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广泰：邓小平晚年思考的几个问题

[摘 要] 邓小平晚年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关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比如，对于党的基本路线问题，提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对于社会分配问题，提出要公平分配，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关于制度建设问题，指出要“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关于农业现代化问题，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关于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坚定地指出“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等等。这些思考是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的深入筹谋，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体系并最终成熟的标志。

［关键词］ 邓小平；晚年思考；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农业经营；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晚年思考，主要指他从1989年11月退休后到1994年底这段时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相关重大问题的思考。当时，国际上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在国内改革开放正迈入新的阶段。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既要不遗余力地集中精力解决发展问题，也要重视和逐步解决初步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邓小平晚年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思考，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研究邓小平的晚年思考，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如何看待改革开放的性质和作用，要不要坚持和加快改革开放，是经历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邓小平晚年思考的重要内容。

关于改革开放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提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不是二十年，因为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他说，要搞现代化建设，使国家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根据他的观点，党的十三大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对于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的问题，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6页。）1991年，邓小平对江泽民等同志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页。）1992年，他进一步从理论上阐发了改革开放的意义：“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他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的我们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由此，他得出结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为了帮助全党正确认识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并阐述了“三个有利于”标准。1993年，他在审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工作总结报告时亲笔写下：“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5页。）

邓小平晚年关于改革开放问题的思考，对于帮助全党坚定信心，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了巨大活力，但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等也会带来相关问题。一部分人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简单地归咎于改革开放，是不科学的。回顾30多年的奋进历程，我们国家过去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繁荣富强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

二、“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3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邓小平晚年最重要的思考和理论贡献之一。

1989年，正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受检验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改革虽历经十多年的发展，但目标不够明确，人们开始争论如何看待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人主张放弃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要求在改革中加大计划经济的分量。更有人把当时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动荡归咎于经济体制改革，指责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在社会对“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中，退休后的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阐述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思想。1990年12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23页。）1991年，他在视察上海时明确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再一次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邓小平晚年对市场经济的思考，摒弃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狭隘、陈旧的观念，突破了“两个等于”的思想束缚，不仅为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十四大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发展开拓了道路。

市场经济怎样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怎样才能做到既搞活经济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这是十四大以后邓小平重点思考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邓小平留下了一个重要指示，就是“四个坚持”。他认为，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会出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3页。）实践经验证明，社会主义是能够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的有效作用能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带来效率和活力，而市场经济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克服缺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对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能简单地将之归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有些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也有市场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的问题。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主义是可以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这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速而稳定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是中国发展道路成功的根本所在。

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是他晚年论述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从1990年4月到1993年9月，在不同场合发表的谈话中，邓小平谈及分配问题就有6次。他直面两极分化的出现，指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有预见性地提出公平分配、共同致富将会成为中国将来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1993年9月，面对日益凸显的收入分配差距，邓小平在与弟弟邓垦的谈话中阐述了自己的担心与思考，他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 他坦言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的问题还困难。强调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他进一步认识到，即使是经济建设搞好了，还会出现一些其他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同样会危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邓小平晚年之所以把“共同富裕”作为思考的重点，是因为这是他毕生的追求和理想。与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一样，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他一再强调这个问题，提醒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要正视并在适当的时候着手解决，正确把握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根本方向，意义非常明确。其一，如果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就是失败或变质的社会主义。这不仅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能否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成败。他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56―1357页。）。生产资料由谁占有，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和在劳动产品中所占的不同份额，它决定人们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和阶级势力。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内涵，贫富分化严重就会导致社会性质发生相反的变化。在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证，因此不能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17页。）。其二，如果不能实现共同富裕，最终也搞不成什么社会主义。因为贫富分化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势必冲击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所必需的社会稳定局面。邓小平告诫我们：“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17页。）他指贫富分化会引发革命是极而言之，是根据历史经验提出的。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和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从社会根源上来说，都是由于出现了贫富极为不均、社会极为不公而引发的。近些年出现的贫富分化现象，虽然是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出现的，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如果贫富分化的现象得不到有效地控制和解决，就可能出乱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就会大打折扣。因此，邓小平强调：“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

邓小平对于解决贫富分化问题提出过设想和时间表，比如先富带后富、“两个大局”、“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对口支援、合理公平分配，他还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56页。）“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同时，他深知这个问题的解决并非易事。他在会见外宾时就说，“要我们所制定的每项政策都能照顾到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