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雷振 孟天广：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中经济投票行为研究

摘要：“经济投票”理论为分析公民投票行为内在机理提供有效的观测窗口。伴随我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民主选举的蓬勃开展，针对投票人投票参与和投票选择等行为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已有研究中由于存在样本选择，资料来源，研究方法取向等问题，无法从严谨的学术视角提供经济投票理论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本文在对经济投票理论展开全景性回顾和归纳性评述的基础上，首次基于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实证地分析农村基层选举中经济投票理论的现实影响。研究发现，年龄与投票行为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社会经济地位对投票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经济状况和主观社会地位来施加，政治涉入程度越深的村民更倾向于积极参与，认为“经济发展比民主重要”的人群更愿意投票，“经济评价”对投票行为只发挥了很有限的影响。“经济投票”理论对中国农村基层投票行为的有限解释力可能受理论局限性、经济投票测量问题、中国当前重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以及村庄的异质性的影响。

关键词：农村基层选举；经济投票理论；投票行为；实证检验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导语

日常话语中的基层民主可区分为基层政权民主建设、基层党内民主建设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民主建设。就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民主建设来看，自1988年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后的首轮县级村委会试点选举，到1997年底全国80%的村委会进行两届以上直接选举，之后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对村民自治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其“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是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以及随后大部分省市制定了“村委会组织法实施办法”和“村委会选举办法”，完成了相关地方法规的立法任务；再到新近党代会报告中进一步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为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村民自治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我国村委会民主选举制度建设工作进入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阶段。

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民主建设充分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同时由于对其人民民主能力训练的期待和对未来中国民主进程图景的望也激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浓厚兴趣。特别伴随社会急剧转型，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其中“最突出、最核心的变化就是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 1这种利益结构的变化深刻影响着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民主选举的投票行为，因为人们参与政治，基本的出发点是力图“通过影响和推动政治决策来达到某种利益追求。” 2格林，沙皮罗曾经提出过一个描述选民的选举理性行为的公式，其认为如果投票行为产生的福利和所期望的集体收益超出了选举成本，选民将会权衡平衡账目和选举相反的一面，即选民将去投票，此时公式表达为：

PB+D>C

该公式把每一个公民的投票行为计算特定为四个参量：B为选民因自己选择的候选人当选而得到的私人的情感或者金钱等方面的收益，P为加权系数，指手中选票影响选举结果的机会率；D为选民选择的候选人上台后推行政策给该选民带来的利益；C是选民选举付出的成本。 3这个理性行为模式表明选民基于一种对候选人当选后的经济发展期望是构成其投票行为和投票选择的重要因素。

因此，本文认为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民主选举过程中选民对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的感知、评价和对候选人当选后对经济发展提升的预测等与其投票行为具有相关性。由于这种基于经济利益发展认知是如何影响村民选举中投票参与和投票选择一直缺乏系统深刻的研究，下文首先在回顾国内外有关经济投票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历程，之后从国家层面和区域市县层面反思经济投票理论相关实证检验，最后基于“2008年东亚民主动态调查（中国）”数据的农村样本，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选举的经济投票行为进行针对性分析，最后给出经济投票理论在中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投票行为的实证结果及进一步研究深化的路径与方向。

二、相关文献回顾

（一）、经济投票理论评价

20世纪以来西方理论界对选民投票行为 4研究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生态学研究路径（Ecological Approach）、社会学研究路径（Sociological Approach）、社会心理学研究路径（Social-psychological Approach）、经济学研究路径（Economic Approach）等各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形成了诸多形色各异的投票行为理论，像议题取向投票（Issue Voting）、回顾性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展望性投票（Prospective Voting）、个体的经济状况（Pocketbook Voting）、分裂投票（Split-ticket Voting）等等 5。在上述西方投票行为理论诸分析流派中，虽然经济学研究路径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得以进入，却呈现异军突起之势，无论其理论影响力还是现实解释力都大大推进了投票行为研究的前进。

特别是唐斯（1957）《民主的经济理论》出版之后，大量关于经济政策与选民投票支持关系的文献蜂拥出版。此类著作对以下问题纷纷发问：国民经济表现结果会影响选举吗？这种影响效应在什么条件下增加或降低及重要程度如何？为什么经济因素在1980年代美国总统选举中有着重要的影响，而最近30年却逐渐式微呢？为什么投票支持行为在短期内会随着经济变化而变化？为什么经济因素对英国的首相选举结果影响持续显著而对荷兰却截然相反？为什么经济影响投票的显著性在德国要比意大利高等系列问题 6。以上这些作为经济投票理论核心内容所试图回答的问题广为传播并日益占据重要的研究地位。而早期古典经济投票理论已得到相当的投票经验支持：即选民在经济情形良好时候赞同现任者，在经济恶化时否定现任者。但这种单一解释模式忽略了其他理论维度的测试，特别是针对经济政策延续性、经济效果显现滞后性及投票人社会地位等作为经济投票理论内在变量的考证都还没有被仔细探讨过。部分学者也意识到古典经济投票理论解释力的单薄，他们通过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调查，并对一系列经济项目进行分析后认为经济因素对选民的影响有三种路径：效价（valence，意指关注个人目标与需要）、地位和遗产，并认为将上述路径整合后的分析维度至少解释了短期经济因素与政治投票行为的关联 7，但经济因素对于选举结果决定性关联的重要程度却是在不断变化的。

随着研究的推进有学者认为选民的投票决定不仅仅依据经济结果来对候选者进行“奖励（赞成票）―惩罚（反对票或弃权票）”这种简单的裁决。他们认为具有工具理性的投票者倾向于选出最具胜任力的候选人，也就是说投票者只是利用当前经济信息去预测候选人未来执政的胜任情况 8。但理性投票人究竟能否利用经济信息评估出现任者的胜任能力以及对于政治家为寻求再次当选而操纵经济表现的情况该如何去分辨呢？当发生外部不可预测的经济震荡时（即使这种震荡可能与执政者的政策表现无关）如何影响他们的投票抉择呢？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回答则强调选民对侯选者的相对竞选能力也有着理性的期待 9，并希望他们的投票能对竞选成功后的政策制定偏好产生影响。

经济投票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增加研究变量，体现出研究者对投票行为分析的逐步全面深入，但理论的建构离不开实践的检验，并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补充和完善。特别是在伴随着“新政治科学运动”及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强调采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方法对政治现象进行定量分析和经验研究的路径也迅速将经济投票理论带进实证检验进程中。

（二）、经济投票理论的实证检验

1、国家层面的经济投票验证

随着经济投票理论影响的扩大，对其实证研究首先体现在对单一国家经济投票行为的个案验证，如分析美国总统选举中经济因素扮演着何种角色。学者通过对1948-1978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数据分析，发现居民每年的可支配收入与执政党得票率几乎是完全正相关的 10，这一简单而重要的发现吸引了其他研究者采取更丰富的数据和案例来对此进行验证（如Bartels，Zaller，2001；Hibbs，2006）。另外还有学者按照经济与选举关系的框架对美国国会竞选进行了相关研究，如克雷默（Kramer）在1983年分析了美国国会1886―1964年的选举情形与当时经济情况之间的关系（后期还有如Lewis-Beck，Rice，1992；Kiewiet，Udell，1998），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出像对总统选举结果与居民收入研究那么显著的结果,即聚合数据没能验证出国会选举结果与经济表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如Alesina，1993；Erikson，1990）。也有学者分析美国公众对现任执政者经济政策表现的评估是如何影响其投票决定的，此类研究从最初对个体经济状况的判断逐渐扩大到了对整个国家经济形势的判断，如菲奥莉娜（Fiorina M.P.）发现美国选举中国家经济走势明显影响到个人投票决策，后期学者通过更大样本数据和更完善的模型进一步验证了菲奥莉娜的结论，并证明国家整体经济形势对选举决策的影响高于个体经济状况的影响 11。

虽然目前已发表了大量针对美国的经济投票理论实证研究文献，但由于不同学者的研究采用不同的研究路径和数据，因而所得结果不具有可比性和参照性。这种实证研究的困境使部分研究者将目光转向非美国的国家实证研究。在对其他不同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投票理论验证结果并不理想，美国之外的特定国家研究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经济情形与政府声望的相关性，经济情形与选举回潮的相关性，经济前景与投票选择的个体动态等。新近安德森等人采用1997年英国大选前后的面板数据探讨投票行为与选举后经济发展的关系，通过采用关于态度形成的心理学理论来研究英国工党和自由民主党支持者的投票行为，他们发现投票行为对经济评价产生影响体现在选民想调和自身投票选择和经济评价之间的不一致性，以使他们的态度和投票选择相符合。这也意味着选民对选举后经济的看法至少有部分内源于其投票选择。他们同时发现经济投票的横截面模型可能高估了选民经济认知对投票的影响，以及内生性经济认知可能会危及作为民主问责机制重要来源的经济投票质量 12。但针对安德森所指出的“经济看法关乎党派偏见，因此经济表现对政治支持的影响被夸大了”的观点，同样有学者予以坚定的反驳 13 。

此外，对丹麦、德国、挪威、意大利、波兰等国家研究同样引人关注，这些研究发现个体层面经济投票理论影响在不同国家是高度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