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博伊德：革命性的国家建设：中国模式

由加拿大国际理事会出版的《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在1969―1970年第25期发表了加拿大圣玛丽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R G 博伊德（R G Boyd）撰写的一篇题为《革命性的国家建设：中国模式》的文章。博伊德从西方学者的角度论述了文化大革命前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以及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前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宏观而深入的分析，是最早对“中国模式”进行探讨的文献之一。现在，我国再次面临着转换发展模式的问题，这种历史的梳理将对我们思考转型之路提供借鉴。此外，文章还重点分析了当时中国在美苏对抗的格局下与亚洲国家特别是南亚国家的关系及其存在的问题，这些都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分析当前的国际形势。现将文章主要内容译介如下。?

一?

中国共产党当局最初的国家建设方针是以斯大林式的体制和方法为基础的。与当时的苏联模式一致，中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连锁政府（interlocking government）和党内层级制，通过各种群众组织进行广泛的社会管理，清除了大批真正的和可疑的“敌人”。重视重工业的经济增长战略得到实行，政府采取极端的农产品收购制度来资助资本引入，实行全面的经济紧缩以最大限度地节约开支，同时运用思想灌输和鼓动等手段确保工人和农民的充分合作。拥护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也被争取过来建设旨在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价值观得到普遍接受的社会主义文化；但这反而形成了一种民族主义精神，尽管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的思想权威仍受到尊重。中国接受苏联模式是受到如下两方面的驱动，一是在共产主义学说上存在共鸣这一思想情感，二是期望苏联能对这一新体制的发展给予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斯大林政权的基本特征显然没有立即引起问题，但很明显从一开始要确保苏联政府对中国利益的认可是困难的，而中国必须抵制莫斯科希望在中国获得强大影响力的努力。加强中国体制的民族主义精神，有助于中国政府保持完全独立和限制苏联文化渗透的努力，宣扬“美国敌视社会主义中国”的反帝宣传鼓励了这一精神：中国显然期望苏联明白，过多的要求可能引发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强烈反抗。此种爱国主义情绪的调动帮助中国避免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这是一个苏联主导的旨在促进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经济合作的组织；1954年后，中国媒体向国内及境外受众传递了中国正在努力建设一个完全独立的经济体系的信息。1956年和1957年间，中国支持了东欧国家的自治要求，以此加强了其对抗苏联的影响力，同时通过迅速与不结盟邻国建立友好关系，在东南亚事务中获得了强大影响力，这些新形式的外交增强了中国作为苏联最重要合作伙伴和亚洲主要国家的地位，这有助于中国得到苏联的尊重。?

然而，就在中国政府开始在国际上扮演重要角色时，新问题的出现改变了领导层的看法。1955年苏联的大规模经济援助开始流向中立的亚非国家，其中一些国家已得到非常可观的西方援助。苏联对中国发展的援助额度虽在上升，但比例仍然远低于它对一些非共产主义亚洲国家（尤其是印度）的对外援助。中国在1957年之前达到了相当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国家渴求发展步伐更快，而且很明显，人们一致认为这只能依靠中国自己的努力。这一要求在意识形态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苏联对第三世界进行渗透的新战略（它实际上限制了对中国的援助额度）被认为是苏联体制发生根本改变的结果，这些改变显示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的弱化。苏联的自由化，尤其在斯大林声誉扫地之后，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正在影响苏联的演变。从苏联对亚洲和非洲的外交政策中可以看出它对革命活动兴趣的减弱，对培养“资产阶级”国家的关注度的提升，同时随着帝国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政策的改变，苏联开始追求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存。最终，苏联自身在社会控制上的放松有可能激发如下的危险想法，即它会引起中国体制的松懈。为了应对苏联变化对中国可能造成的不稳定影响，中国领导人希望更有效地行使其权威，更进一步地献身革命学说，从而要同时给发展中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带去更大的鼓舞。因此，中国国内开始了“反右”斗争，民族主义情绪被激发起来以支持加快经济增长的新运动――“大跃进”。于是中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革命干劲，不仅鼓舞本国人民更为努力，而且抓住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想象力。?

这次试图促进经济飞跃的大跃进运动于1958年开始，但由于领导干部一味推动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增长而普遍忽视科技因素，因此经济很快陷入混乱，运动于1960年被迫停止。此后，恶劣的气候和苏联援助的突然终止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迫使其回到相对务实的恢复经济的道路上来，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66年初。大跃进的失败引起党内高层之间的深刻分歧，一派以毛泽东为首，极力坚持党的基本原则，另一派则是更为现实的领导人，主张所有的政策领域都需大力依靠专业人才。共产主义运动的结构因此被打乱，1967年，一个受到强大的军事力量影响的新秩序出现了。?

二?

本着对苏联“修正主义”和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思想（无论它们是与中国的过去还是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相联系）的强烈敌视精神，当局试图进行如下形式的现代化，即在这一现代化进程中，将政治精英和群众改造为全心全意投身于革命的忠诚份子具有绝对优先性。在实施政权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过程中，个人对革命的高度忠诚将帮助战胜一切实际困难。强大的战斗精神主要依靠个人和集体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深入斗争得到培养，这种精神将为中国体制注入无限活力，从而继续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推动力。抑制所有颠覆性思想的努力也需长期不懈坚持下去，因为无产阶级虽已经掌握政权，但针对“资产阶级”的“漫长而曲折”的阶级斗争仍需继续。这种意识形态斗争一旦松懈，就会给非共产主义思想以蓬勃发展的可乘之机，从而削弱政权的社会控制力。?

对抗反革命思想的意识形态斗争以毛泽东思想的名义展开，称这一思想代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发展；它将“统领一切”，对毛泽东思想的“活学活用”优先于其他一切任务。毛泽东主义包括各种革命战略原则，这些原则被认为能够对所有新秩序的政策的实施给予绝对正确的指导。宇宙被视为一个充满社会和物质矛盾的整体，在每一次政治斗争、生产运动、研究项目或医疗研究中，正确的行动方针就是要辨别和利用这些力量的主要矛盾。一般情况下，这需要个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但必须严格遵照更高权威的指令来执行。一切都应以毛主席倡导的行动路线为指导，一切行动都应迅速地、绝对地服从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出的命令。所有人都必须完全地、不加批评地接受毛泽东主义，因此追求知识和专业技能不会因其本身的价值而受到重视。同时，对毛泽东主义的忠诚也体现在简朴的生活方式上，这种生活方式可以抵御“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诱惑，要求自我克制，从而有助于在投身革命的过程中增强战斗性：“厉行节俭是大事，不是小事，这关乎我们在夺取政权后选择哪条道路。只有通过保持和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自我防卫的无产阶级风格，我们才能锻炼革命意志、振奋革命精神、抵制糖衣炮弹、确保我们的党和国家永远不变……我们必须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自我批评和批判修正主义的重要环节。”?

新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所断言的个性改造具有军事性质。这一点并不总是显而易见，但是，它是当代原教旨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发生在体制内部的急剧的权力转移。在新秩序中，忠诚于毛泽东主义的最高形式形成于人民解放军内部，所以主要由军队负责来推动当局广泛的社会改造计划。这已十分明显地体现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管理的文件中，我们必须从军队积极参与教育系统和大众传媒的角度来解读这一点。许多国内的宣传号召民众学习当时的部队英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无私奉献于生产建设，努力为社会谋福祉，因而备受赞誉；他们所有人绝对忠诚于共产主义，服从上级指示，生活节俭，全身心投入工作，在危机面前机智进取，并坚决反对革命的一切敌人。?

国家建设的新道路所具有的军事性质以及作为其基础的革命原教旨主义体现为新兴权力结构中各种强大的集权趋势。各级政府被要求“精简机构”，这实际上意味着权力更加集中。它所清楚反映出来的管理方式建立在军事指挥链发挥的作用基础之上，也符合当代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因为它要求在意识形态上严格一致，同时又担心因此产生反对情绪，于是需要建立一个由少数可信任的人组成的政权。毛泽东思想这一新的学说对权力进行制度化的方式存在集权的倾向，这一倾向与毛泽东式的大规模社会改造将带来群众的热情配合这样的期待有着关联，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政府对于军队当权派的宣传能力似乎信心十足，尽管领导层的政治作风和关于军事管理方法的报道表明，与之前体制的情况相比，当前体制更少将重心放在说服群众上，而更多放在了要求群众服从指示上。自然，新的原教旨主义和统治精英的军事心理往往较少依赖于理性；政策的传达很简短，简洁的政策公告无法引起共鸣，并且表现出对与反对非毛泽东思想的斗争无关的国家生活的其他方面都毫无兴趣。?

虽然新体制带有强烈的军事特征，但新的统治精英将其定义为纯洁的无产阶级专政，由一个业已清除“资产阶级”代表、正在进行改革和重组的共产党执政。工人阶级作为中国最强大的革命力量，正通过其真正的代表当家作主，这些工人阶级代表已与反对无产阶级当政的“资产阶级分子”划清界线，并对其开展了有效斗争。由于许多党的前领导人背叛无产阶级理想，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不得不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可以充分理解的，但长期的理想信念迫使新的领导层思考维持共产党执政的问题；否则，共产主义思想就会被修正。?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最重要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也是唯一一个通过文化大革命保存其革命活力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这一新的中国体制被其领导人认为是对所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巨大激励；这些政党正在其领导下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击败苏联和西方的“帝国主义”。尽管他们强调中国的国家建设是个最佳范例，具有普世价值，但它仍被认为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并且整个奋斗过程体现的精神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关于刘少奇及其同伙的邪恶影响的长篇公告宣扬了毛泽东式的治国方略的目标，这些声明引述了一些间接反对毛泽东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著作，并提到部分人明里打着“共产主义”的红色旗号，背地里却联合起来反对“左派”。这个新体制的建立被赋予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特征，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中国的命运所在，这一专政已通过广泛的内部斗争得以确立，同时也面临众多被中国的成就和它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中的领导地位而激怒的敌人。?

三?

旨在使这个新革命国家存活发展的努力体现了对毛泽东式的意志在如下方面的效果的坚定的、甚至可能是孤注一掷的肯定：建立制度和开展运动、改造人性和激发群众合作、培养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现代社会主义经济。为了取得胜利，他们必须克服众多困难，这些困难来自其政权的治国方略本身以及这些治国方略在其中得以实施的环境。?

鉴于新兴的权力结构正在努力实现较高程度的集权，有序、一致、积极地实施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是可能的。军队拥有最高权力，使其能够向政府和共产党的新机构发出统一指示。然而有迹象表明，高层军事领导之间因为与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部分的五个野战军的亲疏关系而出现了裂痕。在军队精英内部，毛派和专业军事人员之间也有持续存在冲突的迹象，有人攻击这些专业人士反对“人民战争”的军事学说，并与党内的“走资派”有联系。而且，不仅是高层领导，中层甚至低层更是如此，文革中幸存下来的官员与大批被吸收进入新权力机关的活跃分子之间出现派系斗争，同时，许多迹象表明，那些在大规模反对党的前领导人活动中有突出表现的和正努力在新秩序中获得保障和影响力的积极分子内部也出现摩擦。军队领导人正努力消除这些冲突，但显然受到阻碍：文革的氛围促使这些积极分子进一步追求自身利益，与所谓的敌人不断展开斗争以证明他们对毛泽东主义的忠诚，因为任何人一旦放松这种派系斗争就会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因此，军方被迫要求加强其领导力，但它向群众传递信念和热诚的能力似乎并不高。林彪及其大部分同事的政治风格习惯用下达命令来显示影响，但在说服群众方面缺乏经验。同时，军队领导的宣传队虽在政府内部和群众中表现活跃，其沟通艺术却不如以前的党的干部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