程来说，集会充其量只是停留在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进行利益表达的阶段，会议在多半情况下却标志着政治过程已经进入政治录用、利益的综合和政策制定的阶段。一般地说，在象征和表达的意义上，集会所起作用比会议要显著；但在对政治过程的实际影响上，大多数基层会议比集会所起作用要大。基层会议可以按照召集者和参加者的界别和身份来划分，譬如党委会、行政办公会议、群众代表会议、团委会、妇代会、工会代表会议等；可以按照与政治过程各个阶段的联系来划分，譬如进行利益表达的会议――各种见面会、碰头会、群众代表会议、研讨会等；利益综合的会议――人大会议、政协会议、各种代表会议等；政策制定的会议――党委会、人大会议、党政联席会议等；政策执行的会议――政府工作会议、各口各部门的会议、汇报会、总结会等。但所有的会议都可能演变为一种仪式，因为在会议召开之前，会议的核心内容，比如会议文件――包括会议报告、决议、章程等――都已经在事先拟好，所有日程和重大事项都通过事先的协商决定了。会议要做的就是对这些文件、议程、事项表态，赋予其合法性。会议的这种特点反映了权力层级结构的性质，因为无论是政治运行还是行政管理，从权力结构上说，都呈金字塔形，越往金字塔的顶端，权力就越大，管理幅度就越大，权力涉及的重要程度也就越高，参与权力运作的人数也就越少；越往金字塔的底端，情形则恰好相反。与此相适应，越是级别高的会议，决定的问题越是重大，越是需要会议前的协商和协调，并在充分的协商协调的基础上为会议的召开做好准备。这个协商和协调的工作，实质上是将有可能在会议上出现的博弈和折冲放到会前来进行，经过这个阶段的工作，常常在正式的会议上，人们见到的是全体一致的情景。因此，集会和会议尽管总是操纵在权威手中，但会议的精英化色彩更加浓厚，因为利益综合和政策决定是由精英们作出的。会议充分展示的是其仪式性的一面，会议前的幕后折冲才是至关重要的。

基层会议是否会完全流于仪式化操作，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是，与较高层次和级别的会议相比，基层会议一般更少流于仪式化。因为，一方面，基层组织的性质决定了其权威的活动内容是直接的和实际的工作，涉及的多是政策执行中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它的程式化和仪式化特征相对较弱。另一方面，事务性的活动内容决定了基层管理层级较少、管理幅度较小，这也使得基层权威较少通过中间环节，而直接采取临时召集会议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因而，基层组织的会议大量表现出一种临时“碰头”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