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士国：从排斥到包容：转型社会攻坚克难的当代指涉

【内容提要】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伴随着阶层分化与利益排斥，构成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中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软政权化和分利集团化成为加剧排斥性增长的催生力量。作为排斥性增长的具体表征，民生问题的大量涌现既表明经济增长与应得权利之间的失衡，也体现着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高风险性。积极推进以参与式民主为轴心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合理配置和使用公共权力，成为有效解决民生问题从而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发展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软政权/分利集团/应得权利/公共权力

作为共同富裕的另样表述，“包容性增长”既体现经济领域运行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要求，也内含着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信仰定位与价值诉求。然而实现由“排斥”到“包容”的增长与发展，意味着不仅要消除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剥削”和“两极分化”性质的社会物质利益关系以及各种形式的利己主义与享乐主义，也意味着要建构科学发展的新型理念和实现路径，因而毋庸置疑地成为“攻坚克难”的当代指涉。

排斥性增长：经济与社会转型中的问题性

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领域正发生三大快速而深刻的转型。作为转型的首要目标指向，经济增长由于获得了强劲推动力而得到了实质性发展，并成为凝聚共识和团结社会的重要物质力量。然而，经济与社会转型往往又是一个结构性矛盾或问题性的“再生产”过程，排斥性增长恰恰就是这种结构性空间所孕育的问题类型，它必然会成为撕裂社会和影响稳定的否定力量。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意味着走向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基础的现代文明。从世界历史看，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一个为大量矛盾和冲突所填充的过程。在当代中国，除应对工业生产和过度城市化所带来的紧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外，关键还在于如何应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造成的贫富差距以及农民身份转型或终结的难题。问题一，农民身份的转型或终结。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孟德拉斯用“文明的冲突”来表达农民社会逻辑与工业社会逻辑的不相容：“大多数农业劳动者意识到了传统世界的崩溃，但还不善于在现代世界中从事活动，他们的生活跨越两个世界，一方面被禁锢在旧的结构里，另一方面不断地受到‘现代人’、进步和城市的吸引。时而，他们试着遵循新的逻辑，时而，他们又不得不返回到旧的逻辑，他们把新逻辑运用到按常规运行的领域，又用他们视为永恒的旧逻辑去解释新世界。”①在生存技能、社会机制、心理机制和人格结构等重组条件尚需积累的情况下，骤然被卷入城市化的农民既会感到晕头转向又会感到赤手空拳。作为具有深厚农业文明底蕴的国度，当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破解生动印证了孟德拉斯的描述。以亿计数的农民工在城乡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之间来往摆渡，快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引发的两个世界的强制性叠合，导致了农民工生存之艰辛、内心之焦虑以及大量社会与政治问题的产生。缺乏有效制度设计与安排的农民“进城”或“上楼”的都市化运动，导致了农民群体的边缘化和弱势化。问题二，土地使用权及其流转。村落故事的主题，始终都是围绕地权问题。在土地增值收益成为最大收益的前提下，如何防止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对农民的排斥和剥夺，成为中国当前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政治问题。问题三，生产资源由农业向工业的转移。工业化需要大量的原料供应和资金积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之于农业。如果生产资源由农业向工业转移的比例和方式发生偏差――如工业品和农产品长期以不等价方式进行交换或者以行政手段迫使农产品按照有利于国家和城市的方式转移，甚至以通货膨胀方式加以获取，那么城乡间、工农业间的必要的适应和依存关系将遭到破坏。

利用市场手段配置资源是现代文明的普遍法则。上世纪90年代，市场替代计划构成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与发展的跨界行为，向市场过渡成为了关乎千年之交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重大问题。这既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调整，社会的重新分层与流动，也是社会生活精神风貌的重大变迁。市场经济是基于资本积累而不断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资本来源和积累的主渠道并非从国外引入而是来自内部的挖潜：资本就是在僵化资产中发现潜在能量、并把它释放出来所得到的结果。②从创造性潜能角度看待资产，其转化为资本的核心机制在于资产占有的法律确认与表述，即正规的所有权表述。正规所有权不只是分配工具，它在“直接生产”的前提建构与生产交易进程之中具有巨大的创造与增值功能。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必然绕不开所有制问题――生产条件的占有与分配。从表层上看，排斥性增长源于财富的非公平分配以及发展成果未由全民共享，因此分配制度改革成为化解贫富悬殊的首选。然而产品分配并非现代经济学的“本题”，生产条件的分配才是产品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关键。从根本上说，排斥性增长是排斥性生产结构、生产条件非公正分配、所有权归属模糊的产物。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制度设计和操作存在三大问题：其一，所有制领域成为公私不分甚至是假公济私的“混沌世界”。生产资料处置权掌控在各级政府和官员手中，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收益与处置由于缺少民众的有效参与或听证而成为少数人的私有，公共资源的公共性转化为支配者的独占权。同时，由于所有权法律表述上的模糊以及有法不依，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存在着非法剥夺。其二，劳动的社会安排与回报的非合理性。除生产资料分配外，生产中的分配还包括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如果社会个体自出生就缺乏资金和地产，那么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就必然缺乏公平与开放的准入机会，量身打造的人才选拔与聘任潜规则将人脉资源稀缺者排斥在外。同时劳动分工的固定化，导致社会流动性的降低。随着雇佣劳动在私营、外资乃至国企中的展开，按劳分配为主体被弱化甚至被颠覆，变成了事实上的按资分配、按权力分配和按身份分配。其三，共同富裕是基于国情考虑的战略构想，有条件的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符合事物非均衡发展的原则和脱贫共富的民意诉求。沿海地区先富成为现实，缺乏制度性支撑的内地共富却进展缓慢。内地顾全了沿海地区先发展的大局，沿海地区对拿出更多力量帮助内地发展的大局却踌躇不定。

当代中国正处于“生产者社会”向“消费者社会”转换的进程中，生产原则与消费原则携手成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在私有财产权和资本逐利逻辑的驱使下，生产原则与消费原则极易异化为“生产主义”(GDP崇拜)和“消费主义”(符号崇拜)。由使用价值转向对交换价值的崇拜，这是“生产主义”所器重的商品形式生产。这种生产类型在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往往会导致物化和宰制：物本经济，即物的主体化和人的客体化以及物的发展对人的发展的否定与排斥；宰制经济，即经济剥削和宰制以生产条件的垄断为基础，产品以宜于资本而非雇佣劳动加以分配，由此引发社会公正与分配正义问题。消费主义宣扬为消费而生存，消费社会孕育的是欲望至上者，这种至上性表现为“欲求”压倒和替代了“需求”：欲望与消费的对象具有无界性，亦即无物不可以欲望与消费，同时消费在量上趋向于无限，基本需求扭曲为贪婪无度。不仅如此，需要与满足间的传统关系也被颠倒了：“满足的前景和希望先于被满足的需要，而且将永远比现有的需要更加热切诱人。”③应当看到，消费社会中的消费行为带有明显的符号性。消费社会中的生产概念统摄消费品和消费者的双重生产，而消费欲望与激情构成消费软能力，制约着商品交换价值的实现。因此，消费者欲望与激情的生产成为消费社会营销工程的主轴。以广告方式对产品加以符号化亦即文化意义上的发掘和投射，对消费者个性、品味、身份等差异性向往的激发，从而实现需要与满足的有效对接。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而物一旦由商品形式“能指化”为符号形式，商品消费就转换成符号消费和差异消费。作为制造社会身份差异的实践，符号性消费必然催生对交换价值或财富的疯狂占有和炫耀。社会生活一旦成为生产主义与消费主义的侵蚀对象，“掠夺”和“区隔”双重逻辑的驱动效应就会呈现，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将会为分化和排斥所取代，包容性增长的基础就被挖掉了，资本主义体制内人际关系基于工具功能意义上的依赖性与排他性将会重现于新社会机体，而其再现范围与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与市场两股力量的相互拉扯与较量。

排斥性增长的催生素：软政权与分利集团

如果说经济与社会转型为排斥性增长制造了结构意义上的“可能性空间”，那么软政权和分离集团则成为后者的催生素。排斥性增长表现为“共建”而不能“共享”，它既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产物，也是政府及其权力运作失当的结果。后者既表现为顶层设计上的偏颇，即发展的理念观照、制度设计、政策执行、成果分配未能切实覆盖社会大多数成员，又表现为政府对自身的“软化”以及对分利集团的扩张采取放任态度。

借助“软政权”概念，缪尔达尔分析了不发达国家市场化进程中公共权力的脱轨运行。软政权是由下述行为模式彼此放任、相互诱发而造成的一种累积效应：“缺乏立法和具体法律的遵守与实施，各级公务人员普遍不遵从交给他们的规章与指令，并且常常和那些他们本应管束其行为的有权势的人们与集团串通一气。”④这就意味着：作为强制性规范的法律和规章被转换成“软约束”，甚至虚化为摆设；关系掌控着私人领域，官商联手建构互利性共谋空间。软约束突出表现为行政的松弛、随意与任性，法治转化为人治即个人的随意性控制和“选择执行”，由此权力获得设租―寻租空间而沦为私人牟利工具。当法律和规章被软化后，关系或人脉却被硬化为攫权获利的手段。作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陷阱，软政权化难以避免而且往往积重难返，这源于市场主体在逐利活动中普遍存在着规避法律监管、反对公共控制的倾向。软政权化具有三大危害：其一，市民社会和国家间的伦理错位。市民社会是依凭契约与等价交换原则进行活动的私域，成员以个人私欲的满足为目的；作为公共领域或“伦理理念”的现实化，国家更注重普遍利益和社会责任，“国家职务要求个人不要独立地和任性地追求主观目的”⑤。在软政权状态下，市民社会伦理外溢而侵入公共权力领域，从而导致两难困局：“在不发达国家，一方面想把理性的利润动机和市场行为引入在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那部分生活(即工商业领域)，这已证明是困难的；另一方面，要想把个人利益的动机从发达国家被大量抑制下去的那部分生活(即公共责任和权力领域)中消除，这也证明是同样困难的”。⑥其二，凭藉关系获利。同政府权力关系的亲疏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融资能力、经营规模和得利状况，因此企业更倾向于权力公关而非竞争性生产。这种通过采用行贿手段获胜的不正当竞争，既有害于工商世界的长远利益，也会诱生政府部门犯罪和腐败行为。权力与资本共谋之结果，必然是民众利益受损；处于既得利益考量，改善较低阶层生存状况的惠民政策不是被“选择不执行”，就是被歪曲以使权贵者得益，从而把大众排斥在外。上述情况促成了社会与经济的分层化，增大了贫者与富者严格区隔的“断裂社会”的出现概率。其三，软政权化的文化心理负效应。软政权化是孕育腐败的土壤，极易导致道德人格分裂――自我的他者性：知识与政治精英是公平正义的倡导者，但在制定和实施法律、政策时，奉行的却是更为狭隘的个人私利。政权软化为掌权者私人牟利的工具，公共权力失去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忠诚，从而引发全社会的信任危机。软政权负效应及其反法制的互利性，使人人皆欲诛之又欲得之，结果是拒不与其断绝关系，这是对待软政权的犬儒主义心态：“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⑦当人们失去羞耻感而很坦然地对待腐败，将其视为必然的甚至是必要的，腐败就会被合理化、民俗化。

软政权化极易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顽疾，后者具备了政权软化的基本要件：经济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规范疲软症”；权力的集中与垄断使民众在权力分享与运作中处于被动状态；重人情与关系的交往传统极易促使公共权力的私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