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水：网络政治参与视角下的政治稳定研究

网络政治参与的特征与功能分析

政治参与是指政治主体为了维护和实现自身的价值，依据政治系统固有或认可的程序和规范，采用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参与选择政治领导、影响政治决策和监督政策实施的政治运行过程，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治体系的生存方式和运行规则。网络政治参与就是公民以网络为途径介入政治领域，参与公共事务的议决、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从而影响政治体系的生存方式、运行逻辑和政府决策过程的政治行为。

(一)网络政治参与改变了民主政治的特征和运行方式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以传播速度的快捷性、传递内容的广泛性和参与的便捷性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技术基础，带来了公民政治参与的革命性变革。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曾经说过，“网络媒介是传统媒介的掘墓人”[1]。网络不仅仅是技术工具和传播平台，其突破了传统媒体由于时空间隔而导致的信息传输的种种障碍，网络的自由性和平等性极大地激发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兴趣和热情，从而突破传统民主模式的诸多局限，使政治参与的结构不断分化，在削弱政府集权控制能力的同时不断增强公民政治沟通的能力。网络参与有利于培育公民的民主理性和宽容精神，从而拓宽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诚如科恩(Carl Cohen)所指出：“如果一个社会不仅准许普遍参与而且鼓励持续、有力、有效并了解情况的参与，而事实上实现了这种参与并把决定权留给参与者，这种社会的民主就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民主。”[2]一方面，网络技术的无中心化弱化了科层制下的等级观念，消除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界限，有利于突破臣民文化的心理障碍，使所有公民都可以像政治精英和技术专家一样平等地接受和传播信息，平等地参与网络论坛。这种无中心化的传播方式使得社会控制从传统的单向支配衍变为双向互动，公民个人获得更多参与的自由和更便捷的参与方式。约翰・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就认为：“因特网让个人更有机会就公共事务发言。”[3]另一方面，由于网络权力表现为一种技术权力(Techopower)，在网络空间中拥有更大自由活动权力的是那些能够控制网络空间和因特网技术的技术精英，因而网络又把网民分解成两张网，一张是高高在上的精英集团之网，其相互之间是网状结构而非传统的层级结构；另一张是低低在下的绝大多数网民参与的大众之网。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就此指出，各个高技术国家的政府所面临的一种潜在的可怕威胁，来自于国民分裂成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两部分所形成的下层阶级与主流社会之间的鸿沟实际上随着新的传媒系统的普及而扩大了，这条大峡谷一样深的信息鸿沟，最终会威胁到民主本身。[4]

因此，网络空间里政治权力的争夺不仅表现在蒂姆・乔丹(Tim Jordan)所说的技术精英和个人之间，还表现在政治家和技术精英之间。个人在网络中获取权力主要是通过设立密码或代码等来抵消技术精英的主导地位，技术精英则通过对网络走向的控制来增强个人对网络技术的依赖，而政治家则从社会政治稳定、政治系统良性运行等角度来对网络技术加以控制。如何平衡网络空间里的权力争夺，正如哈耶克(Hayek)曾指出，“多数决策的权威性并非源出于即时多数的意志，而是源出于对某些共同原则的广泛同意”。相反，如果“无视对多数权力加以限制，从长期来看，不仅会摧毁社会的繁荣及和平，而且还将摧毁民主本身”。[5]因此，只有数量而缺乏质量的政治参与，无益于民主政治的发展。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政治参与将有利于保护少数派的权力，同时对多数权力加以制约。因为，在多数人难以达成共识的网络背景下，经过网络整合的少数派权力往往能够充分凸显出来。“以那些能最有效地动员自己特殊利益部队的人为特征的时代即将到来。少数派的否决取代了多数派的表决。”[6]少数派权力的凸显将改变政治权力的配置方式和政治系统的运行模式，并对民主政治所标榜的“多数同意”原则构成实质性挑战。因此，网络背景下广泛的政治参与和少数派权力的凸显，将成为网络时代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征和政治生活运行的重要方式。

(二)网络政治参与蕴涵巨大的整合功能

网络政治参与改变了传统科层制的政府运行模式。科层制之间信息的沟通是以直线方式进行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依赖上层。”[7]而网络参与是呈网络状传递的，科层制的直线型信息传递模式被网络所替代。克里斯・安塞尔(Chris Ansell)通过对西欧国家政府治理结构的考察，提出用网络化的政体(The Networked Polity)来代替传统科层制组织形式。[8]在网络化政体中，国家“嵌入”社会之中，通过与社会组织网络的合作来实现公共治理的目标。

网络所具有的交互性、多媒体和超链接等特性，为网络信息的收集、交流和传播提供了平台，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网络“舆论空间”，网络政治参与藉此蕴含着巨大的整合功能。首先，整合网络信息。利用网络的优势，把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等形式的媒体信息通过网络集聚起来，并根据点击率和回帖量把“焦点”信息遴选出来，形成媒体力量的共振和互动，从而把问题放大，形成强大的“聚焦”功能。[9]其次是整合网络民意。将网络舆论的论点整合起来，通过网络的聚焦和共振形成网络主流民意，进而将主流民意关注的对象塑造成为社会的焦点事件或热点问题，吸引社会各阶层的注意力，重构舆论的组织结构。网络依靠这种议程设置功能整合民众的关注点，完成对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进而影响政府的公共决策。再次是重构媒介民意的表达结构。网络政治参与造成网络民意结构的变迁，使得民意表达的主体结构从精英主导变为大众共享。传统媒体由于资源有限，能够利用和参与媒体议程的主要是政治精英和学者专家，这些所谓的权威掌握了传统媒体的话语主导权。而网络参与的平等性、匿名性和自由性使得普通民众能够参与其中，构成网络民意的主流，打破了精英对媒体和公共话语权的垄断。同时，网络参与导致民意表达的形式从单维到多维、从间接到直接的转变。传统媒体的民意表达是单维度的，难以形成对话和互动；网络参与的互动性则实现了从单维到多维互动的变革，使媒介具有了“公共论坛”和“街角”、“公园”的性质。[10]此外，由于网络参与导致议程设置模式的变化，网民不再满足于单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可以主动发布信息和观点，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对政府处置突发事件甚至舆论引导能力产生压力。所以，网络政治参与某种程度上正在开始改变传统的权力格局，有学者甚至认为在网络背景下强势的政府官员已变为“弱势群体”，受众和传播者之间的界限进一步模糊。[11]与权利结构变化对应的是权力结构的调整，这一方面表现为网络权利表达会遭遇权力规范与控制，另一方面表现为网络民意对公权力的分享和监督。因此，网络参与对传统媒介民意话语权利结构的变革必将对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有利于拓展舆论空间，畅通民意渠道，形成对权力的制衡。总之，网络政治参与蕴含的巨大整合功能改变了现代政府的治理环境和模式，引发了话语权的改变、权力格局的变迁，对社会政治的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12]

政治稳定与网络政治参与的辩证逻辑

(一)政治稳定的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虽然阶级斗争及其冲突的学说占有大部分篇幅，但其中“许多著作都试图显示：意理、价值与行为模式在不同之阶级层次如何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13]。甚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相信一种无冲突之社会体系出现的可能性，恩格斯曾预言所有与政治相关的冲突都将结束，稳定将是未来社会形态的主要存在形式。在其后，李普塞特对政治冲突与政治稳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强调将政治稳定和协调平衡作为研究政治冲突问题的核心和目的。[14]迪尔凯姆(Durkheim)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认为政治稳定是型塑完美政治人格的前提，政治人在一个封闭的、稳定的政治结构中会享有最大的政治自由，因而导致政治冲突的空间有限。“一个开放的政治结构，政治人在竞争、分层结构中会感到受压抑、非人格化、被疏远和异化。为此就要设计能够整合这种态势的政治机制，而政治冲突机制作为减压阀，能够成为维护多元的、动态的政治稳定的手段。”[15]

政治稳定是个内涵极其丰富的范畴，其体系内含三个相互作用的范畴：政治结构、政治稳定和政治冲突。传统政治学经常是把政治稳定和政治冲突作为对立的范畴来研究，而对其内在的关联性研究甚少。政治稳定“作为一种政治结构的运行状态，它又以政治结构规范整合效力的有效发挥和运行的有序性体现出来”[16]，有学者认为它包括稳定的政权体系、合理的权力结构和有序的政治过程三个层次[17]；也有学者认为它包括国家主权稳定、政权稳定、政府稳定、基本政策稳定、政治生活秩序稳定、社会政治心理稳定六个层次，只有各层次都相对稳定并处于良性运行状态，才能有整个政治系统的稳定[18]。关于政治稳定的形态，多数学者持相同的观点，认为政治稳定从不同角度看形态各异。从政治系统与外部环境关系的角度，可以分为开放型政治稳定和封闭型政治稳定；从政治结构的角度，可以分为专制型政治稳定和民主型政治稳定；从事物质、量、度的发展规律方面，可以分为质变型政治稳定和量变型政治稳定；较为常见的是从人类历史的现实表现角度将其分为静态政治稳定和动态政治稳定。但政治稳定并不是单一的形态，有时几种形态结合在一起，形成复合型政治稳定。[19]

笔者理解的政治稳定是指一个政治系统虽然面临社会环境的种种压力以及政治冲突的威胁，但政治主体能够采取一系列调节措施，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消除影响稳定的相关因素，避免政治动乱，在解决政治发展矛盾的过程中保持原有的基本结构和基本性质，保持政治运作的秩序性、规范性和连续性，政治结构处在相对的动态平衡状态，各种政治冲突处于相对缓和的状态。[20]任何社会的政治发展必然触及政治权力的再分配和利益的再调整，必然带来一些不安定因素，政治不稳定、政治冲突等在所难免。达尔(Robert A. Dahl)把“涉及国家政府的冲突称为政治冲突”[21]，政治稳定就是要求政治主体具有应变能力，化解或缓和这些政治冲突。

(二)网络政治参与视角下的政治稳定

塞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论证了一国政治稳定与否取决于政治制度化程度与公民政治参与进程之间的比率。在政治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如果过分启动公民政治参与进程，势必危及国家的政治稳定。网络所拥有的互为主体性、跨地域性和去时间性等特质促成了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独特内涵，“虚拟技术的发展使政府的行为随时处于大众的监督之下，它的内政和外交的透明度越来越高，受到的牵制和约束也随之增强。媒体的转化和舆论工具向个人手中的转移彻底改变了国家和个人的关系”[22]。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政治参与的扩大，信息的传递呈现多元化和多路径，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对信息发布与控制的权力逐渐弱化。正如托夫勒所言：“电子计算机对政治体系带来了难以数计的冲击。那些集中化的大型电子计算机也许将增加国家对个人的控制能力，但非集中的、小型的电子计算机网络却会加强个人的力量。”[23]因此，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主体只有控制适度的社会动员，逐步推进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才能保持国家的政治稳定。

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有着密切的联系，既可能成为政治稳定的维护力量，也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制造者和催化剂。网络参与所蕴含的强大聚合功能为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在网络上聚集、组织和动员提供了便利，但这种聚合有可能成为影响政治稳定的不利因素，成为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隐患。首先，网络参与容易造成制度外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网络参与是一种广泛的、自由的参与，网民并未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通过正式的组织体制参与政治过程，只是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观点，聚焦众多网民的注意力形成网络民意，以此影响社会舆论的走向和政府的公共决策。同时由于网民偏于年轻化，年轻人处在青春期，思维更活跃，容易产生叛逆倾向和另类思维，意见表达往往夹杂着偏激的情绪、片面的观点甚至极端的理念。因此，网络民意有可能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心声，也可能只代表了部分利益集团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