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超群：利益时代的政治

与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满足和自信相比，中国的政治却被认为令人沮丧，并常常遭到诟病。人们对中国政治的最主要的批评来自于它不“改革”，它的“僵化”姿态甚至被认为是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很难说这种批评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不光是批评者，执政者自己事实上也多多少少认可这个判断，不断表达的改善政府管理体制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强烈愿望，就是对这一判断的政治回应。但这种批评显然是粗糙的，而且是外在的。因为事实上中国政治一直在不断地“改革”，不仅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非常鲜明，即便我们仅仅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来看，“改革”也没有一刻停息过。在立法、司法、行政，在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在党政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领域几乎一直在不停地变动。尤其是政府的行政风尚或者行事逻辑，它静悄悄地发生了几乎革命性的变化。有时这种变动甚至是剧烈地，乃至同样的一个机构、一个官员，短短几年间，他们在面对和处理同样事务的时候，所采取的态度如此不同，令人惊愕不已，难以辨认，以致人们常常抱怨和嘲讽“朝令夕改”、“头疼医头”的戏剧化后果。

人们之所以对中国政治产生不“改革”的印象，其根源在于中国的政治成为今天的样子，并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集团的成就。改革强烈的实用主义气质，与相对模糊的未来描述，在中国政治领域表现地最为充分，影响也最为巨大。政治的调整往往是对危机、挑战和问题的应对，而不是对长远目标的追求。由于缺乏长远目标的观照和约束，这些调整不得不屈从于当时的时势和力量对比、内外环境，也往往会受到当事者的价值偏好的影响。就此而言，我们的政治不是“深思熟虑与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机运和强力”的作品。因此，没有人对它完全满意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看到得总是临时调整，而这些调整显然不是有目标的“改革”。

人们的批评一方面出自自己的意愿，希望政治朝着自己喜爱的方向发展；而更多地是对当下状态的不满。也正因此，我认为这种批评是外在的。不满是普遍的，因为它出现在几乎每个个体身上，同时又是具体的，因为绝大多数的不满来自个体或者小群体的感受或者经历，来自具体诉求的不满。人们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和评判也正是基于这些意愿和不满，他们希望这些不满和意愿得到妥善解决和充分满足，并且认为这种不满应该成为“改革”政治的指针和目标。但事实上，这些意愿和不满只是“机运和强力”的一部分，它并不能驾驭和指引中国政治的进程。而且，这些主观的意愿和琐屑的不满还常常被不经意地放大，使得我们错过那些真正发挥重要作用的“机运和强力”，久而久之，就连学者们也丧失了面对真正现实问题的能力。这种令人悲哀的境况，使得人们热衷于谈论，并寄予我们全部希望和热情的政治，变得更加不可琢磨，更加听任“机运和强力”的摆布，而我们的意愿只能不断地落空，旧的不满更新为新的不满，或者旧的吹捧不自觉地变为新的吹捧，或许后者更为可悲吧。

因此，对于意愿和不满的表达，不能替代对于中国政治变化逻辑的理性理解。究竟是哪些“机运和强力”，如何改变了我们的政治，我们正在不知不觉间朝着怎样的政治方向航行？只有明了了这些机理，我们才有可能决定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命运和暴力，才有可能深思熟虑地设计我们的政治蓝图，自由地选择文明的未来样式。

利益原则如何主导了我们的政治

毋庸置疑，今天中国的政治环境和基本形态是1949年奠定的。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创造了一个新的政体，也给了现代中国一个开始。与历史上所有的王朝不同，这个政体几乎摧毁了所有的社会组织，宗族、商会、行帮、黑社会、宗教，乃至最后它有力的撕开了家庭，将它的统治牢固地建立在单独的个体之上。更为令人难以置信地是，它时刻保持着警惕和活力，随时随地在努力消灭任何试图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分割开来的制度、地位乃至习气。其所表现出的组织能力和唤醒的个体的激情，令人生畏，甚至使得它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它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能力成就了这一伟业。首先是组织能力，这一能力诉诸严格的理性和务实精神。无论多么荒唐的指令和计划，都能得到有效地、一丝不苟地执行。在执行中，整个组织处处保持着清醒和精明，它无畏任何困难，具有根据实际条件最大限度地挖掘人力和自然的潜力来完成指令的能力。敢于面对问题，极少蒙混欺骗。直到当赋予它的任务完全超出其能力的时候，才会出现弄虚作假。为了达到目的，它甚至不惮于利用人性的弱点，如果这些弱点能准确地得到控制。因此，这个政体既能成就不可思议的伟大工程，有时也能造就惊天的灾难。人们往往被狂热、荒诞的指令和计划所吸引，而忽视了在实施这些指令和计划的过程中，那些严格得有些冷酷的现实主义属性。它的另一项也许更为卓越的能力则是动员民众，这一能力诉诸激情和道德自觉。它有着深入每个个体灵魂深处的本领，能够激励人们不懈地追求政治忠诚和道德纯洁。人们认为通过形形色色的运动，通过集体生活，而不是个人的反省慎思才能真正完善自己的生命，纯洁自己的道德，进而建立一个美好世界。而被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中国人看来就是一条切实可行的内圣外王之道。在人类历史上，还很少有人能如此熟练地将这两种能力结合在一起，并运用自如。

这两种能力之间的张力也不可避免地给新生的中国带来极大的不安和动荡。但真正给这个政体带来巨大风险的并不是它们两者之间的缠斗，而是激情的消退和对道德信仰的怀疑。这种变化发生在1971年913事件，精英阶层的怀疑达到了顶峰，它几乎将共和国推向绝境。

应该说，面对文革结束后的政治险境，饱受凌辱的老干部们表现出了难得的克制和审慎，他们成功地压制、化解了复仇和泄愤的冲动，将整整一个阶层的悲惨遭遇置于政治的总体考量之下，将追究和惩罚罪行的冲动成功地导向了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作为统治精英来说，他们是自觉的，也是明智的。不过，这一政治决断也开启了一个实用主义的时代，国之是非被权宜之计代替。

在改革最初的几年时间里，通过历史决议和平反冤假错案，统治阶层在思想上、政治上成功地将革命道德隔离开来，并且迅速修复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重大打击的组织能力。恢复社会秩序，并达成基本共识以后，中国共产党就逐渐开始针对自身的实质性改造。这一改造可谓脱胎换骨。简而言之，从党自身来说，就是从一个道德精英的团体转变为一个以才能之士，后来尤其是经济才能，为主的团体。党性不再表现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而更多的是一种朴素的正派的道德观念：诸如简朴、勤政、不搞阴谋诡计等。与此同时，政治斗争、路线辩论成为需要竭力避免的政治恶行。政治上的分歧不再向全党公开，而且要严格地限制在组织的纪律和日常运行的程序和惯例之下。因此，路线分歧常常会以人事斗争的方式展开和终结，而不像以前，人事斗争往往会演变或者被夸大为路线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在将革命道德悬置起来以后，中国共产党虽然放弃了对于整齐划一的、带有超越意义的意识形态的追求，但却成功地实现了政治文化的重建。这一重建使得没有了革命政治和革命道德约束的理性和务实精神获得了极大的解放，随之迸发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和创造力。政治文化的重建对执政党而言，看起来似乎只是某种修正，但其实质不逊于一场革命。对于党员的道德观念、信仰世界的改造和管理不再严厉，甚至有种将其视为个体的私人事务的味道。党员对党的原则和理想的忠诚和信仰，对领袖的忠诚也被“实践”的效果代替，“改革”的干部常常会离经叛道，甚至桀骜不驯，他们不大可能再因为“党性”，“大局”而低下头颅，即便他们在政治上成为失败者。有时他们甚至不再认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完全系于党的认可，这是革命年代的党员们无法想象的。自然，选拔干部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所谓改革精神和开拓精神成为重要标准，一种务实的、强调经验的、理性化的工作作风和态度在官僚阶层中间逐渐占据了上风，笼罩其上的道德追求和政治信念渐渐散去。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日常化，改革精神与上级意志越来越趋向一致，也越来越难以区分。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趋势越演越烈，对上级的忠诚和工作能力成为最重要的选拔干部标准。而忠于自己的追随对象，也成为官场最重要的生存原则。

就党和民众的关系来说，党不再动员、教育、改造民众，更不需要民众组织起来。从审判四人帮到1983年的严打，都表明民众被希望安静地回到自己的私生活，安分守己，服从秩序、政策和法律。不必再关心国家大事。至于精神世界，那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私人领域，党很少再主动地进行干预。所有呼唤和动员民众进入公共领域，广泛地对政治发表意见的行为，都被认为是野心的驱使，是对改革时代政治原则的背叛。这种严厉地限制，也逐渐使得执政党丧失了这一能力，与此同时，驾驭民众的自组织的能力也一并丧失。正是因此，民众能够的自我组织才变得可疑、难以信任、无法沟通。但党并没有，也不愿意隔断与民众的联系。他依然是利益的仲裁者，是民众的保护者，因此，它对于民众的呼声份外敏感，民众也对党的能力和意愿深信不疑。

1992年之后，中国政府的组织能力得到了一次新的提升。首先，随着党本身性质的转化，党很少再利用意识形态或者政策来统一和动员官员们的思想，协调他们的行动。但党对于整个行政系统的驾驭能力并没有减弱，它转而用“讲政治”等方法，借助人事任免等制度来确保地方对中央，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这种驾驭保证了整个政治系统的统一和完整，使整个系统更为单纯，逻辑更为一致。但也使得那些隔离民众与官员的栅栏逐渐树立起来，民众和他们的事务只是需要被管理的对象，民众的感受很少被顾及和考虑，甚至很少被真正理解。其次，政府致力于加强自己理性化、制度化的程度，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尤其在一些大城市，或者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地区，或者在一些代际更换较为迅速的部门。官员们的业务能力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而业务能力也成为官员们考核和选拔的重要标准。这种趋势起源于80年代，在90年代获得了较大的成功。比如：法律的制定和颁布日渐丰富；越来越多的公共政策领域在推行新的政策时，能广泛地征求各个地方和部门的意见。同时，在日常政治中，也越来越多地尊重程序和规则。不过，随着“改革道德”的逐渐淡化，由于缺乏足以凌驾于日常政治之上的价值准则和文化氛围，官僚系统缺乏来自自身的权威和正当性，他们的权威越来越依赖于整个体系的强大，越来越依赖上级、特别是一把手的赋予。所有人的权威都来自于他的职位，离开职位，他几乎就什么也不是。理性化程度的提高并未能有效克服这一依赖，如此一来，来自体制内的权力制约和政治张力变得越来越微弱。整个政治体系因此而显得强大高效，但并不能因此彻底消除人们对其脆弱性的担忧。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集权变得相对容易起来。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利益原则逐渐渗入我们的政治生活，并取得了主宰性的地位。最初的时候，利益只是道德政治或者意识形态政治的工具。在国家战略的层面，牟利是增强国力、改善民众生活的手段，这是结束文革时整个中国达成的基本共识，也正是因为这个共识，才使得革命意识形态被暂时悬置成为可能。因此，部门、地方、个人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行动得到了许多鼓励。经济生活的活跃和成功，曾经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信心。即便是那些因为改革的不平衡而遭受损失的部门、地方和人群也充满期待，他们一方面相信好运迟早会到自己头上，同时，他们也相信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会帮助自己。因为，他们相信党是代表全体中国人的，是公正中立的。而事实上，党和政府也的确在尽力地做到这一点。正是由于这种信念，在改革的过程中，像大规模失业下岗这样的事件都能顺利完成。

但是1992年之后，利益原则更深刻地侵蚀了政治生活。慢慢地，人们不自觉地用经济利益替换了改革的政治目标，获取利益本身成为最重要的目标。这不仅是一些官员自己的政治堕落，同时也表现为对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捍卫，对于许多机构来说，只有敢于坚定捍卫本机构利益的领导才是好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