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的发展打破了许许多多的预言--1989年之后，不断地出现中国崩溃论，但中国没有崩溃，而是这些崩溃论崩溃了。人们因此开始总结为什么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发展了？在改革过程中，反复出现肯定改革与否定改革的讨论，这些讨论也时时涉及如何估价社会主义时期与改革时期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无论如何评价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困境，中国的经验都是建立在这两个传统的地基之上的。与此同时，眼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长期积累的矛盾，也提示中国不能也不应简单地回复到过去的发展模式之中--无论是传统的计划模式，还是以GDP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主义模式。我们需要换一个方式来总结中国60年来的经验。

独立的主权性格及其政治内涵

在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中，许多学者强调中国发展的稳定性，认为没有出现重大危机。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改革开放30年期间，中国最大的危机是1989年的危机，中国度过了这场大的危机，但其后果至今在不同领域都可以找到印迹。这场危机同样是国际危机的一部分，不过那时的危机主要不是经济危机，而是政治危机。中国的危机可以视为苏东危机的前奏。像中国一样，这些国家也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中国没有像它们一样倒掉？究竟是哪些要素维持了中国的稳定性并提供了高速增长的条件？在经历了30年改革之后，这些条件本身发生了哪些变异？要讲中国道路或中国的独特性等等，这是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苏东体系的瓦解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原因，比如官僚体系与民众的对立、冷战政治中的专断政治，以及短缺经济带来的民众生活的困苦等等。与之相比，中国体制的自我更新意识要强得多，经历了文革时代的冲击，党和国家的中高级官员被毛泽东遣送至基层社会工作和生活，当他们在1970年代晚期回到权力位置时，国家对于基层社会的需求有了较强的回应能力，这些方面与苏东国家很不相同。但我在这里并不打算详细讨论这些问题及其来龙去脉，而只集中于中国体制区别于苏东体系的第一个特征，即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发展的道路，以及由此产生的独特的主权地位。

东德前共产党的最后一位总书记克伦茨在他的回忆录中，解释1989年后整个国家垮掉的原因，他提到了很多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苏联的转变以及由此产生的整个苏东集团的内部变化。在冷战时代，西方的政治家经常用"勃列日涅夫定律"这个概念嘲笑东欧国家的 "不完全性主权"状态。在《华沙条约》体系中，东欧国家没有完全的主权，受制于苏联的支配，苏联一旦出现问题，整个苏东体系都跟着垮掉了。二战之后，民族国家的主权体系得以确立，但事实上在世界的范围内，真正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非常少，不仅是苏东国家，即便是西欧结盟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亚洲，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在冷战的构造里，它们的主权受制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同样是不完全性主权国家。在冷战的构造里，两个阵营都是结盟性国家体系，每一阵营中的霸权国家发生变化或政策转变，其他国家都会深受影响。

伴随着中国内战的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在建国初期，中国处于冷战两极构造中社会主义体系的一方，1950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更是让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兵戎相见。在这个时期，尤其是"一五"时期，中国的工业发展、战后恢复和国际地位得到了苏联的巨大帮助，也在某种意义上，处于与苏联的某种程度的依附关系之中。但是，正如中国革命过程本身有其独特道路一样，中国在建设时期也在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积极支持不结盟运动，随后又与苏共展开公开论战，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逐渐摆脱了有些学者所说的与苏联的"宗主关系"，确立了自己在社会主义体系、进而整个世界中的独立地位。尽管台湾海峡仍然被分隔，但中国国家的政治性格是主权性的和高度独立自主的，在这一政治性格主导下形成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也是高度独立自主的。没有这一自主性前提，很难想象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也很难设想中国在1989年后的命运。在改革开放进程开始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改革的前提。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的、自主性的改革，一个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改革，这与东欧和中亚的各式各样的、背景复杂的"颜色革命"截然不同。中国的发展不但与拉丁美洲的依附经济有别，即便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相比，恐怕也不能简约为东亚模式（尽管在国家角色、政府产业政策和某些发展策略方面有相似性和互动性）--从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前提是自主的，而上述各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概括为依附性发展（与拉美不同的是，这一冷战时代的依附关系恰恰成为发展的政治前提）。

这个相对来说独立而完备的主权性格通过政党的实践来完成，这是20世纪政治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无论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曾经犯过多少错误，它当年的反帝和后来跟苏联的辩论，是完成中国主权性的最基本要素，在这些问题上，不能仅仅局限于个别细节加以判断。通过与苏共的公开辩论，中国首先摆脱了两党之间的宗主关系，继而才摆脱了国家间的宗主关系，形成了新的独立性的模式。换句话说，这一主权根源是政治性的，是从政党关系和政治进程中发展出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独立性在国家、经济等领域的显现。我们很难从规范性的主权概念出发来理解独立自主的含义。在殖民主义历史中，规范性的主权概念与独立自主很可能没有关系，比如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国家在国际法的意义上必须是一个主权的国家，但这个主权与独立自主毫无关系。事实上，冷战时代的两极化构造的逐渐瓦解与中国对这一两极构造的持续批判和斗争有关；没有中国的介入，美苏发生直接对抗的可能性也要大很多。

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对改革的尝试，都曾出现各种偏差、问题甚至悲剧性的结果，但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的政府与政党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策。这些调整不是受制于外来的指点，而主要是根据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的自我调整。作为一种政党的路线纠错机制，理论辩论，尤其是公开的理论辩论，在政党和国家的自我调整、自我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共产党内缺乏一种民主机制，路线斗争常常也会转化为无情打击的权力斗争，但这些因素不应掩盖路线辩论和理论辩论在其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需要重新思考改革以来的一些习惯性说法，比如，就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现成的政策而言，"摸着石头过河"这一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但其实没有现成模式是整个中国革命的特点，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说过类似的话。没有模式的时候靠什么？靠的是理论辩论、政治斗争、社会实践。所谓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但这一对实践的总结本身是理论性的，实践不可能没有前提和方向。如果没有基本的价值取向，"摸着石头过河"就不知道摸到哪儿去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引用当年列宁说的一段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也在某些关键时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某一件事情（任何一件事情都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者政策的时候，如何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政策，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当政治、文化、上层建筑等等阻碍着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政治和文化就是核心所在，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

理论辩论在中国的革命和改革过程中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改革的理论源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就是从有关商品、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和资产阶级法权等等理论讨论中产生出来的，也是从社会主义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产生于1950年代，孙冶方和顾准发表了有关价值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论文，其大背景是中苏分裂和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这个问题在1970年代中期再度成为党内辩论的中心课题。没有这样的理论辩论，也很难设想此后中国的改革会沿着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发展。到今天，有关发展道路的辩论，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完全局限于政党内部，但理论辩论对于政策路线的调整意义仍然重大。如果没有体制内外发生的对单纯注重GDP增长的发展主义的批评和抵抗，对新的科学发展模式的探索就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1990年代，随着中国政治结构的变化，中国知识界的辩论部分地替代了以往党内路线辩论的功能，1990年代末以来对三农问题的关注，2003年后对医疗改革的反思，2005年对国企改革和劳动权利的关注，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理论宣传和社会运动等等，都对国家政策的调整产生了影响。理论辩论在引导方向的问题上起着很大的作用。

现在常讲民主是一个纠错机制，其实理论辩论与路线辩论也是一个纠错机制，是政党的纠错机制。由于缺乏一种党内的民主机制，在20世纪的历史上，党内路线辩论时时出现暴力和专断的特征，对此进行深入和长期的反思是必要的，但对党内斗争的暴力化的批判不能等同于对理论辩论和路线辩论的否定，事实上后者正是摆脱独断、自我纠错的途径和机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口号提出了实践的绝对重要性，但这一命题本身是理论性的，我们只有在理论辩论的意义上才能了解这一口号的意义。

农民的能动性

无论是在早期的革命和战争中，还是在社会建设和改革时代，农民阶级作出的牺牲和贡献都是巨大的，表现出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也最让人印象深刻。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相比，在整个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的动员和乡村社会组织的改变可谓天翻地覆、前所未见。伴随着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整个乡村秩序被根本性地重组了。这一持久而激烈的乡村变革产生出三个重要的结果：第一，农民阶级获得强烈的政治意识；即便是东欧国家，甚至苏联，也罕见如此长久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没有这一背景，也就不可能有以土地关系的变更为中心的、持久的农民动员。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或后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平等的价值在中国人民心中扎根的程度要高得多、深得多。

其次，要想真正理解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与农民运动的关系，也必须理解中国革命政党的角色。中国共产党的初创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物，但不同的是，这个社会主义政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农民，并通过农民运动创造新政治、新社会。经历了30年的武装革命和社会斗争，这个政党最终成为扎根于最基层的社会运动，它的草根性及其组织动员能力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有很大的区别。现在的媒体和观察家过多地将中国革命的成败归于个别领导人物，而对这个进程本身讨论得不充分；又因为对中国革命中暴力的反思而忽略，甚至否定在这一进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主体性。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主观能动性、领袖人物的主观意志不可能不居于重要地位，但单凭这一点是无法解释历史的。

第三，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新的土地关系为改革提供了前提。很难设想，在没有经过如此深刻的社会转变的条件下，传统的农民及其村社组织能够表现出如此强烈的能动精神。这一点只要参照亚洲（尤其是南亚）或拉丁美洲其他农业社会和市场条件下农民的状态，就可以有一个清晰的印象--这些社会至今未经如此剧烈的土地改革，农民仍然大量依附于地主或庄园经济，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强烈的自主意识。土地改革的进程是与乡村教育的普及、识字率的提高、自我组织能力和技术能力的提升密切相关的。在市场改革条件下，这些早期的遗产也转化为较为成熟的劳动力市场的前提条件。

在新自由主义潮流中，中国社会较之其他社会对于平等的诉求和对腐败的不容忍更加强烈，也因此从基层产生了强烈的制衡作用。这一点与90年代初期有些国家的迅速寡头化有所不同，其原因不仅可以从国家和政党的角度加以解释，也应该从社会力量的角度加以说明。20世纪末，围绕三农问题和农民工问题，如何解决市场条件下的城乡关系，如何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再度成为当代中国的关键议题。由于乡村经济高度地依附于城市经济和城市化进程，农民大规模地流动并转化为新的城市工人阶级，立足于乡村土地关系的农民正在转化为沿海和城市工商业的廉价劳动力，这一进程与当代乡村危机有着深刻联系。

国家的角色

理解改革时期的中国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如何理解中国的国家性质及其演变。就像许多历史学家所显示的那样，东亚地区有着丰富而悠久的国家传统和国家间关系，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在他的新书《亚当・斯密在北京》中断言："与民族国家和国家间体系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