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捷：中国的民主化和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民主态度

【摘要】在威权制的后发展国家，中产阶级支持民主化吗？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似乎并没有达成明确的共识。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文基于概率抽样调查获得的数据考察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情况。本研究的结论表明：(1)威权制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并非一定支持民主化；(2)中产阶级对国家的依赖度与其对民主的支持度之间存在负相关性；(3)中产阶级所感知到的社会和经济福利同样也与其对民主的支持呈负相关。

【关键词】中国中产阶级，民主态度，民意调查

过去30年里，随着中国越来越现代化，新兴中产阶级已经稳步发展成为一支显著的社会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面对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如此惊人的崛起和壮大，政治学家和决策者不断思索着至少两个重要问题：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会支持政治的民主化吗？这一社会阶级为什么支持或者不支持民主和民主化？

然而，研究中产阶级以及民主化的学者似乎没有在这些问题上达成明确共识。而且，关于这些问题的早期研究几乎都不是以对威权制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个体所进行的系统的概率抽样调查为基础的。本文考察了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的情况。具体来说，依据2006年年末至2007年年初在中国三个城市展开的概率抽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本文试图重新阐明中产阶层对民主的支持的程度和根源。我们希望本研究不仅有助于阐明中国中产阶级对民主化的态度取向，而且也能检验关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在民主化中的作用的早期研究论断。

一、关于中产阶级对民主的支持的理论

关于中产阶级对民主和民主化的态度的文献非常丰富。在一般文献中，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其中一种可以被称为“单线法”(unilinearapproach)，它吸收了现代化理论的某些内容。该方法强调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之间的联系，认为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展开，个人收入和教育水平得到提高，社会经济流动加快，对自由的预期也大幅上升。所有这些特征反过来会推动非民主化社会中的民主化进程，强化民主社会中的民主制度。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单线法”，“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身上普遍体现了这些特征”，充当了“民主化运动的中流砥柱”。“单线法”暗含着一系列单线的因果关系：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催生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反过来成为非民主社会中民主化进程的开路先锋。换言之，该方法认为中产阶级通常是民主化和民主的坚定拥护者。

“单线法”的支持者还认为，与有着雄厚的经济资源并与政治精英们保持着密切的代理关系的上层阶级不同，中产阶级不仅经济资源有限，而且与政府里有权势的赞助人缺乏联系。中产阶级出于自身利益而支持民主制度，因为只有在民主制度中，他们的个人权利和私有财产(尽管其财产有限)才能得到最好的保护。此外，支持“单线法”的一些学者从社会行为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产阶级之所以倾向于支持民主，也是因为相对于下层阶级，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拥有充裕的空闲时间，从而能够充分理解并有效地参与公共事务。

关于中产阶级在向民主的转型或民主的维持(主要在西方国家)中所发挥的作用的研究为这一方法提供了证据支持。这些研究发现，中产阶级通常会拥护民主原则，会采取行动来支持民主制度的产生和维持，并反对非民主制度。

另一种方法可以被称为“权变法”(contingentapproach)。与建立在现代化和民主化之间的单线性因果关系这一前提基础上的“单线法”不同，“权变法”假定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具有动态性。正如狄忠蒲(BruceDickson)所言：“民主化并非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一个政治过程，这一过程充满了冲突、协商及挫折。”此外，尽管“单线法”坚定地认为作为现代化的结果，中产阶级几乎必然会站在支持民主的立场，然而，“权变法”却认为中产阶级对民主的态度取向还要取决于一些显著的社会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这些条件会因不同国家的政治环境以及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而不同。这些条件或因素包括(但不局限于)中产阶级对政府的依赖性(或独立性)、他们所感知到的社会经济福利、与其他阶级(比如与上层阶级或工人阶级)的政治联合、中产阶级本身的凝聚力(或者分裂程度)以及他们对政治动荡的恐惧等等。简言之，“权变法”的支持者认为中产阶级并非一定支持民主化，尤其是在如下情况下：他们严重依赖威权主义政府或者与该政府关系密切，他们在社会中处境良好或在物质方面得到了满足，他们作为一个阶级处于分裂状态，他们害怕社会动荡。换句话说，当所有这些(或部分)情况改变时，特定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对民主化和民主的态度也会相应地发生转变。因此，正如具海根(HagenKoo)所言：“将中产阶级的特征一成不变地描述为进步的或保守的……都没有多大意义。”

与“单线法”不同的是，“权变法”得到了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正在经历经济快速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研究的支持。其中的大部分研究发现，中产阶级对民主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这种态度上的差异源自中产阶级与政府的关系、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评价以及对社会不稳定的担忧。一些研究还发现，由于受特定社会环境中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不同，中产阶级内部不同的子群体也会对民主形成不同的态度。

上述两种方法哪一种更适合于研究非民主的后发展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正在进行深刻经济变革的国家中的中产阶级？在对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进行基本观察后就能发现，他们对于民主的态度千差万别。就像前文提到的，如此广泛的差异显然取决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因此，要解释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对民主的态度，“权变法”似乎是更切合、更恰当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这一基本观察反过来也说明了主张“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带来民主压力”的“单线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说服力的。

二、中国的中产阶级支持民主和民主化吗？

借鉴关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我们将支持民主视作是对一系列民主准则和制度持有的积极态度。詹姆斯・吉布森(JamesGibson)在关于支持民主的文章的综合性论述中认为：“民主的支持者信奉个人自由，在政治上持宽容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不相信政治权威，但与此同时对同一社会中的公民却又充满信任；他服从法律，但会向政府索要自己的权利；他认为国家应具有合法性，并能支持基本的民主制度和民主进程。”在本研究中，我们利用调查对象对三条民主准则(权利意识、对政治自由的评价和公众参与)和一种基本的民主制度(政治领导人的竞争性普选)的态度来衡量他们对民主的支持。尽管这些准则和制度没有涵盖所有的民主原则，但是我们认为它们确实是民主的核心，因此能较好地检测中国中产阶级对民主的支持度。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三个城市的城市人口中，约23%(739人)的调查对象属于客观定义的中产阶级。调查对象中的这个中产阶级群体将在下文中被用于分析其对民主和民主化的政治态度。此外，我们还将比较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对民主的支持。尽管本文的重心在于讨论中产阶级对民主的支持，但这样的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测量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背景下中产阶级对民主支持的相对程度。

1.权利意识

权利意识是指公民愿意维护自己权利的程度。吉布森、雷蒙德・杜赫(RaymondM.Duch)和肯特-特丁(KentL.Tedin)认为：“当公民对其权利保持警醒时，民主往往就会繁荣发展。”在中国，信奉个人权利是衡量民主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和合理的指标，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被认为与这一民主准则相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不应主张自己的权利，因为中国文化强调的是集体的(或群体的)利益以及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的政府权威。

为了考察相对于下层阶级，中产阶级的权利意识达到何种程度，我们要求调查对象指出一系列的权利(共7项)是否应该一直受到保护，或者对权利的保护是否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表1显示的是中国中产阶级对有关这7项权利的问题的回答以及城市下层阶级的回答。

与下层阶级的调查对象一样，超过90%的中产阶级调查对象认为，像劳动权、受教育权、信息自由权、个人通信隐私权以及出国旅游权这样的个人权利都应该一直受到保护。此外，超过80%的调查对象认为，像在本国任意地点定居和信仰自由这样的个人权利也应该受到保护。这些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的中产阶级与下层阶级一样，急切渴望他们自己的个人权利得到保护。

表1还包括了对受访者的回答所做的共同因子分析得出的载荷(loading)。如表中所示，在因子分析得出的单个因子方面，所有7个项目的载荷都相当大。该分析得出的因子得分将在下文的分析中充当衡量权利意识的指数。

2.对政治自由的评价(相对于秩序)

关于前苏联国家和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中的公民对政治自由的评价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方面，一群研究了前苏联国家公民对政治自由的评价的学者认为，“民主要求公民忠诚于自由，即使是在有可能处于无序状态的时候”。因此，当设计调查工具以测量前苏联民众对民主的支持水平时，他们设想那些把民主视作一整套政治制度和原则的调查对象应该会选择自由而不是秩序。此外，吉布森和他的同事认为，即使是在“偏好秩序”的政治文化(如苏联的政治文化)中，民主的支持者也应该更有可能选择自由而不是秩序。简言之，他们的理论似乎表明了政治自由优先于秩序是无条件的，这种政治自由优先的理念与对民主制度和原则的支持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一些中国分析者强调中国政治文化的独特性，认为中国人对某些民主原则的认知和优先选择与其他国家的人，尤其是西方人很不相同。尤其是在社会秩序与民主的关系方面，就像黎安友(AndrewJ.Nathan)所指出的，中国的政治文化倾向于认为“民主应该促进社会和谐(或有序)”。此外，中国的政治文化强调社会秩序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权利和自由。正如白鲁恂(LucianW.Pye)指出的，大多数中国人“完全接受对秩序的需求”。早期一些关于中国城市的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也支持这一观点。除文化因素外，物质利益也会促使中国中产阶级更加青睐社会秩序而不是民主化或民主。这是因为这些利益――诸如职业流动、就业稳定性和中等水平的私有财产――在一个大多数人口还属于中产阶级以下阶层的社会中会因为社会混乱而受到损害。

为了探讨这两个观点，我们设计了一些问题，假定在政治自由和社会秩序两者之间存在冲突。表2体现的是中国三个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总体而言，表中数据显示，无论是从绝对方面来看，还是从相对方面来看，中国的中产阶级对政治自由的支持力度都不是非常大。仅有23%的中产阶级调查对象认同如下观点，即作为政治自由的表达方式的公开示威应该得到允许，即使它可能会变得无序和具有破坏性。与此相比，大约36%的下层阶级调查对象支持这一观点。同样，只有24%的中产阶级调查对象认为公民应该有权利成立独立于政府以外的自己的组织，即使社会的和谐会因此受到破坏；而下层阶级中持有同样想法的人所占比例更高(37%)。这些发现表明，尽管中国中产阶级对自己的权利变得警醒了，但是他们仍然支持社会秩序高于政治自由。显然，这些发现印证了上面提及的一个观点：当政治自由和潜在的社会秩序发生矛盾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