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皇凤：变革型政党：对中国执政党建设历史经验与未来愿景的一种理论解读

我们身处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具体涉及从传统迈向现代、从计划转向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三重社会转型。现代性、社会流动、市场体制与现代大众传媒全面影响中国社会，中国的政治体系面临着巨大的参与压力，推动着中国政治的渐进转型与国家治理的理性化和民主化。社会转型与制度变革在中国社会呈现出三大后果：现代制度体系的兴起；社会基础性结构的断裂与巨变；社会价值体系的革命性变革，中国社会真正实现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今天的中国政治而言，尽管其总体的政治结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没有发生重大改变，但其内部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尤其是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均已发生根本性变革，中国政治在静悄悄的革命中实现了渐进的现代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的核心能动者，履行着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双重功能，其自身发展和转型的经验和趋势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成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借鉴领导学的相关理论资源，对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未来愿景进行一项探索性的学理分析。

一、构建变革型执政党：中国政治转型经验的再审视

中国的社会转型就结果而言是相当革命性的，而转型进程整体而言却是平稳有序的。在实现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过程中，如此巨型的政治体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同时基本确保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和有序性，创造了人类社会变迁史中的奇迹。2002年时，中国还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到2011年，它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000多美元提高到5432美元。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制造工业国、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对世界经济贡献率达到20％[1]。长期以来，中国政治转型经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盖因人们对政治发展与转型的片面理解，认为民主和民主化就是政治改革的全部，由于中国迄今为止没有出现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激进的民主化改革，所以中国只有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而没有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事实上，民主和民主化固然是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宏观层面的政治权力结构调整和政治制度变革固然重要，殊不知政治权力运行机制的完善与国家治理方式的变革对于政治改革而言，同等重要。尤其对于一个具有现代价值诉求、基本制度体系完善的政治体系而言，第二个层面的改革可能更为迫切和有效。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轴心地位，其自身发展和变革的历史与未来则成为解读中国政治转型经验的关键变量。目前，中国共产党继续执政，执政基础不断巩固，执政能力不断提升，党员队伍规模不断壮大，党的各项事业焕发蓬勃的生机与活力，正如凯瑞・布朗所言，“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成功者和胜利者”[2]。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一直是成功者和胜利者，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适应和主动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发展经验证实：执政党自身的现代化与理性化是中国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核心线索，成为有效驾驭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的变革型政党是中国政治转型的基本图景。

变革型政党和交易型政党[3]是基于不同的政党―选民关系模式的一种分类方式（主要区别参见表1）。交易型政党是基于西方代议民主和多党制条件下的一种政党行为模式，政党和选民之间主要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选举竞争所创造的政治市场塑造了政党和政治家的基本行为方式。政治家、官僚和选民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满意度）的最大化而理性行动。政党制定一揽子政策，主要是为了吸引选民，以便于在选举中获胜，而选民则投票给那些将为自己的利益提供最好服务的政党或候选人。在变革型政党模式下，核心的领袖集团是一群追求公共利益、具有公共精神的高尚之士，具有极强的超越性和开创性，并凭借政治领袖的个人魅力，通过党纲明确国家的发展目标和未来愿景，有效动员选民超越自身狭隘的眼前和局部利益，是一种适合变革时代的政党行为模式。一般而言，变革型政党呈现出典型的超越性与创造性、开放性与包容性以及回应性与调适性等基本特征。

首先，超越性和创造性是变革型政党的本质属性。变革型政党作为一种纲领性政党，具有明确的组织目标和发展愿景，通过党纲彰显其理想社会图景和行动指南，以实际行动建立与民众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纲领性政党一般不同于选举性政党，可以超越选民偏好与短期利益。中国共产党具有科学而明确的行动指南，其执政功能主要通过“用组织性消化外部性”的模式来实现，也就是将具有不同利益，甚至是利益相互冲突的群体纳入共同的组织之中，通过组织内部的纪律、训规、再分配及教育等弱化矛盾的冲突性，使之服从于国家的长期利益，并最终满足各群体的利益[4]。超越性确保变革型政党具有极强的政治行动能力，而创造性是变革型执政党的本质特征。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MariaEdin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使用市场力量再造自身的过程中，显得非常富有创新精神。”[5]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的理论与意识形态创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性成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调适能力的基本保障。

其次，开放性与包容性是变革型政党的外在表征。政党开放性包括内部开放，即通过党内民主建设，推行党务公开，保障基层党员的民主参与权利，激发党组织内部的生机与活力；也包括外部开放，即政治过程对媒体、民意和各社会群体的利益开放，保证利益表达渠道的开放畅通，同时党组织通过政治吸纳不断招募社会精英，改善党员的社会构成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素质结构，以增强党的社会凝聚力和号召力。政党的开放性是有效吸纳社会精英、迅速回应社会需求、保障执政有效性的重要前提条件。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政党体系，中共党员不以财产、种族、职业等对参与者进行鉴别，而是通过政治信仰、行为表现等遴选和招募成员，使得党具有巨大的开放潜能。执政党的开放性扩大了其包容性，有效巩固了其合法性基础，保障了党的执政有效性。而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战略显示出列宁主义政权包容阶段的基本特质[6]。最为重要的体现就是，随着新兴经济社会精英的涌现，党开始与经济改革中的新兴阶层（如私营企业主、科技和知识精英等）进行合作并吸纳其入党，并通过创建商会等法团式机构连接私营企业，中国共产党显示出强大的组织渗透能力，以及与新兴经济社会力量的协作能力，并有效缔造新型的政党―社会关系模式。

最后，回应性和调适性是变革型政党执政能力的集中体现。政党回应性是政党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社会经济环境，尤其是人民群众在不同时期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和政治期望，通过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和公共政策的适应性调整，及时满足人们新需求与新期望的能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主题。中国共产党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拓宽公民与各社会群体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渠道，有效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复杂而多元的社会需求和政治期望，不断增强执政党与政府对社会需求的敏锐性与回应性。政党调适性（PartyAdaptability）是指政党组织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即在一个经济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迅速转型，社会阶层、利益格局、政治文化日益革新且多元分化的条件下，执政党及时变革内部治理结构及其社会治理体制与制度，不断改善和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以便能够对环境的变化作出适当反应的能力[7]。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AlexeiShevchenko认为，中国共产党面向市场作出了“创意性导向”的适应逻辑[8]。而沈大伟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创新和组织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适应”措施，其所推行的系列政治改革相当有效地应对了党所面临的多重挑战，有效维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力，中国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政治体制――“兼收并蓄型国家”[9]。面对急剧变革的内外社会经济环境，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造其组织形式与内部治理结构，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种党内治理制度，稳步提升社会治理的制度化与法治化水平，适时调整执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之间的制度化关系，不断提升对内外执政环境的适应能力和主导能力，以此增强执政党的内部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其调适性得以不断增强。

二、以政治开放增进执政党调适性：构建变革型政党的历史经验

“开放”是中国政治模式的核心，政治开放有利于遏制体制性腐败，有利于拓展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中国政治的兴衰和政治过程的开放度紧密相关。由于一党执政格局的长期延续，在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中国主要选择“内部多元化”来实现政治开放，即政治过程向各社会利益群体开放，各种利益先“内部化”，由执政党代表和整合多元的社会利益，并通过现存政治体系和现有的制度、政策框架协调利益[10]。政党开放性既是中国政治变迁的主要动力，也是中国执政党变革的基本取向。面对不断变迁的社会结构和充满挑战的外部环境，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开放变得更具包容性，有效动员了各种社会群体的政治支持，增强了对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内外环境的回应性与调适性。构建变革型政党的中国经验，主要包括：

首先，对人类所有的优秀政治文明开放，大力推进理论与意识形态创新，是不断增进中国共产党调适性的核心举措。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是转型与发展的前提，是体制改革和制度、政策调整的先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精英一贯主张大胆借鉴一切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并且，当代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都是共产党人对人类优秀政治文明主动开放、积极借鉴的结果，如真理标准大讨论、市场经济大讨论、姓社姓资大讨论等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在生存压力、地缘政治竞争和制度示范的强烈刺激下，从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中汲取经验教训，并通过实施有效的政策回应国内外的诸种挑战。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意识形态创新不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发展开放，而且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开放，积极推进党的执政理念的创新发展，为增进党的调适性奠定了科学而坚实的理论基础。“三个代表”解决了党的传统理论中阶级基础过于狭窄而不能吸纳新兴社会力量的局限，为执政党对社会各阶层开放和重新调整党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党的第五代领导集体对“三个代表”思想进行了民本式的重新诠释，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等全新的话语体系，以引导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不仅更加强调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社会主义内涵，而且也有效容纳了中国儒家思想和现代政治价值体系中的某些元素，更加关注社会平等与公平正义问题。“中国梦”、“美丽中国”和“民族复兴”，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共执政理念的新诠释彰显了全国人民对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企盼，而对现代政治价值的倡导与承诺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现代变革型执政党对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主动学习和积极借鉴的有益成果。中国共产党通过主流意识形态的融汇性，不断注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现代主义、历史文化等元素来增强其执政的合法性。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变化，既符合中国外在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也有效协调了中国传统、现代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正统话语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继承与创新的复杂关系，从而为党继续执政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理论与意识形态创新成为执政党组织建设和制度变革的引擎，开启了执政党建设和国家建设战略性互动的新时代。

其次，党的组织体系对各种新兴的经济社会力量开放，在开放式建党的过程中成就开放型政党，有效的组织建设和政治吸纳策略是增进中国共产党调适性的基本着力点。政党根据社会的变化而做出政治纲领、组织结构的调整，是政党维持生存常用的有效策略。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宣布阶级斗争的结束，并且不断通过组织建设和组织网络渗透的方式拓展国家治理空间，建立党与各种新兴的经济社会力量之间的制度化联系机制，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逐步趋向规范与和谐。建国后，入党和工作分配长期重视动员的技能和政治可靠性。但在改革开放时代，经济现代化这个新的工作重心需要重视党员干部的实践技能和技术知识，亟须党能够与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首要推动者建立直接联系，积极吸纳新兴的经济社会精英入党，就成为开放式建党的重要战略举措。中国共产党积极对自身的组织形式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做出相应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