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诗鹏：当下中国道路的三重逻辑

经过较长时间的现代化历程及其积累，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发展，中国道路愈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道路的总的逻辑是，在全球性的现代转变格局中，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完成现代中国的建立及其国族的建构，重构西方及其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历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同世界不同文明传统及其现代转化一道，共建人类文明及其新秩序。而在当下时代，中国道路的任务则是，在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资本主义的外部空间条件下，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推进社会发展及其进步，主动适合当代人类文明的调整，全面开启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种种情形表明，当下时代正是中国道路的关口，虽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及其挑战，但基本的格局与大势已定，只要把握当下中国道路的基本理路与逻辑，笃定信念，稳步前行，前景即可期。

依我们的探讨与观察，当下中国发展存在着如下三重逻辑。

一

第一重逻辑可称之为"主义"的逻辑。"主义"的逻辑一直贯穿着中国道路，在西方强势力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资本主义框架下，更是中国道路的支撑性和主导性的逻辑。须把握中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博弈关系，重视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变革，清醒评估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能力，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担当与使命。

上一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博弈关系，以至于如福山等得出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个人"的判断（"历史"即社会主义的历史，"最后一个人"即资本主义）。然而，真正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首先就不会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接受，西方也没有吸纳全球的能力，况且，无论资本主义如何进化，均不会改变其资本扩张乃至于帝国化的本质，不会改变并一定会加剧社会的公平公正矛盾。人类社会普遍的资本主义化，只能是人类进步逻辑的终结。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恰恰在于通过新一轮的全球资本扩张，保护西方的优势地位，其所奴役的对象，乃是在可能范围内的整个非西方，尤其是非西方的人口大国。在这一视域内，置身于全球资本主义之中的非西方，在通过资本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如何保护自己的国民不在新一轮的资本扩张中再度沦为被剥削者被压迫者，乃是极端重要的政治任务。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具有道义的正确性，而且必然要求体现为经济政策的人民性或国民性。在全球资本主义空间中，促进中国人民生活的较大程度的改善与富裕，显然是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这正是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重构世界历史的现实基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立足点，在这一方面我们欠账很多。然而，西方激进左翼有关"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批评，虽然尖锐，但也有道理。巨大的资本吸纳，必然伴随各种资本主义问题，在中国面向全球的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中国老百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中国道路终归还是人民幸福、国家强盛并增益于人类文明。因此，牢记社会主义的价值关怀与历史使命，对中国发展善莫大焉。

把握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博弈关系，必须对一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变化情况心中有数。马克思所关注的实践基础，是十分野蛮和残酷的早期资本主义。而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的资本主义，是属于上升及垄断时期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态势明显，其中，对西方社会而言，因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福利政策的推行、社会的自主的改良，以及对马克思等激进左翼思想批判资源的吸纳，阶级对立与冲突不再像早期资本主义那样尖锐，因此再拿我们熟悉的早期资本主义那种劳资冲突以及糟糕的社会福利状况去看今日西方世界，注定会发生严重的错位与迷茫。实际上，今日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更多地表现为所谓发达资本主义及晚期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危机，这是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洞悉到的危机，表现为全面的物化、消费异化以及精神生活的虚无主义处境。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运动也在发生改变，在马克思之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逐渐转向社会民主主义，并进而同英美资本主义汇合，形成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格局，苏东则逐渐形成受斯大林控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强调基于民族及国家利益的独特性，并在毛泽东著名的"三个世界"划分中对自身的历史使命作了清晰的规定，这一规定实际上有效地应对了世界格局的新变化，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国际关系实践的基本理论资源。中国是第三世界的领头人，因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既同西方资本主义相区别，也对第三世界产生应有的引导作用。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资本主义战略，显然导致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受挫与低谷，但是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战略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此前早期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国内矛盾向后发展中国家的转嫁，是此前帝国主义以及殖民化逻辑的再次上演。这也是当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理据。

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须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能力有一个确当的评估。经济危机乃资本主义时代的正常现象，经过持续的改革与调整，资本主义已形成了应对经济危机及其他社会危机的基本机制与传统。20世纪以来，在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西方差不多每隔10年就会发生一次经济危机，其中1929年更是发生了波及几乎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以及半殖民地的经济大萧条。危机也导致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转变，即从先前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并有效地克服了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抑制了贫富分化，促进了社会的福利化进程。因而，经济危机，不仅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毁灭，反倒不断强化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修复机制及其能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成为此后美国应对更为频繁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基本制度，在巩固冷战期间的西方优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上一世纪80年代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由于发达国家在各方面的优势，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机制实际上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2008年的次贷危机显然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自身危机。但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西方凭借经济、技术、资源、管理以及军事上的优势和强硬的国际政治手段，依然在有效地克服经济危机，且继续延续新自由主义路线。新自由主义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更加强调高技术的优势地位，大力实施所谓技术殖民，迫使非西方国家走资源型发展模式；二是强化金融资本主义，利用虚拟经济，通过刺激边缘国家的兴起从而实现金融资本的转移支付以及经济矛盾的转移；三是向广大的非西方国家施加经济与政治压力，如要求人民币升值，增加关税等等。由此可见，强化新自由主义以及新帝国主义战略，依然是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方略，一个更大的全球资本主义空间，更便于发挥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功能。与此同时，当代资本主义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视危机为常态、且依赖于危机与风险的机制，辅之以相应的社会文化心理，并在诸如"金融资本主义"、"灾难资本主义"、"风险社会"等等框架及论说中得到巩固。因此，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不能误判，不能因为其发生了巨大的金融危机，乃至于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便得出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对金融危机及当代资本主义命运的误判，完全可以导致对当下中国道路的误判。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分析，迄今为止仍然是最经典和最精彩的分析，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和病理学层面的分析，其中即蕴含着对资本主义自我修复机制的分析。马克思本人对当时1857年英国的经济危机，保持了较为清醒的判断（当时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场金融危机表明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时刻即将来临），并且在考察和研究这场金融危机及其相关探索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决不会"的判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如果说《共产党宣言》中有关两个必然的判断（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是历史的大判断，那么，"两个决不会"则是现实的判断。①在实际的道路上，"大判断"经常要求服从于现实的判断。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道路，依然意义重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命运般地承载着同新自由主义这一西方历史哲学在当代的呈现方式之间的博弈，由此在一个开放而又竞争的世界中进一步承担重述世界历史的使命。实际上，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功能，本身即达到资本逻辑的极限，即运用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自我修复，而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本身也成了当代资本主义自我修复功能的限度。因此，既不能轻视、也不能由此高估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功能。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意味着西方世界力图通过经济与技术殖民方式以巩固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地位--在这一意义上，苏东剧变，注定要承担由西方发达国家转嫁的矛盾与风险。但是，100多年来全球激进社会运动的固有逻辑是：凡是资本主义的扩张，必然带来抵抗。近些年来西方一些左翼理论家倾向于把从形式上摆脱依附模式的拉美模式看成是有效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的主力，甚至由此把中国道路看成全球资本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从属形式，但实际上，只有中国道路才是能够持久有效地对抗新自由主义模式并重述世界历史逻辑的主力。中国道路是一条迎着新自由主义及其矛盾展开自身的道路，中国道路必然要求明确自身的志向与责任，致力于国家复兴、人民福祉、法治社会建设以及文明复兴事业，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平台上增益并示范新的人类文明。曾几何时，在封闭的格局下，我们曾经不切实际地想着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同胞，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倒真正须承担起大国应有的责任。中国正在全面铺开的发展道路，对整个人类未来至关重要。

二

第二重逻辑乃"建设"的逻辑。在当今时代，仍需持续推进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从革命逻辑向建设逻辑的转变。因为历史的原因，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多表达为革命逻辑，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依据中国道路及其实践，挖掘、拓展和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建设逻辑，将革命逻辑转化为建设逻辑，将党的先进性同现代性社会的建构有机地统一起来。

马克思主义是新中国的立国基础，也是中国道路已经被规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包含两重逻辑或功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前者即革命的逻辑及功能，后者即建设的逻辑及功能，相应地，马克思主义也应当有两重理论结构及话语系统，并存在两种宣传与解释路向，即革命理论与建设理论。在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展开的是革命的理论，而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随着中国道路在政治上的确立，随着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成为主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应当从革命逻辑转向建设逻辑。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这一转变的必要性，但因为中国现实的复杂性、国际政治形势的复杂性，以及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错误，新中国用了近30年才真正从革命逻辑转向建设逻辑（改革开放全面真正带来了从革命逻辑向建设逻辑的转变），再过20多年，即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又明确提出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

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功能的转变往往要更加滞后。这方面的原因，倒并非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主观上的不作为，而是因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偏重于革命逻辑，因为当时的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运动史上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多是围绕革命逻辑展开的，而建设的逻辑则多半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世界的设想与构建，缺乏最直接的实践基础，且多半没有定论，这本身也为解读及挖掘带来困难。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建设理论，本身就不是现成的，而是须由后来者完成的历史课题，因而显然不是单纯理论研究的任务，而是历史实践的探索任务，这不仅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给现代中国的政治家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建设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