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特雷：中国的政治改革及其影响

从西欧的角度出发去评论中国的政治改革，实际上是从自己的阵营出发去作出评论，这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一样，怀着一种好为人师的感情，认为自己实际上完全了解（甚至毫无疑问地了解）政治体系――民主，所以按照自己的标准给其他国家毋庸置疑地评判打分。[1]首先是成绩最好的，其他的则被列入落后的行列，使用一些惯用的评语，通常以类似学院的风格严格地标明退步或进步：“还可以做得更好”，“努力不够”，“最近有所松懈”等等。

这种做法甚至在20世纪末获得了最高度的发展，即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该书引起了大量的争论。作者由此蜚声在外，我们发现他本人也在若干年后成为了国际争论的话题。福山认为：“在过去几年里全世界都认识到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它不仅战胜了世袭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而且在最近还战胜了敌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推断：“历史终结意味着自由民主制将成为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对于那些逐字逐句甚至缺乏教养地中伤《历史的终结》主题的人，他补充道：“黑格尔和马克思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换言之，他们都设定了一个‘历史的终结’；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则是共产主义社会。”[2]

与之在意识形态方面相协调的是，1989年夏天，这本著作传播开来时，中国还仅仅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十分缺乏理论的指导。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日益开放，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当然，自由主义的宣扬者可以同时自我安慰，欢迎中国回归或是迎接迟到的“市场经济”，而顺便忽视了它实行社会主义并毫不犹疑地把中国归类到资本主义行列。不管怎样，《历史的终结》预言的政体上的同一迟迟未能出现。[3]

中国因此长久地被同时定义为渐进的“资本主义”和仍旧古老的“专制独裁”：这个新生被打上中等分数和差分。这种定义在我们的世界里被广泛地认可，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左翼人士，他们借此表现得更为严厉，甚至惩罚中国，将分数降到更差。

在这里，我们毫不避讳地反对这些老师和他们的这种双重意识形态标准的评估。这首先是因为认识的发展。我们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政体，尤其是民主的认识在加深，我们不以既定的模式（更不是帝国主义所鼓吹和追求的合法的政治和军事干涉）去衡量评判，而是同中国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大对话，向它提问，来学习和增加认识。当然，学习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但也同样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世界其他国家。不从过去固定的方案出发给发展中的中国定性，而是从变化或稳定的当代现实出发，力图得出一个可能的共同前景：和平、相互尊重、政治自由和社会公正的世界。

实际上，中国道路的特点不仅仅在于它已被证实的差异性，这是西方无法复制的，还在于它是全球积累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成果集中的初步体现，丰富多样，没有模式，既非空想亦非现实。

一、保守主义还是坚定不移？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许多西方学者理解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变动，而是一种以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体制为重点内容的改革。这预料到了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意识形态的失望。正因此，我们这些西方人才对现今中国政治体制的一切规划、改进、进步和其他修正感兴趣，它是我们的反命题吗？唯一重要的是要知道：中国将在什么时候结束它的政治体制，回归我们的阵营，在何时让西方强国们重新宣示“权利”？

每次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都保留让《历史的终结》的信徒们恼火和厌烦的仪式。比如十八大报告开篇即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然而这还不是全部，国外观察家们被迫去听其他一些话语，其中很多已经在世界其他地方被遗忘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民主集中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更不要说那些装饰了（红旗、镰刀和锤子、红星）。

这些共产主义标志多得让人吃不消，以至于《世界报》记者急切地捕捉新任总书记在他简短的讲话中“没有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提科学发展观……另外的创新是，他使用了‘同事’而不是‘同志’”[4]。但是讲话的法文翻译版本还是使用了同志和社会主义。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记者的主观愿望而不是现实。

但是每个人也可以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历史方面更加独特的有中国共产党过去30年特色的表述。这些表述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

二、谦虚谨慎还是安定的力量？

即使中国人表现出对西方模式的抗拒，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出相反的结论，换句话说就是确信已经形成了相反模式。中国丝毫没有打算输出政治模式，更不想要军事上的输出。这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疑惑和软弱。但最起码这种谦虚谨慎和对其他国家的尊重值得借鉴学习。

抛开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看法，一些欠发达国家的经历对此做出了证明：需要力量和勇气来与众不同，不管怎样，不要向《历史的终结》宣扬的主导模式屈服。否则的话，炸弹、政变、炮火声将蔓延开来，节节逼近（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等等就是如此）。

但中国的崛起与它显而易见的和平安定不无联系。它新近不断增长的强大引起了怀疑但同样获得了尊敬。这个古老而骄傲的文明国度，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依靠自己构建了它的力量。另外，当中国渐渐准备好做世界老大[5]，背靠许多与帝国主义有不同程度争执的地区强国，再加上它领导世界的抱负，可以理解，这种对信仰的坚定不移也是因为“安定的力量”。安定不是天真。中国的军费开支和美国相比微不足道，但美国却为此焦虑，甚至怀疑它被低估了。在21世纪初期，面对霸权主义，没有一个国家，包括中国，感到是安全的。

除了军事力量的关系――这一点几乎所有的观察家都同意――中国的成功得益于30年来稳定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建立在表面的墨守成规上，另一方面建立在充分规划好的决心上，决心走一条深刻变革的道路，步调独特，开拓一种前无古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根据以往的经验，一砖一石地铺路。

中国体制已经由历史证明了其合法性，走自己的道路，并且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这给中国带来了自豪感。但其他体制（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政体）中的某些因素也产生了影响并且引出了下面这个有复杂涵义的问题：在这些社会、政治尤其是民主价值中，有没有什么普适的东西？

三、经济和社会发展

所以有必要探索一切而且不能忽视现存或已经消亡的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毫无疑问，自由主义者将更多看到的是其用意识形态来掩饰薄弱的政治改革计划而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在它的经济社会基础上建设政治体制。

我们恰好在其中确定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处理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尤其应该着眼于此。生活水平的矛盾和差距、生活条件、土地使用、各种不公平、贪污腐败、环境污染，多种多样的与全社会相关的观点意见带来了大量的扩大的冲突。官方关于罢工和游行的数据就能说明问题。他们的一些对手或中伤者欣喜若狂，他们甚至认为，如果这一切能引起20多年前像东欧那样的政体颠覆就再好不过了！中国人主要因为两个原因而担忧，而这两点在西方经常被忽略。在过去，内乱曾迅速地席卷中国。而在西方，动乱通常很容易被输出（因为根据传统机制，要通过创造外部威胁来稳定内部管理）。第二个原因是第一个原因的结果：缺少政治较量的传统，这种较量是双方协商一致而组织的。中国人总是担心政治较量会带来混乱，对稳定、和谐、稳固的担忧又要求他们去面对，去回应，因为这些反映了整个社会的需求。

在资本主义大国，几十年的游行、罢工和其他表达不满的运动并没有推翻体制，而之后制度反而会借机改进、调整一些社会文化均衡问题，甚至因此不费力地化解了一些新近的顽固反对派。确实是这样，但在中国却不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阴影还萦绕不散。

那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稳定（也包括一些改变）持续的保障吗？对于自由民主派来说，这是亵渎！只不过是拒绝政治体制变革的借口，甚至是默许的堕落腐化！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说，如果首要发展集体和个人的幸福生活不是目标的话，那什么才是真正的目标呢？

自由民主派公开发出嘲笑了。自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只制造出了亿万富翁、不断扩大的社会差距和贪污犯！检举中国新出现的不公平（这些也不可否认）掩藏不了西方真正的忧虑，需要竞争的忧虑。十几个亿万富翁（毫无疑问和中国共产党自己文件上引用的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道德”相悖）当然削弱了史无前例的减少世界贫困的业绩[6]和“缩小贫富差距”的最新进展[7]。但是目的却在别处，西方是为了自求心安，确定资本主义确实是唯一可能的制度，并且相信大家无论如何都会进入资本主义。这种揭发的真正基础是：“你们没有权利达到我们的发展水平。”对中国的这堂德育课的深层动机也确实有着阶级理由。然而，中国人民想要生活得更好的愿景在他们自己看来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解放全人类事业的一部分。它不能被严格地判定为与社会主义的良好风尚背道而驰。

人民生活幸福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标志。我们反对左倾，同样也反对右倾，更确切地说，这种安居乐业是建立在新兴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的。即使事实如此，有必要这么抗拒吗？生活幸福会因为在这个框架内实现而被玷污吗？因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人民生活幸福的目标，这也应该因为同样的理由被定罪吗？但是，事实上，如果资本主义实际能够带领世界走出欠发达而不是引起更多的两极差异，它就不是资本主义了，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让社会主义替代它了。

西方对中国腐败（大量但受到严惩）的检举也是同样性质的。腐败是中国体制的深刻障碍，但它的出现也有一定的逻辑。腐败无非是违法的贸易关系（资产或劳务交易）、秘密的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像强盗行径那样或各式各样的不正当交易，否则什么才是腐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很多由此而来的类似的合法行为，但是并没有被认定为是腐败。在中国，由于公私两个领域激烈而快速的碰撞，腐败因两个矛盾的现实蔓延开来：一方面是市场扩大带来的成果创造出了更多的欲望；另一方面，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维护法律和道德界限的传统又有着诸多禁戒。

四、民主还是专制？

所以，如果首先提出社会公平公正、国家的角色（是不是提供公共服务）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谈到了政治体制问题，这毫不奇怪。关于这一点，我们回想起了邓小平，他从1978年起就已经作出了规划。事实上，不能企图改动社会中任何一个重要的部分而又想象着社会组成中的其他部分保持不动。

换句话说，当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将它的短视和逃避不断增强的时候，中国开创了对政治经济的宏观调控，资本主义的短视和逃避直接导致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而中国的宏观调控运行了30多年，每个人都承认其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成果。资本主义能把这经济腾飞的功劳归于自身吗？并且，处在危机的漩涡中，资本主义作为令人向往的选择还能坚持多久？在以上二者平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古老的关于“自由生产”和“计划生产”的争论。我们处在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国际斗争的史无前例的新阶段。

有着计划和政治体制的配合，社会主义的主要方法也似乎只是社会主义自身传统的行将结束的遗产。相反，自由民主则保卫着政治的相对独立性。

自由民主，换言之，政治调节社会专制的最先进的形式，最终是由资产阶级实行的。它本质上是中立的政治制度，是单纯的决策机制，根据已经存在的机制（多党制、竞争性选举、公开表达，等等）来看，它可能适用于所有的社会制度。这也是它吸引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原因，他们接受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