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明德：对中国民族关系的十点认识

［摘要］民族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都十分关注、认真思考和妥善处理民族关系。中国古代处理民族关系的政治智慧、历史经验及思想观点，对我们正确处理当今民族关系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民族问题无小事，要积极而稳妥地处理好民族关系。现阶段的民族关系是中国历史上较好的时期之一，中国是处理民族关系较好的国家之一。战争与和好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两大主题。互信是民族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要深入加强民族互信教育，大力倡导各民族之间相互信任、坦诚相见。妥协是一种智慧和境界，处理民族关系需要以大局意识和战略眼光为前提的互相妥协。“汉化”与“胡化”是中国民族关系历史上的一种自然现象。中国民族关系内容丰富，范围很广，需从四个维度进行研究。各民族都要积极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关键词］认识； 民族关系； 观点； 意义

一、民族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国历代政治家都十分重视民族关系，我们常讲的汉唐盛世，常说的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比较和谐的民族关系则是重要原因之一。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唐太宗在和大臣们讨论问题时，就明确说，他一生最关心的、朝思暮想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庄稼的收成，二是民族关系。这两件事解决好了，是他最为高兴的事情。唐太宗之所以把这两件事情看得那么重，这是因为在古代农业社会，庄稼是丰产还是歉收，直接影响着人民的生活，直接影响着社会能否稳定。简单地说，农业丰，人心安，国家稳。而民族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边疆能否稳定，边疆能否稳定又直接影响着中央政权是否稳固。唐太宗之所以能成就“贞观之治”的大业，并不是偶然的，我个人认为，最关键的有三条：一是善于听取各种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以减少重大决策的失误，即纳谏。对政治家来说，纳谏最需要的是肚量。二是他特别会用人，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尤其是重用了一大批少数民族的精英，甚至一度出现了“重夷轻汉”的倾向。这些少数民族的精英为唐王朝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在战争中，他们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为唐朝的统一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据史书记载，唐太宗对前来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大都封为中郎将，其中五品以上的就有一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几乎占当时五品以上官员的一半。另外，唐太宗的 21 个女儿，就有 8 个嫁给少数民族，占 38%。三是他很会处理民族关系。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办法，值得我们总结。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唐太宗对他们真心相待，与他们建立了深厚感情，赢得了他们的爱戴。比如，突厥处罗可汗次子阿史那社尔“率众内属”后，唐太宗对他非常器重，委以重任( 封其为左骁卫大将军、交河道行军总管、毕国公、兼鸿胪卿等官爵，典卫屯兵) 。突厥贵族阿史那思摩( 颉利可汗的族人) 在跟随唐太宗出征高丽时，为流矢所中，唐太宗把口贴在他的伤口处，亲自为他吸取淤血。突厥贵族契何力在跟随唐太宗出兵高丽时，在白崖城被刺客高突勃刺伤，唐太宗亲自为他敷药。唐太宗死后，阿史那社尔和契何力为了报答唐太宗的知遇之恩，都主动请求为唐太宗殉葬。在唐朝做官和到唐朝朝贡的数百名少数民族听到唐太宗去世的消息后，都悲痛欲绝，有的剪去头发，有的拔出佩刀在脸上乱划，鲜血直流，有的割掉耳朵，血流满地。从这几个事例中可以看出，唐太宗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建立了亦君亦友的关系，既是国君，更是朋友。在朝廷上，他们是国君与大臣的关系，在私下里，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关系。由此更能保证当时民族关系的良性运行。

二、中国古代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观点在当今仍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从中国古代历史来看，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和普通民众都对历史和现实的民族关系做过深入思考和深刻阐述，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的思想观点，有些思想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如“四海一家”、“天下一统”、“抚之在德”、“亲仁善邻”、“以水洗血”(以德报怨) 、“偃武修文”、“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因俗而治”、“夷狄亦人”、“爱之如一”以及“推诚布信”等思想观点，其中“大一统”思想对中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大一统”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这一理论最晚在春秋时期就有了萌芽，战国时期已经定型。在《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中就出现了“大一统”的概念，《诗经》中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体现了“大一统”观念。到秦汉时期，大一统理想不仅变为现实，而且成了主流思想，即董仲舒所概括的“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此后，大一统观念成了维护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理论基础，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都要强调、追求和实践大一统。汉族政治家在追求大一统，少数民族政治家也在追求大一统。而且，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汉族政治家实现过大一统，少数民族政治家也实现过大一统。秦始皇于公元前 221 年消灭六国，实现了统一大业，建立了秦朝。秦朝是个短命王朝，只统治了 15 年就灭亡了。公元前 202 年，刘邦称帝，建立西汉。秦汉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开端时期，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按照历史文献的记载，在整个春秋时期，秦一直被视为少数民族( 戎狄) 。秦始皇统一中国，与秦人由戎狄而认同于华夏有一定关系。

西晋有过短期的统一，但很快就出现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南朝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北朝从北魏统一北方到分裂为东魏、西魏。后来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然后，北周消灭北齐； 581年，北周被隋朝所取代。

隋唐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时期。隋唐王朝都是由曾鲜卑化的汉人建立，而建立唐朝的皇帝，一半是汉族血统，另一半是少数民族血统。比如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独孤氏是鲜卑族，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是鲜卑族，唐高宗李治的母亲长孙氏也是鲜卑族。由此，朱熹就明确说，唐朝“源流出于夷狄”。

北宋王朝统治 167 年，后来中国南北分别由汉人和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所掌控。

元明清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确立时期。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清朝是满族建立的。

由此可见，在统一中国的秦、汉、隋、唐、北宋和元、明、清 8 个朝代中，汉朝、隋朝、北宋和明朝 4 个王朝是汉族人建立的，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清朝是满族建立的，秦在当时被视为“戎狄”，唐朝皇帝身上都流淌着少数民族的血液。

还有一个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就是在中国古代分裂时期，也有一些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在高调呼吁大一统，在积极追求大一统，在努力实现局部地区的统一。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大分裂和大融合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一方面，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都反复强调自己的正统地位； 另一方面，汉族和少数民族都以统一中国为己任，而且也都完成了局部地区的统一。例如，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秦苻坚在位时，就消灭了前燕、前凉和代国，一度统一了北方。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先后消灭了西秦、北燕和北凉，征服了柔然，完成了统一北方的战略目标。再如，宋辽夏金时期，汉族人建立的宋朝、契丹人建立的辽、党项羌族人建立的西夏和女真族建立的金，各个政权的政治家都高举大一统的旗帜，试图实现统一中国的理想。从结果来看，辽实现了东北地区和北方地区的统一，西夏实现了西北地区和北方局部地区的统一，金则实现了东北地区和北方局部地区以及华东局部地区的统一。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之后，都想实现更大范围的统一甚至统一整个中国的目标。

综上所述，“大一统”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各族人民共同的追求目标； 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历史，都为中国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民族问题无小事

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历来就是十分复杂和非常敏感的问题。

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等交织在一起，既涉及到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综合内容，又涉及到语言、地域、传统习俗和心理状态等诸多因素，使民族问题更加复杂。尤其是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交织以及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的交织，加剧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因为我国是个多民族、多宗教国家，有的民族甚至是全民信教，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往往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宗教对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会产生很大影响。如果对宗教问题处理不慎或不当，就会影响民族关系，激化民族矛盾。而且，我国现有 30 多个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他们在血缘、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民族在国内的问题会引起邻国的反应，从而可能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时，有些民族散居于欧美等世界各地，同一民族有着某种天然联系。在国内发生的问题往往会影响到国外的同一民族中，国外发生的问题也会很快影响到国内的同一民族中，甚至会出现一方有事、八方呼应的局面。还有国际敌对势力经常把民族问题作为“分化”、“西化”中国的突破口，不断插手中国的民族问题，企图把中国国内的民族问题国际化。这些都使民族问题极具复杂性。

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往往体现在群体性或整体性。一旦因为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引发的事件，往往会引发民族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并有可能从单一问题波及到其他方面的问题，从局部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问题。

历史上和当今世界上许多冲突和战争往往是由于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而引起的。

从世界历史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的诸多因素中，民族问题起了重要作用。即使东欧巨变、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的崩溃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民族问题有关。例如 19 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德国、法国、俄国等国家的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支配了这些国家的内外政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德国的泛日耳曼主义、法国的复仇主义、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以及塞尔维亚人的大塞尔维亚计划，为充满明争暗斗的欧洲国际舞台制造了引发敌意与对抗的众多危险因素，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从现实来看，只要我们放眼全球，就会看到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战争和冲突接二连三地发生，许多战争都与民族和宗教问题有关。这里仅以 2010 年上半年发生的事情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据英国BBC 网站报道，1 月 7 日意大利南部的一些白人青年打伤了几个非洲移民，当天晚上，数百名非洲移民，涌上罗萨尔诺的街道示威，他们高喊“我们不是动物”的口号，高举“意大利人是种族主义者”的标语。随后，示威演变成骚乱，导致 67 人受伤。据伊朗新闻电视台( PressTV) 报道，1 月 18 日，苏丹Koul 和 Anyang 两个部落发生冲突，21 日冲突激化，造成至少 24 人死亡，16 人受伤，另有 5 人失踪。6月 10 日深夜，吉尔吉斯坦南部奥什市的一家赌场里，一些吉尔吉斯族青年与乌兹别克族青年打架，发生群殴事件，随后演变成大规模的骚乱，并蔓延到其他城市。截至当地时间 14 号，已造成至少 102 人死亡，1367 人受伤。而欧洲观察家及俄罗斯媒体指出，这次骚乱共造成约 2000 人死亡。有媒体宣称，吉尔吉斯斯坦的这次种族冲突是 20 多年来最严重的种族冲突，已经使吉尔吉斯斯坦陷入种族战争。从中国古代历史来看，不少战争是在不同民族政权之间爆发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官兵和普通群众均参与了交战。另外，许多冲突和战争也大都与宗教有关。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民族关系不断改善，但由于种种原因，仍然会发生一些令人痛心的事件，如1993 年发生的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脑筋急转弯》事件，引起了全国各地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的极大愤慨，以至于甘肃、宁夏、青海、陕西等地相继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仅甘肃省参加游行的就超过了 20 万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是比较普遍的。所以，我们经常讲，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事关祖国的统一、边疆的巩固、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反复强调民族问题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