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真荣 周志万：只有“中国道路”，没有“中国模式”――关于近年来中国道路问题研究综述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风暴，继续实现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全世界都更加关注并热议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成就是“中国模式”带来的效应；也有学者认为这不归因于所谓的“中国模式”，而是我国坚持“中国道路”的结果。本文旨在对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就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观点进行梳理，以求对正确认识我国的社会发展成就提供一种宏观的视角。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就有国外学者关注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道路。“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之类的语言开始出现在中外学术文献中。

2004年5月，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题为《中国已经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的论文。雷默在比照“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改革成就及其经验作了全面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大胆尝试，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或叫“中国模式”，他认为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①雷默的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的经济奇迹及其背后的发展过程一时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由此拉开了世界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正如吴敬琏指出的，以21世纪初的“北京共识”为开端、逐步发展成型的“中国模式论”提出了一个对于总结过去，规划未来都是极具重要性的问题，对决定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认真地加以研究和讨论。②

那么，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又怎么走？限于篇幅，本文拟对中外学者的探讨进行简要概述。

一、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

(一)主张“中国模式”论

何谓中国模式？俄共主席久加诺夫认为，中国成功的公式是：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③

英国马丁・雅克认为，中国的成功表明，中国的国家模式注定要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挥强大的影响力，由此也将改变未来经济分歧的相关条款。可以想象，次贷危机中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崩溃，将使中国模式适用于更多的国家。④

BBC网站刊文认为，新的中国模式是一个集极强竞争力和庞大市场于一体，且拥有执行力强大、无处不在的政府的模式。尽管中国仍是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但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称职的政府。中国过去30年来经济腾飞，年增长率高达10％左右，这一切是在中国政府的策划下取得的。自英国工业革命在18世纪末开始后，这是世界见证过的最令人惊奇的经济变革。⑤

瑞银全球新兴市场研究部主管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指出，所谓“中国模式”的成功就是“华盛顿共识”的成功，同时也与“亚洲模式”非常接近，但也有其特别之处。⑥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充分肯定中国模式，认为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⑦

张维为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重大的经济改革和较小规模的政治改革相互的有机结合，以一种循序渐进，摸索和积累的方式吸取中外一切优秀成果和经验，从易到难地进行改革和发展的模式。他认为，这个模式至少包含了8个特点：实事求是；民生为大；稳定优先；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有一个比较中性、开明、强势的政府。⑧

阿根廷安赫尔・比利亚里发表题为《“中国模式”作为西方模式的替代选择赢得拥护者》称，西方正因债务危机、无力创造就业和低经济增长率而悲观失望，与此同时，保持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所赋予的地位增强了中国的自信心。中国政府到海外投资，借钱给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开始提议将中国模式作为西方模式的替代选择也只是时间问题。⑨

前西班牙驻华使馆商务参赞、西中企业家委员会前主席恩里克・凡胡尔著文称，当前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之一可能就是被称为“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的兴起，发展中国家将这一模式看作“华盛顿共识”模式的替代选择。他认为，中国模式有五大特征：国家资本主义；改革政策的渐进性；对外开放；政治专制；面对各种形势的灵活性与适应能力。⑩

萧功秦指出，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的“强国家―弱社会”结构，“中国模式”需要改良，而改良的关键是发展公民社会，让强国家和强社会结合，而不是强国家和弱社会结合。(11)

贺雪峰认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是城乡二元结构。他在多篇论文中论述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合理性，二元结构长期为工业化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和其他资源，而且农民可以退回到以一亩三分地为生。认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让“中国制造”长期处在优势位置的制度安排，应长期坚持。(12)

郑永年指出，“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从总体上说，“中国模式”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是否能成为―个可替代的模式，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则更多的是一种价值问题。中国模式的崛起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意义，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具有参考意义。(13)

吴敬琏对所谓的“中国模式”内涵作了这样的概括：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它有一个强势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因此能够正确地制定和成功地执行体现国家利益的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并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继续保持超过9％的GDP年增长率，为发达国家所争羡，足以充当世界各国的楷模。同时，吴敬琏也提醒人们，中国为赢得这些成就而付出的成本也大得惊人；政府启动巨额投资和海量贷款“保增长”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正在显现。短期收益和长期损失之间如何权衡，恐怕也非一眼就能看穿。(14)

(二)对“中国模式”论的批判

目前，学界对“中国模式”论持反对观点的基本上可分为二类：一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二是对“中国模式”表示怀疑。

1.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说，中国模式是个大杂烩，包含东亚的新权威主义、拉美的集团主义、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儒家思想和列宁主义。这种模式创造的奇迹不是没有代价的，比如环境严重污染，水资源被毒化，民族矛盾激化等问题。付出才有收获，关键要看两者是否成正比。(15)

哈佛大学傅高义认为没有中国模式。他强调：“邓小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明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我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走自己的路，我不觉得中国是一个模式，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情况。中国发展这么快也是派了好多人到外国去学习，引进技术，引进很多新的管理办法，这对中国的成功是很重要的。其他国家也应该按照自己的情况做。”(16)

德国杜伊斯堡―艾森大学托马斯・海贝勒教授指出，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的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17)

德国学者桑德施奈德也认为没有“中国模式”。他强调，中国三十年成就的秘诀归结到一个词就是“实用主义”，仅仅实用主义肯定不够，应该还有实干精神。(18)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指出，中国在成功方面和其他国家采用的办法是一样的，并不具备所谓的“中国模式”。第一，是社会投资。第二，经济改革。这是市场化的效果，并且和别的国家没有太大的区别。第三，从政治来讲，是进行了渐进式的改革，地方政府自己约束自己的权利，避免对市场经济过度干涉。(19)

李君如认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讲，他并不赞成“中国模式”这个提法，而是主张“中国特色”。邓小平曾经希望我们到2020年，中国各方面体制能够定型。但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20)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慎明副院长和中宣部理论局何成、宋维强发表文章指出：“‘北京共识’是西方政界和学术界的话语体系中的提法，本质上并不存在。‘中国模式’的提法，一是给人有完成和不再发展的凝固之感；二是有加强、推广和扩张之嫌；三是我国经济已高速发展30余年，但仍有1.2亿贫困人口，其发展方式亟待改变，也很难说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发展模式，并且这一发展方式是从我国国情出发而采取的举措，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但很难‘复制’。因此，我们认为提‘中国道路’为宜。”(21)

余永定指出，令中国在过去30年取得巨大成功的发展模式是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初始条件的一种东亚发展模式的变体。但这种发展模式现在已经耗光了大部分潜力。因此中国已到了紧要关头：如果不进行痛苦的结构调整，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就有可能戛然而止。(22)

岳健勇则指出，中国当前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表明，全球化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迄今已释放殆尽，无技术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基本走到了尽头。(23)

雷颐认为，中国的发展只表明中国在社会转型中具有自己的特色。每个国家的转型道路乃至“定型”之后的形成，都不会完全相同，都会有自己的特色。但大体而言，一些重要制度的基本框架是有普遍性的。当代中国的发展，也是向世界普遍性因素靠近的。(24)

丁志刚、刘瑞兰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不存在任何绝对的固定不变的模式。“中国模式说”其实是将中国经验误解为“中国模式”了。但是，经验不等于模式；“中国模式说”既不符合中国发展的现实，又不符合中国迅速变化的时代特征；苏联模式及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已经证明了所谓的模式是有害的；中国模式说会引发负面的国际效应；中国模式说会掩盖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25)

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指出，现在有人认为美国的民主模式不行了，中国模式起来了，未来“中国模式”将代替“美国模式”，但是世界上并没有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所以，这种所谓的“中国模式”不是真的。他进一步强调，从经济学上讲，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26)

童之伟尖锐地指出，所谓“中国模式”的要害主要是维持现状，甚至在某些方面要回归改革开放前，同时否定继续改革的必要；“中国模式”的提法反映了中国一部分国民安于既得利益、故步自封、不愿改革、尤其不愿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心态；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谈“中国模式”，必然会掉进“左”倾极端主义的陷阱。(27)

秦晓指出，“中国模式论”对普世价值的态度从用特殊性来消解普遍性(“特殊论”)，转变为用“中国价值”取代“启蒙价值”(“取代论”)。他认为，“中西之争”的本质是“古今之辨”。他强调，“特殊论”是伪命题，“取代论”是危险的命题，而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命题。(28)

许小年也强调：中国模式其实是不存在的。如果说有中国模式的话，就有两个，历史上我们都见过，所以不是什么新的中国模式。从改革开放到1994、1995年，大概是分税制开始，第一个是亚当・斯密模式，经济领域讲是邓小平模式。第二个模式是1994、1995年后的东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