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强：《再生》共同体的“调和政治论”

历史是现在的先声，而现在是历史的承载，并影响和左右着现在，因此，学术问题并不见得一定要探讨新的问题，其实研究历史问题更能让人看得清楚一些。学界以往研究报刊学术思想，过多集中对热门的报刊进行研究，而对一些冷门的报刊研究较少。前者如对胡适及其《独立评论》关于民主与独裁等问题的研究，前人已述备矣 。后者比如张君劢及其《再生》关于政党与国家、自由与效率、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等问题研究较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张君劢和他领导的中国民社党1948年参加国民党御用的"国大"的原因，导致对《再生》同仁的调和政治观，鲜有纵深的研究。本章不打算对一些概念进行界定，而是从历史考察的动态中来把握《再生》调和政治观，从而揭示出《再生》及其同人在关于政党与国家、自由与效率、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等问题的探索。

一、《再生》的定位

《再生》杂志是以张君劢为领袖的中国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于1932年5月20日再广州创办的一份月刊。由于抗战原因，《再生》期刊不断迁徙。《再生》于1932年5月20日在广州创刊，定位月刊，到1937年7月15日终止。1933年在北平《再生》以周刊出版，到1937年终止。1938年又迁徙至重庆以周刊出版，并在1939年在重庆《再生》以旬刊形式发行。抗战胜利后，《再生》于1946年在上海发行周刊，1948年在广州《再生》以半月刊形式发行，至1949年4月终止。 这是一份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刊物。国社党，由张东荪、张君劢、罗隆基等于1931年10月在北平发起成立，寓再造中华民国之意，发行《再生》月刊，在北平设总部。1934年10月张君劢在天津召集再生社临时代表大会，即国社党成立大会。国社党标榜国家社会主义，其理论基础为"绝对的爱国主义与渐进的社会主义"。抗战时期曾加入统一建国同志会及由它演变而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8月与海外的民主宪政党合并，改名为中国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

在1931年"九一八"以降，《再生》同人感受到，中华民族在遭遇内忧外患"已濒绝地"之际，"未尝不潜伏有复生之潮流与运动"，基于这样的认识和信念，他们将刊物定名为《再生》（The National Renaissance），希望"以具体方案，谋真正建设，指出新途径，与国人商榷。《再生》并不限于对国家与社会问题的一般性"评论"，而是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为民族国家的"再生"制订"全盘计划"。 《再生》创刊号上发表的署名记者的长篇文章《我们所要说的话》，就是一个包含了政治、经济、教育方方面面内容于一体的"全盘计划"。虽然注重法治是自由主义者共同的思想特征，但相比之下，张君劢一脉更为侧重于立宪政治的追求，该派与梁启超一脉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张君劢又被称之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正因为如此的历史背景，不仅使《再生》继续以立宪问题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而且表现出不同于其他理论流派的思想特色。鉴于当时中国政治现状，故《再生》同人针对政治问题的讨论，更多地体现出一些"调和"色彩。

《再生》是讨论政治的公共平台。从《再生》作者群来分析，《再生》的作者，当时的身份主要是国社党成员，来自于各大学教授，大多都有留学背景，地区分布主要有德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所学学科有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带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交叉色彩。张君劢和张东荪他们的文章体现出一种德国"潘克斯顿"的严谨学风，论证的问题与英美留学者有所区别。他们两人在《再生》杂志上每一期至少有2篇以上文章发表，几乎每期都是如此，尤其是张君劢对《再生》贡献良多。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中，受英国工党领袖拉斯基民主社会主义影响也较大，这在罗隆基、储安平、费孝通、邹文海等人观点可以看出，不过他们刊载在《再生》文章不是很多。尽管《再生》及其同人对西方民主、宪政等制度充满一种向往，但《再生》及其同人对政治问题却持一种超然的态度，在博采众长基础上，体现的是一种"调和"原则。

归纳起来，《再生》及其同人主要就政党与国家、自由与效率、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等政治问题进行了研讨。

二、政党与国家

关于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国民党按照孙中山军政、训政和宪政建国设计的三个阶段。国民党训政以来，受到了包括《再生》同人在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严重抨击。在国民党人看来，由于人民的知识能力低下，不足以当家作主，难以实行自治。因此，有必要由国民党来代替人民掌握政权，并训导人民治理国家能力。为此，《再生》的记者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就中国人民知识能力不及格来说，倘使为事实，则必是全国的人民都如此。决不能有一部分人民被训，另一部分人民能训。被训的人民因为没有毕业，所以必须被训。试问能训的人民又于何时毕业过呢？何以同一人民一入党籍便显分能训与被训呢？可见训政之说真不值一驳。所以即主张中国人民程度不够，势必亦得不着训政的结论。" 在批评训政的同时，记者还提出"民主政治仅仅是一个原则"的主张，认为只要"在可能范围内尽量使民主政治为之实现"即可，根本无须等待国民程度提高后再考虑实施。按照这个原则，中国实施民主政治"能实现到百分固然是好；若使不能，则九十九分亦好；再不能，便降至九十八分亦未尝不好。照这样下去纵使降至五十分或四十分，却都不能说不是民主政治。" 所以，人民程度问题"只能作为实施时酌量的根据，而绝对不能作为反对或延缓的口实"。记者认为，既然国民党的知识能力远没有高到"毕业"的程度，国民程度的低下也构不成必须接受训政的理由，那么国民党训政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抱着"打江山坐江山"心态，国民党自然为其训政进行辩护，如国民党领袖人物汪精卫、于右任，他们提出了种种理由来辩解与拒绝结束训政。他们拒绝的理由，综合起来主要有：一是国民素质太低，不经过训政，不能实行民主政治和宪政；二是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华民国；三是以往的民主政治，弊端多成绩少，现在不能实行宪政；四是现在主张宪政的人，有些是从前的"官僚政客"，他们不配谈宪政。 针对这些理由，《再生》同仁发表了数篇文章， 进行了批驳。

对于汪精卫、于右任所持第一个理由的批驳，王造时的角度与《再生》记者略有不同，他的重点在国民党是否具备"训"的资格上。在他看来，国民党要对人民实行训政，至少要国民党本身健全、国民党的党员是全国的优秀分子以及国民党以往训政成绩很高，否则失去训政逻辑基础。而在王造时看来，国民党早已是一个没有完整组织、没有意志、没有方针的四分五裂的政党；它的党员中有不少是新旧官僚政客军阀等社会败类；它训政的成绩更是不堪回首，"'训'到丧权辱国，内乱不已，土匪到处如麻，贪官遍国都是。国家濒亡，民不聊生。" 基于此，王造时认为："国民党就不配训政，就应该结束训政"。因此，汪精卫等提出的反对结束训政的第三个理由也不能成立，因为在王造时看来，中国过去并没有真正实行过宪政。像袁世凯的称帝，国会的被解散，军阀的互相火并，以至于孙中山在广东做非常总统这些事实，"正是证明宪政的必要，与破坏及反对宪政者的罪恶"，而绝不是"现在不应实行宪政"的理由。对于汪精卫、于右任提出的第四个理由，王造时强调我们不能"以人废言"，更不能"因噎废食"。中国现在应不应该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是一回事，从前的官僚政客配不配谈宪政又是一回事。"如果中国应实行宪政，那么无论哪个谈，都应实行的。"

《再生》对汪精卫、于右任提出的第二个理由的批驳最为犀利。王造时对于"没有国民党便没有中华民国"的说法深表厌恶，他说"这不但是不通的逻辑，并且有意侮辱我全国人民"。因为，中华民国的产生是由诸如西洋文化的侵入、外患的压迫、清廷的腐败，以及工业革命的影响等"许多原因促成的"。即使不计这些"革命的根本原因"而专就推翻清朝的统治而言，"国民党外，还有许多个人或团体都有功劳"。他批评汪精卫、于右任只见国民党的功劳而不见其罪过，他们无视"中华民国现在之濒于危亡，现在的国民党员应负很大的责任"的事实，在那里妄言没有国民党便没有中华民国，"那真岂有此理！"在对"破坏国民党就是破坏中华民国"之说展开批评时，王造时对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做了非常精辟而大胆的阐释："中华民国不是国民党的寄生物。反之，国民党倒是中华民国的寄生物。国民党消灭，中华民国不一定消灭。中华民国消灭，国民党必然消灭。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并且像国民党近几年来的干法，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压迫人民，党高于国，有党无国，即使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推翻国民党的政权，也未始不是拥护中华民国之一办法。" 与王造时遥相呼应的张东荪，他认为"是不是没有了国民党就没有了中华民国"，是完全可以由事实来证明而无须口舌之争的。如今，形势的恶化不仅使反对国民党的人不相信这个理论，"恐怕即在党内的人，即干得最起劲的人，其内心的深处亦自己起了怀疑的微波"，不再相信这个理论能够讲得通。比如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蒋廷黻 ，虽然讲过"现政府在知识道德上不下于在野人们"这样的话，但他却与从来不为国民党说好话的张东荪一样对于"党在前而国在后"的党国关系表示不满。根据这些事实，张东荪宣布："国民党可批评之点太多太多，但其最令人不满意的一点就是所谓党高于一切。"他主张"必须把国家的制度与党的组织绝对划分为二"，"须知照理论来讲，国家的制度是属于一国的，是公的；党的组织无论专政与否总是属于一党的，是私的。" 即使按照训政论来讲，把国与党混为一谈也是"错误的"。"因为训政在乎训练人民，则必定由国民党替国家建立一个根本制度；国民党同时运用这个制度树立模范给全国看。而断乎不可在训政时代是一种制度，在宪政时代又是另外一种制度。这样如何能训练人民呢？"张东荪笔下的党之于国的关系，至多是可以"运用国家"，即"替国家立一个国家的制度"，而决"不能以党而吞没国家"。

张东荪在稍后发表的《为国家计与为国民党计》中，以汪精卫鼓吹的"党内民治，党外专政"论为靶子，继续对"把政党误会为'家族'或家庭"的错误观念展开批驳。在他的论述中，宜于实行民治的地方，恰恰不在党内而在党外（国内）。"正常内部本来不十分要求民治化"，原因是正常的基础是建立于政纲与党的首领上，党员的加入原以同意于政纲为限，乃是所谓"跟从者"，所以政党内不必事事取决于党员的多数表决。张东荪把政党与国家机关的区别概括为："一个是先有政见，先有领导者，然后再聚集同志；一个是有一定数的人，由这些人的多数以定政见与办法。一个可以说是自上而下的；一个是自下而上的。自下而上的当然非实行民治不可。至于自上而下的，就本性来说，不必实行民治。" 他批评在汪精卫"不但根本上不懂政治，并且不懂正常的性质"，其发出的那些"无知识的主张"，实在使人可笑复可怜"。作为一个党外人士，张东荪说自己本不愿管国民党的"闲事"，无奈国民党与国家的关系太密切了，国民党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影响，因此不能不在"为国家计"的同时也为"国民党计"，或者说把"为国家计"与"为国民党计"一并考虑在内，其用心"原是想使国家的损失少因国民党而加重，人民的痛苦少因国民党而延长"。 张东荪接着在《再生》第1卷8期上发表的《国民无罪--评国民党内的宪政论》一文。他认为，从事实上讲，国民党的训政，"不训犹可，一训而失东三省；再训而增加国债数倍于北洋军阀时代；三训而赤匪遍地，农村成为普遍的破产。" 不过，训政的失败并不能证明即刻就能实行宪政。在能不能即刻实行宪政的问题上，张东荪与国民党内的宪政论者没有两样，他们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各自所持的理由上。国民党内的宪政论者"以为宪政的障碍在于人民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