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佳：思考香港政治需从香港的独特性出发

刘兆佳：思考香港政治需从香港的独特性出发

《港澳研究》2013年1期

【内容提要】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作者过去近40年研究香港政治的经验，说明从香港的独特性出发的重要意义，并着重指出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在长年累月对香港的实证研究过程中，作者曾经提出一系列用以理解和分析香港政治变迁和港人政治文化的概念。这些概念中比较重要的包括：“先有殖民政府、后有殖民地人民”的殖民地、“高度稳定的殖民社会”、“功利家庭主义”、“社会容纳政治”、“低度整合的社会政治体系”、“没有独立的非殖化”等。这些重要概念来自运用历史暨比较方法挖掘香港有别于其他社会之处。它们汇集起来明确反映了香港的独特性。

【关 键 词】香港政治/香港政治文化/香港政治研究

引言

过去近40年来，香港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变迁是我的研究重点。这个研究重点的确立，不完全由个人的学术志趣驱动，反而在更大程度上与香港社会的急剧变迁和“九七”问题的冒起有关。

一直以来，对香港的社会和政治学者来说，“香港研究”的“实用”价值不高，因为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香港研究”的论文颇为困难，研究香港现象和问题对获得国际知名度不太有利，然而发表国际学术界认可文章的多寡对学者的学术事业却事关重大。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以“香港研究”为终身职志，主要原因是希望自己在有限生命中的研究成果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并具有传世价值。无论如何，社会学者需要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研究“地盘”或“对象”，只有这样，研究者才会享受到“踏实”的感觉。毫无疑问，对我来说，香港正是那个“地盘”和“对象”。当然，有些学者喜欢从事抽象理论探讨，因此不需要特别对某一个社会进行研究，但我不属于这类学者，我始终希望自己能够立足或扎根于一个社会，并以此为基础或出发点来探讨理论性的课题。对我来说，“纯理论”的思考容易产生虚无缥缈的感觉，反而会妨碍对具体社会现象的理解。

不过，作为一位社会学者，完全不理会自己的研究在理论方面的价值也不可能。因此，我在国外发表的不少论文中，都会着重指出香港政治和社会现象的研究对理论建设的意义，特别是它们在哪些方面可以对西方的理论提供参考素材，从而丰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实上，西方的主流学术刊物也不会有兴趣发表那些毫无理论价值的关于香港的研究论文。我强调香港的独特性是我的香港研究对理论建设最有贡献的地方，也是让我得以在国际学术刊物中发表著作的原因。

随着“九七”问题的出现，“香港研究”愈来愈变成迫切的实际需要。作为本地培养的首批社会学者之一，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研究与香港未来有关的种种问题，特别是香港往后的政治与政制发展，不但要提出分析，更要拿出应对办法。个人的学术研究在这种环境下不可避免要更有针对性和实用价值。很多时候学术研究题目的选择是由香港面对的现实情况和迫切问题与危机决定，而非源于学术理论发展的要求，更与西方社会学理论变迁与争辩关系不大。所以，过去几十年我个人所处社会环境和自定工作目标都塑造了我的学术风格和研究取向。总的来说，突出香港的独特性作为研究香港政治的钥匙，与我个人过去几十年的学术和工作经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香港政治研究的视角

(一)套用西方理论研究香港的局限性

毋庸讳言，基于其西方教育背景，不少甚至大部分香港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在研究香港问题时喜欢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并肯定其在香港的应用价值，因而香港研究的成果往往成为确认或印证西方理论的注脚。西方的现代化、民主和民主化理论尤其受到重视和认同，对一些学者来说它们甚至是真理和理想的化身。

西方理论之所以被香港学者广泛接受，原因有三。其一是相当一部分学者相信甚至“迷信”西方理论的“普遍性”，认为它们就算不能完全、直接应用到香港来，但只要稍作调整后便可适用，而且对香港“有利”。在这些学者的眼中，香港研究是人类(其实是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环节，哪怕是小环节，因此香港研究的成果既能印证普遍理论同时又能丰富普遍理论。其二是他们服膺那些理论背后的西方价值观和它们在西方国家的具体体现方式，特别是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治、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他们确信那些价值观代表“普世”价值，因此应该在香港树立和推广。其三是假如学者认同了西方理论的“普遍性”，其研究成果又进一步确认了西方理论在香港的适用性的话，则在西方刊物或出版社(名牌大学的出版社尤其重要)发表著作便较为容易，而能否在西方“学术市场”发表著作对学者个人的学术事业关系重大，因为香港的大学倾向根据学者在“国际”(主要指西方)领域发表著作的多寡为评审标准来量度其学术成就。①因为这种种原因，众多的香港学者喜欢探讨香港与西方社会的共同点，而两者之间的差异便较少受到重视。另外一种情况是部分学者喜欢将当前西方理论界的“时髦”理论、观点和概念引进香港，并肯定那些东西对香港的参考或应用价值。举例说，一些学者断言，作为一个富裕社会，香港没有出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乃是“不正常”及不可接受的现象，而民主政治则必须包括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和政党轮替。另外一些学者则相信香港民众“必然”或“应该”拥有强烈的民主诉求，因此对那些认为港人对民主发展态度犹豫的论述大张挞伐。又有一些学者认定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涌现的一些经验，比如政治精英间的和解与分权、公民社会的强大与介入，对香港有实际应用价值。其实，这些看法是经不起事实的考验的，原因是它们并不反映香港的具体情况。

对于不少香港学者崇尚西方观点和理论的这些倾向和行为，我的看法是两方面的。第一，我承认西方社会既然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则来自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也自然在其他社会有一定的应用或参考价值。运用西方理论分析香港的社会现象，有利于发掘和透视一些因为我们长期在香港生活反而看不到的或者遗漏了的东西，而对于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则可以提供新的研究和观察角度，从而深化我们对香港社会的认识。西方理论亦会强化本地学者从理论角度剖析香港社会现象的能力。然而，第二，将注意力过分放在某些现象上等于忽略了另外一些现象，而那些现象可能在香港社会中更为重要，或是更好地理解香港社会的“钥匙”。换句话说，西方理论让我们看到一些东西，但同时又看不到另外一些东西，而不排除看不到的东西比看得到的东西对认识和理解香港更为重要。总的来说，我认为西方学者在概念和理论建设方面有独到之处，尤其是在将社会现象拆解后进行分析，然后再将分析后的结果再整合来建构理论方面。因此，鉴于西方社会学较为“发达”，我们避免不了要参考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成果，起码用之来增强我们思考能力的深度与阔度，但却绝对不能照单全收，更不可盲目奉之为圭臬。在参考西方理论和运用西方学术概念之同时，我们必须不时地刻意脱离西方的思考框架，从其他角度认真和细致地去探寻香港的诸般社会现象，总的目标是全面和准确地认识香港，从中建构能够更好地研究香港的概念和理论，并以之为基础探索相关的政策出路。然而必须承认，偏离甚至“不认同”西方政治价值观的香港研究成果不容易在西方学术刊物刊登，但这却是锐意求真的学者必须承担的风险。

(二)研究香港的视角与方法

在香港学者中，我是少数从一开始便以香港的特殊性作为研究的理论支点的学者之一，研究目标不单是要指出西方理论涵盖面之不足，也志在表明不能简单地从西方理论中寻找认识和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香港研究必须立足于香港的历史和现实，必须要从客观的角度出发，不要混淆现实和理想，也不能把理论当成是现实。基本上，我是从“不服气”的起点出发来思考香港社会，首先假设西方学者“不可能”对香港有深度的认识，因此他们的理论总会在某些方面难以直接套用于香港，或者甚至对香港做出不正确的理解。一些在西方社会比较瞩目的现象，在香港则不一定重要，而一些在香港显眼的现象却可能在西方看不到。诚然，一些西方学者强调他们的理论绝非完全建基于西方现象，而是来源于西方和非西方社会的比较，但即便如此，假若他们对香港缺乏认识的话，他们的概念和理论总会与香港有格格不入之处，而那些格格不入之处正好是香港学者的最佳研究切入点，也是香港研究可以对所谓“普遍理论”的建设所能做出的最佳“贡献”。

既然要突出香港的独特性，建构植根于“本土”的社会学概念和理论，那么研究方法便不能不采用“历史暨比较”视角(historical-comparative approach)。所谓历史视角，是以香港过去的历史发展为背景来认识香港的现状和探索香港的未来。香港过去的经历、故事、人物、制度、政策和一些“集体回忆”都左右、限制着香港目前和将来发展或变化的方向及选项。所谓历史视角，不单指香港自身的历史，也必须包括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其中中国近现代史、中西方关系史和东亚地区的历史尤其重要。不了解历史，便容易为香港提出一些不切实际或难以兑现的改革发展的诉求和建议。每个社会都有与众不同的历史发展经验，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每一个社会都是独一无二的。通过历史分析，香港的独特性便会“跃然纸上”，马上成为学者应该关注和探讨的课题。所谓比较视角，是要将香港与古往今来的人类社会比较，找出异同之处，从而透视香港独特的地方。当然，我们不可能将香港跟“所有”人类社会比较，而事实上学者们对其他社会的研究也不太多，因此实际上只能通过缜密的思考找寻若干对香港研究有意义或有价值的比较对象。我的目的不是要通过比较香港与其他社会来建构一般性的社会学理论，而在于加深我对香港的了解，尤其是要让我能够更好地发掘那些香港社会的“核心”社会现象。所谓“核心”社会现象，不但是指其重要性，更是指我们可以借助这些现象更好地了解其他与它们密切关联的社会现象。

在研究方法方面另一个重要层面是香港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国家和国际因素。无论是从政治、社会、经济或文化角度而言，香港都深刻地受到来自外部形势变化的影响，其中中国的内部变迁和中国的外围环境变化都直接或间接地左右着香港的发展。所以，要理解香港的情况和变化，不但要研究香港本身，也要关注国家的发展、中国政府的对港政策以至国际格局的变动态势。

综合上面的讨论和个人的体验，具体地说，针对香港作为“殖民地”②的性质、殖民政府的管治策略、香港华人社会的特性、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的对港政策、香港与内地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香港人的政治文化来进行深入考察，较为有助于掌握香港的情况和特点。

在过去接近40年的研究生涯中，我提出了一系列概念描述和分析与香港社会和政治发展有关的诸般现象，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在不同程度上，这些概念代表我说的“核心”概念，因为它们担当着香港研究的“钥匙”功能，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更全面和深入地分析香港的过去和现在，并对香港的未来提供线索和可行之道。这些概念在学术界既广受注意，当然也受到不少的批评，部分批评在香港高度政治对立的环境中有时更流于对我本人的恶意中伤。诚然，我的“核心”概念不是批评者心目中的“核心”概念，他们认为我的“核心”概念忽略了一些更重要的社会现象，因此对香港的分析偏颇，并错误理解部分现象，因而建筑于我研究成果之上的政策建议不但无用，而且思想保守，肯定对香港有害无益，比如说对推动香港民主发展不利，不利于让当政者正视香港的社会矛盾，不利于掌握香港社会和政治不稳定因素等。我的看法是，各种各样的“核心”概念和与之相关的争论同时并存绝对是件好事，良性和严肃的学术争论会带来愈辩愈明的效果。当然，我有信心我的学术成果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