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欣欣 毛德儒：党内民主与保持党的纯洁性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的讲话，深刻阐述了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2012年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习近平同志又以《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为题，强调要不断增强党的意识、政治意识、危机意识、责任意识，为保持党的纯洁性而不懈努力。作为一个有着90余年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从思想上建党、立党、兴党，始终保持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随着改革开放逐步进入“深水区”，面对日益多元和复杂的社会变迁，中国共产党能否以适当的政治理念为指导，通过践行党的民主原则和人民主权的政治理念，深化党内民主改革，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成为化解各种矛盾和危机，保证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

一

“纯洁”一词本义为纯粹洁白、没有污点，常被用来形容一人、一组织或一团体的纯正洁净，大公无私。党的纯洁性则是指党的肌体的整体纯洁，主要体现为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廉洁自律等方面的崇高坚定、纯正完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重视自身纯洁性的保持，并将其视为生命线。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要“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毛泽东认为，决定党的性质的不是党员的阶级成分，而主要取决于领导者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只要我们党始终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始终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并为解放工人农民受苦大众而奋斗，则不论它内部组成的成分如何，它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维护群众利益、维护党的威信，我们党发动了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题的“三反”运动，清除了党内一批大小蛀虫，向全国人民表明了党维护其自身纯洁性的决心。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党政官员接触经济事务的机会急剧增多，导致权力寻租现象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党的传统价值理念的式微，使一些党政干部失去了对党的认同感和忠诚感，党对其干部和官员的控制只能依靠仍不完善的制度约束，导致控制的效能大大降低，很多人因此迷失了方向。在此过程中，不仅旧体制中原有的官僚化倾向有可能卷土重来，而且由于不同程度上削弱了以“为人民服务”、“人民民主”、“社会平等”等为标志的党的传统价值理念的制约作用，加上市场经济中逐利意识的猖獗，其危害程度甚至要远远超过其他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1]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反复告诫，全党同志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和侵蚀，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只有不断保持纯洁性，才能提高在群众中的威信，才能赢得人民信赖和拥护，才能不断巩固执政基础，才能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

民主是最好的“保洁剂”，是防止和抵御各种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的重要屏障。实际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国时起就在力图探索一条既不同于西方多党竞争式议会民主道路，又有别于苏联斯大林的集权政治体制模式，而完全中国化的民主新路，以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历久弥新、党的纯洁性永不变质。但遗憾的是，受中国近代以来长期革命的路径依赖的影响，以及传统中国缺乏民主实践与民主经验等因素的制约，这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理解的民主观念，并没有能实现对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式民主”范畴的超越。这种“革命式民主”的最大特征，就是只将民主当做一种实现具体政治目标的手段与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早在1943年给彭德怀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就曾严厉批评过彭德怀“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毛泽东认为，谈民主不能从普遍原则出发，而只能从当时当地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在毛泽东看来，民主只是一个方法，要看用在什么人身上，要看干什么事情。而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毛泽东又再次重申：“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毛泽东关于民主的论述中讲得最多的是民主态度、民主作风、民主关系，而对有关民主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等方面内容的论述严重缺位。由于将民主当做了单纯的工具和手段，以党领政的政治体制，既缺乏法律条文的约束，又没有制度框架的保障，加上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对高度集权的需要，在这些综合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虽然毛泽东经常在全党强调，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但党的民主集中的集体领导体制和商量政府的民主政治，还是很容易就变成了“一言堂”的个人领导和“真主意、假商量”的独断专行。从而使得毛泽东晚年的民主新路探索走上了歧途，而始终没能建立起一种落实民主的长效机制。这既是毛泽东晚年民主新路探索悲剧的深刻性所在，也是我们党务必引以为戒的宝贵教训。

在现阶段，依靠简单继承和套用以往的群众运动或党内运动的方式，以及单纯依靠党的内部纪律和行政权力，都已不能保证“保洁防腐”取得满意效果。唯有从现实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思想现实出发，更多借鉴各国政党建设的一般经验，更加充分地在党内发扬民主、深化改革，更加严格地依法治国、严惩腐败，更多地依靠制度的力量、监督的力量、信仰的力量，才能保持我党的纯洁性。[2]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自身的民主建设，“为人民服务”作为执政理念也一直被高度弘扬。但受封建传统、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和革命型政党斗争哲学等因素的影响，严厉管制的政治生态使党的民主建设存在着不少问题。在建国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横向的行政权力愈益从政府机构转移到党的组织系统，并形成“以党代政，党政合一，党政不分”的基本政治格局，给中国经济社会正常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弊端和隐患。当“文革”宣告结束，邓小平就曾大致总结了导致“文革”期间政治生活出现严重问题的根源，并将党的民主原则的破坏放在首位。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邓小平又特别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因此“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鉴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要防止政治的腐败与蜕化，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就必须通过高度弘扬和切实践行我党的优秀政治传统――人民民主原则，从党内民主改革开始着手，逐步在党内民主、社会民主与人民民主三者之间造成一种良性互动。

客观而言，民主政治在世界的广泛传播，其主要原因并非西方的强力推行，而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所必需。将民主简单地等同于“西化”，使很多人看不到民主政治的本质，而只是简单机械地聚焦于西方的一些具体制度表现形式，如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实际上，民主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制度形式，几乎是一国一个制度，其本质是竞争、透明、参与和政治责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民主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但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表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从神圣的天赋权利出发来把握民主，只是将民主单纯理解为作为人的内在要求的存在物。马克思主义不否认民主是人的内在要求，但同时更看到了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在阶级社会必然会具有阶级属性、民族属性和群体属性。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受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作为党的政治理念的“人民民主”概念具有如下突出特征：第一，突出显示了民主与专制的对立，现代民主与传统政治的对立，也就是说突现了民主的反专制性和现代性(反传统性)。第二，民主被认为是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之条件。第三，民主具有平民大众政治解放的特征。第四，民主具有群体主义而非自由主义的特征。[3]上述特征决定了，深化党内民主改革，保持党的纯洁性，必须从我国的具体语境和现实出发，去努力发掘现有体制中的民主潜力和民主基因，而不是将西方民主模式往我们的现有体制中生搬硬套。

二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就深刻认识到，以社会主义民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之所以必须，首先是因为所有来自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必须由政治改革来保障；反过来，所有阻碍经济改革的障碍也必须由政治改革来消除。但由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被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所抑制，政权生存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领导人的优先考虑。但民主政治又是大势所趋。实际上，民主的问题并不会因经济的发展而自动消失。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的出现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对所有人都稳定的并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力，另一个必要条件是没有掠夺行为。这两个条件只有在稳固的、尊重权利的民主体制中才有可能获得。因此，通过深化党内民主改革，保持党的纯洁性，以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顺利推进，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尤显紧迫。

首先，西方式政党是通过选举轮流坐庄的，它们的人民至少在形式上还拥有决定谁上台执政的权力。而中国共产党得以长期巩固地执政，主要得益于自上而下建立起的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既是任何其他政党都不能与之相比拟的政治优势，又隐含着脱离群众、趋于寡头化的政治风险。而要不脱离群众，就必须通过相应的民主机制，密切联系群众，善于接近群众，以赢得群众的绝对信任。共产党政权必须保持其政权的开放性，有效吸纳和整合社会力量，始终代表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否则就难免蜕化为封闭的“城堡政治”，最终遭到绝大多数民众的唾弃。在这方面，苏共亡党的教训足为前鉴。“苏联共产党不仅是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所搞垮，也是被它一直宣称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4]中国共产党在传统意义上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人民解放军和党政机关干部五大群体的利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十五大以来，党已经开始认真考虑该如何代表新兴阶级和社会团体的利益。但如果没有能够吸引和凝聚全社会各阶层的先进分子的政治价值目标和信仰追求，没有这种思想上对党的宗旨的高度认同，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绝难得到保障。因此，如何在社会经济成分和社会组织形式日益多元化，人们的物质利益、就业形式日益多样化的社会，保持党的先锋队属性、保持党的政治先进性，真正落实从思想上建党的传统，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其次，尽管中国共产党仍是列宁主义式政党，但很多内容实际上已发生了变化。因此，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不能再仅凭传统的群众路线和政治运动，更要在科学执政的规范下大力发展民主。建国后的曲折历程，已然说明了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的重要性，“1949年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只要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领导集体就稳定，也容易达成政治共识，促成中国发展的繁荣；反之则不然。中国稳定的关键是政治稳定；政治稳定的关键是领导集团的稳定；领导集团稳定的关键是领导体制制度化、民主化、规范化和程序化。”[5]在这方面，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更具借鉴性。国民党的党国体制虽也曾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设计了党内民主制度，但受传统社会残留的影响，加上长期战争体制的存在，导致党内民主在实际运行中产生畸变，民主集权蜕变为领袖独裁。由于缺少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不但在党内造成了难以遏制的腐败，“党政双轨制”在实践中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党政两条系统的利益纷争，大大增加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效率，激化党政矛盾，严重腐蚀了它作为现代革命政党的形象和力量，最终导致了惨重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进步，就是改变了毛泽东时代那种“革命思维”和“阶级斗争”方式，不再通过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方式，以求维护党的纯洁性，而是通过温和的增量式渐进改革的方式，以党内民主的完善与加强去实现社会主义领导体制的自我革新。中国共产党若想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以人民民主为基本框架，在加强党内民主上狠下功夫。通过逐步增加党和国家各项制度中的人民性，让人民来参与国家制度，分享国家权力，在体制内实现利益表达、利益代表和利益协调，最终实现从以行政方式治理国家的政党向以法治方式治理国家的政党的转变。

最后，中国改革开放所创造的惊人成就不仅是经济性的，而且也蕴涵了深刻的政治内涵。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民主虽然使人们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自由和平等，却没有能力消除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剥削和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