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利亚・邦德 希普：意识形态变迁与中共的合法性：以官方话语框架为视角

摘要：在对威权主义韧性的讨论中，政治说服对于合法性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广泛承认，然而，目前尚缺乏一个解释说服所起作用的概念性框架。在这一背景下，框架分析为此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基础。我们认为，威权主义制度中的统治精英不断试图传播官方话语框架（official frames ），以便重塑民众对精英领导的能力和他们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决心的信念。在经验研究部分，本文讨论了中国的案例，中国共产党近些年来重新强调了说服对于重塑合法性的意义。我们可以将这一理论用来分析中国共产党的话语框架和意识形态的观念性转换。

关键词：合法性；说服；意识形态；框架分析；中国

导言

近年来，在关于威权主义韧性的讨论中，说服对于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是，说服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却未能得到充分讨论。为此，本文将框架分析视角引入政治合法性的讨论，希望能填补这一空白。框架分析视角源自社会运动理论，它只是在极少情况下被用来分析国家机构的说服尝试。尽管有人提到，话语框架被国家用来进行合法性再生产，但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论表述。

依据比瑟姆（David Beetham ）的合法性理论，本文认为，官方话语框架通过影响民众关于政治精英的核心信念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例如，重建民众对政治精英的领导能力及其服务公共利益的决心的信念。官方话语框架化尝试发生在一个持续性的反馈循环中，在这个过程中，针对合法性的欠缺，当局通过传播话语框架来消除民众的不满。此外，本文还认为，官方话语框架促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框架，这种话语框架在解释具体政策和事件方面起指导作用，并将它们整合进一个大的图景以赋予其意义。在政治体系处于社会和经济急速转型的情势下，意识形态的框架使得政治领袖能够平息民众观念中对于政权的不满，否则这种不满将会损害民众对其领袖的信任。尽管我们认为这一模式适应于民主主义和威权主义两种政体，但是在缺乏选举合法化模式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在威权政体中，官方话语框架在重建合法性方面扮演着一个更为紧要的角色。

本文的第一部分意在澄清民主主义和威权主义两种政体下官方话语框架和合法性的关系；第二部分，我们运用这一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共产党最近10年的说服尝试。中国对于我们的理论论证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因为：第一，近10年来，中共在党和国家的宣传机器以及党的官方意识形态现代化上倾注了大量资源，这显示了政治说服对于中共的重要性。其二，尽管普遍认为威权政体一般缺乏合法性，但是我们还是发现，中国的统治者在民众中拥有很高的合法性，这一事实或许与其持续的说服尝试不无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将确认中国的党和国家在最近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传播的那些官方话语框架，并指出这些话语框架旨在重建我们理论中所提出的那些核心理念。本文还表明，中共的官方话语框架十分依赖党的意识形态，从而也在不同的话语框架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并由此产生了一个宏观的图景，以在政权的过渡进程中引导民众。

说服和合法性关系的概念化

在爱德曼（Murray Edelman）的观念中，"社会是……一个存在多种潜在现实的万花筒，其中任何一种现实都可能因为改变观察的框架和分类方式而被激发"[1].据此，本福特（Robert D Benford）和斯诺（David A Snow）将"框架"视为"一种解释性图式，它通过有选择地对客体、情势、时间、经验和行为序列进行强调和编码，简化和凝聚'外部世界'，并由此引导个体去'定位、感知、识别和确认'发生在他们生活空间和这个世界的各种事件"。[2]因此，通过界定问题，分析原因，作出道德判断和建议补救措施，框架提供和修正了处理问题的方式，并提供了一个前景更好的视角。

因此，通过战略性地部署和重复某一类信息，或者通过将它们与"熟悉的文化符号"联系起来，框架化进程决定了人们如何关注一个问题，如何解释和记忆这一问题，以及如何相应地作出评价和反馈。话语框架研究起源于社会运动理论，起初它仅仅关注如何去动员社会力量，仅有少量的研究涉及官方的话语框架。尽管有研究已经指出官方话语框架意在重建政治的合法性，但是这个观点并没有得到充分阐释。我们希望借助比瑟姆的合法性理论来填补这个空白。

在比瑟姆看来，民众的信念对于政权的合法性至关重要，因为提供了权力存在的规范性基础。他假设，忽略政治体系的差别，权力在如下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合法的：（1）它符合既定的规则；（2）这些规则可以被正当化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享的信念；（3）特定的权力关系是由被统治者充分认同的。[3]

一个政权是否合法，取决于两个原则："差别和分离的原则"以及"共同体和共同利益原则"。[4]按照比瑟姆的观点，差别原则关系到这样一些特性，它们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分以及前者凌驾于后者之上的权威而辩护。在这一原则的要求下，权力规则只有在选择了合格的、排除了不合格的，并且确定了强者的统治和弱者的服从性的条件下，才是合法的。另一方面，共同体原则要求统治者的权力应当服务于共同的利益。它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联系起来，并表明，通过与前者合作，后者在既定的权力统治下是可以获得好处的。

如果民众在这些原则上的信念与政权的权力规则不协调，那么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就是有缺陷的。合法性的缺陷有可能来自权力规则的变化，或者权力规则不变，而"信念的变化剥夺了支持规则的基础"，或者"环境的变化让现存的对权力规则的正当化不再可信"。[5]基于这一背后的动力，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并不是一次性且永恒地确立的，而需要在一个持续的合法性进程中不断重建。

将比瑟姆的合法性理论运用于对官方话语框架的研究，我们认为，推行官方话语框架旨在回应政治精英所觉察到的合法性缺失。政治精英通过恢复民众对精英的领导能力及其服务公共利益的意志的信念，将自身的权力运作框架化，从而应对普遍的不满。[6]这样一个持续的合法化进程可以被描述为政权的领导者和民众之间一个永久的反馈循环。[7]如果民众对新话语框架的反应显示，精英们没有能使权力规则与民众的信念相一致，而被感知的合法性缺陷依然存在，或者出现了新的合法性问题，那么精英们也就需要修正他们的框架化活动，以便创造更具说服力的话语框架。[8]话语框架的成功或共鸣取决于它们的一致性，取决于它们是否符合社会的"文化储备"，也就是它们能否顺应现存的文化表述、文化遗产和文化象征，以及它们是否与受众的日常生活和经验紧密相关。

由于官方话语框架的发声者绝不是唯一的，我们认为，在国家媒体和宣传中传播的官方话语框架，是一个政权下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们为解释支配权而进行斗争的产物。一旦统治精英决定采用一个特定话语框架，就意味着它进入了不同政治行为体为解释性权力而相互争斗的公共领域。由于具有威权和使用媒体的特权，国家被认为在这种争斗中具有天然的优势。在威权主义政权下尤其如此，例如，在中国，媒体处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党中央和国家机器可以利用广泛的宣传系统传播框架。尽管这一情形也适用于民主国家，但是官方话语框架化在威权主义之下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因为威权主义缺少合法化的另一手段--选举。

为了巩固合法性，官方话语框架不仅力图强化民众对统治精英领导能力和他们服务公共利益的意志的信念，也提供了意识形态框架，以主导对具体政策和事件的解释。通过将个别的框架整合进一个大的图景，这一总体的意识形态框架，不仅确保了不同的框架之间的协调，也将它们纳入了国家的集体记忆，并以此保证了它们与国家的"文化储备"相一致。

在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上，我们采用了米歇尔。弗雷顿（Michael Freeden ）的定义，他对意识形态的界定建立在他对政治观念的理解的基础上。这些观念"本质上是可以争论的"，因为针对不同的观念环境，它们允许不同的诠释。因而，意识形态也就可以被看作是容许争论的政治概念的组合，它通过将不同的政治概念放入一个特别的观念背景之下，从而赋予这些概念以涵义。在这一概念组合中，既存在对于意识形态的同一性起着重要作用的核心概念，也存在重要性较小的外围概念。[9]因此，当有新的概念进入意识形态，或者原来属于意识形态一部分的概念被放大或者剔除，以至于意识形态的中心和边缘发生了变化时，就会出现意识形态上的变动。

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将官方意识形态看作一组经过整合的政治概念，它通过官方的阐释和更新，被用来强化政治合法性。尽管官方话语框架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就发声渠道和目的而言区别不大，但是它们在观念范畴上很不相同。官方话语框架处理具体的对象、问题和情况，而官方意识形态要抽象和复杂得多，因为它需要将不同的概念纳入一个更大的图景。因此，官方话语框架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关系可以看作是相互支持的：官方话语框架将意识形态的一般性概念运用于日常政治生活，从而以实在的内容充实了抽象的理论建构。另一方面，官方意识形态作为官方话语框架的理论背景，通过在不同话语框架与它们的主要概念组成之间建立联系，创造出了一幅更大的图景。

在共产党统治下，这些理论背景尤其重要，因为，共产党通常认为自己是一个科学组织，标榜其政策制定源于理论基础。[10]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发生急速转变的时期，官方意识形态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要为话语框架提供观念基础，正是这些话语框架主导着对转型过程中的成就和问题的阐释。这样一个长期的视野，或者说一个大的图景，将举国的集体历史记忆与一个被允诺的美好未来联系了起来--它的实现则有赖于领导者为公共利益而奋斗的决心。

由于在合法性的背景下，官方的意识形态与官方话语框架追求的是同一目标，因而我们认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变化与官方话语框架的变动是相对应的。另外，考量它们是否成功的标准也是一致的：为了产生共鸣，它们需要建立在既有的文化叙事上，同时需要兼顾正在发生的社会、政治变化。因此，官方意识形态和官方话语框架的变化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适应和连续交替发生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案例

在本节中，我们将用上述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案例。中国领导层的政治说服值得加以分析，首先是因为，中共在近些年里更新了宣传机器，同时也致力于将党的意识形态现代化，这显示出，它认为政治说服是应对被察觉到的合法性缺失的重要方式。其次，尽管长期以来威权政体都被认为缺乏合法性，但是对许多研究者而言，这一普遍结论并不能适用于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都保持了非同寻常的高度合法性。

尽管中共领导的政府总体上获得了很高的政治信任和普遍的支持，但是近些年来，在中国的学术界和政治精英中对合法性危机的讨论还是非常活跃。除了诸如苏联解体这样的外部因素，因合法性危机产生的担忧主要源自经济增长下降的可能性，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构成了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另外，数十年来快速而不可持续的发展也产生了诸如社会不公、环境恶化等严重问题。这些转型过程中的缺陷不断被发现，并诱发了广泛的不满，而这在中共看来，已经对政权的合法性构成了威胁。与此同时，中共通过革命创造的历史合法性的耗尽也困扰着统治精英们。对于年轻一代领导人而言，他们不具备与中共的革命历史相关的个体关联，对他们而言，中共传统意识形态的很多要素不过是明日黄花。针对这一状况，最近几年来，中共日益重视政治说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