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霞：执政党何以避免二次革命

革命的分类与指向

革命的分类和指向。如果我们不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角度划分，而是从革命的触发要素谈革命，是否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类：

1、压迫愈深革命愈烈。列宁：当统治者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而社会低层也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革命就爆发了。列宁说的那种革命是指的客观上的社会矛盾的激化到了无从解决的地步。

2、革命是因政府进行的改革激发社会公众不断升高对改革的期待值，由此而对现实愈发不满而触发革命，这就是托克维尔讲的革命。是指主观因素上人们对于未来有了更多的期待，而现实又不能满足这些期待造成的。

3、领袖发动的、借革命的名义以动员社会力量摧毁体制，来维护自身权力而发生的社会内乱。这大约就是文革，以革命的名义触发的社会大动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解决党内的权力纷争而造成的。

这三种触发要素不同，但革命有四个共同点：一是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高度紧张与尖锐冲突；二是颠覆政权与秩序；三是社会大众的直接入场；四是极端思维与极端情绪引导的极端行为。

如何避免革命，从消解这四点说也许是一个角度。任何执政统治力量都不愿意发生革命，要避免革命，统治集团必须作出极大的有成效的努力。今天的中国是执政党国家化、党国一体，就此中共处在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高度紧张与冲突、政权存亡与秩序失控矛盾焦点上。如何避免执政党领导的改革不可控制地演变成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书之所以是热点，就是因为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执政党尤为忧虑这个问题。

借鉴西班牙

如何避免二次革命，反过来思考即和平推进改革（核心是民主政治的改革）进程何以可能？我们可以借鉴西班牙。

1975年11月原西班牙独裁统治者佛朗哥去世，10 个月后中国的毛泽东去世。这30多年间，两国都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西班牙在30年时间里迅速完成了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的和平过渡，并且成功地保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与繁荣。中国在30多年间，经济从原来濒于崩溃到近乎跨越式发展。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变化，中国社会的分化与矛盾日益明显且呈现逐步激烈的态势，要化解矛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必须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和制度创新，其中最重要的是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西班牙成功实现民主政治转型可以给中国共产党人以五个方面的有益启示。

一、避免革命需要执政力量在自觉顺应民意中为自己赢得新的政治发展空间

西班牙在20世纪经历了长达36年的佛朗哥的独裁统治。“在佛朗哥的最后岁月，所有的人都看到西班牙的政治制度严重滞后，已经到了彻底转折的关键转折点。可是只要佛朗哥还在，就是转不过去。[1]”佛朗哥去世后的一年，新国王胡安.卡洛斯在首相阿尔多夫.苏亚雷斯的帮助下，为确定后佛朗哥时代的政治体制，举行了关于政治改革法的全民公投。78%的西班牙公民参加了公投，其中94.2%的人赞同政治改革法[2]，这一事实使西班牙所有新老政治人物都认识到，实行民主政治已经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于是原佛朗哥政权的一些开明人士悄然松动原来紧锁的专制制度，并且自己也努力跨进民主政治的大门，纷纷组党寻找未来可能的新的政治空间。这说明，当旧有体制内的政治力量不是抗拒历史潮流而是顺应大势，这就不仅为和平推进民主进程减少了极大的阻力，而他们自己也将在民主政治中获得新的生存发展空间。这是西班牙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平稳渐进地过渡而没有引起社会的断裂与对抗，并成功地保持了社会稳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然而，党内有的人一方面对宪政民主过分敏感，另一方面受“打江山坐江山”观念影响很深，实际上把权力看成是党（以党的名义的执政统治集团）的而不是人民的。借鉴西班牙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首先需要摈弃专制主义的王权意识，主动积极深化政治改革（而不是以行政改革来取代政治改革），通过健全民主宪政体制机制来规范与调整党权与政权（首先是宪法基础上的党与人大关系、人大与政府关系）、执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在这一过程中寻找新的政治发展空间，这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政治回旋余地，也必将极大地增强自己的领导主动权。（这种政治空间可以从政党回归社会、服务社会中开掘）

二、改善民生、促进公平有助于为改革提供宽松平和的社会环境

从1950年代起，西班牙进入了一个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方面使西班牙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观，有利于加强佛朗哥的威权统治，另一方面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的问题日益突出。贫富悬殊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压力，容易激起广泛而激烈的社会性抗议活动。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西班牙全年发生罢工事件3156起，而到1976年全年罢工达17731起[3]。这迫使政府正面回应平衡社会利益的问题。

要缓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利益至关重要。还在佛朗哥统治的后期时，政府便着手调整社会政策，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使西班牙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获得了制度性的保障，极大地缓解了西班牙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生存压力。西班牙学者专门指出：“用社会保障换取社会和谐，建立起一种利益平衡，以达到社会和平，这使西班牙民主政治改革获得了更大的稳定性。[4]”同时，西班牙政府逐步开放言论新闻的自由度，并推动建立社会对话机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劳资谈判协商机制。在民主政治改革推进以后，西班牙又在劳资协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政府、企业、工会三方的对话体制。由于有效实行了提升公平正义的社会政策，由于建立了政府、企业、社会三方对话机制并使之良好运转，这就极大地减少了社会不满情绪的发泄和出现大范围社会冲突的可能性。

佛朗哥统治的最后十年所进行的调整社会政策、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劳资谈判协商制度，客观上为后来胡安.卡洛斯国王所主导的民主政治改革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实际上解决了政治改革中社会大众的“在场”和“出场”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西班牙的民主进程中，是各种政治倾向的政党参与了民主转型的政治谈判，西班牙民众并“不在场”。其实，西班牙社会民众并非“不在场”，而是因为前期社会利益的协商机制和一定程度的新闻自由机制，为民主进程赢得了比较宽松的社会条件，西班牙民众默认了各方政治力量的协商结果与渐进性温和改革，从而避免了民众以强烈情绪过度参与政治、大规模卷入政治所带来的社会紧张。

西班牙的经验表明，民主进程中社会大众的情绪是至关重要的。要为民主政治和平进程建立安全底线，需要把调整民生政策与创新民主机制结合起来。首先，执政党要将民生问题、经济问题从政治中分离，通过调整民生政策、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扶持社会弱势群体，平衡社会利益，防止因民生问题而激起民变转化为政治问题。其次，政策调整的作用范围毕竟有限，从根本上说为推进民主政治创造平和宽松的社会环境，更需要制度的公平与正义，政策调整要与创新民主制度结合起来，并由民主制度来保障政策效应。因此，执政党和政府要开放社会、积极培育公民社会，提高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与水平，使执政党、政府能够建立起与社会沟通对话的合作伙伴关系，从而防止社会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被煽动起“民粹主义”情绪，而出现社会与执政党、政府的对峙乃至对抗的局面。

当前执政党尤其不能以简单强制手段来压制社会，而是高度重视保障社会民众的基本权益，建立有限宣泄和有效疏导社会情绪的制度性管道，执政党在民主政治进程中发挥自己的政治主导作用是有可能被社会民众接受的。“产生社会不满的不一定是政府的结构，而是治理的类型。对政治制度进行重大改变不会立即引起公众的愤慨，但运用权力来镇压政治活动却是很少能得到宽容的。”[5]

三、转变政治心态，寻求共识对话与合作

许多学者都指出，原本对立的各种政治力量都放弃了极端思维和作法，转向对话、妥协与合作，这是西班牙和平实现民主转型的关键。代表着政治上的左翼、中左、右翼、中右力量的多方政党之所以告别对抗走向对话，放弃极端走向妥协，最终达成合作，关键在于他们在事关西班牙人民最根本利益的问题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中共也需要转变政治心态，才能在寻求共识中争取主动。这就是我前一段时间讲过的，也在网络上引起极大争论的就是“墙角论”。对中共党来讲，一是民族利益为大。二是建设性的合作心态。力求形成执政党、政府与社会的多元共治。我们必须明确，政府要加强法治保障公民权利，明确建设性合作的主体力量是公民社会，而不能把社会看作是“协同”是“配角”，更不应否定压制公民社会。执政党要回归社会，善于在社会中努力发挥引导作用，而不是把意志强制和强加于社会。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没有把公民社会作为一个建设性合作的主体力量来看，把主仆搞颠倒了。三是扩大体制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执政党一定要扩大体制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理性地认识把握社会的矛盾，以平和的心态看待不同的政治见解，这一点特别重要。

西班牙国王和首相一方面竭力扩大体制的包容性，“把政治反对派们带入旧体制的框架内，一起来展开民主改革的运作”[6]；另一方面通过努力促使原佛朗哥体制中保守的军人势力接受温和改革的做法。西班牙的民主转型表明，当政治改革快步推进的时刻，“几乎是规律，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刻。由于长久对异议的压制，现在只要出现松动的出口，就怕会引出井喷一样的反应。体制外没有合法的政党，也就没有体制内外对话的沟通渠道。最怕的是内外激进派的相互刺激，形成恶性循环。最佳的途径当然是内外温和派的合作。可是，这样的合作如果没有制度性渠道，就全靠双方的悟性，靠双方在几近不交流的状态下配合，这是何等困难而危险的事情。”[7]

因此，“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还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的能力”，“实际上，吸收新的团体进入政治体制，意味着该政治体制权力的扩大。”[8]中共要有自信心，理性地认识与把握社会矛盾与冲突，以平和心看待政治不同见解，并且以制度改革和创新来扩大体制的包容性。

四、尊重、承认与努力实践民主政治基本价值与规律要求

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民主政治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和平管理政治冲突、推进社会进步的政治运转机制，因此民主需要法制；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看，民主政治则是以保障和实现人的权利与自由为终极价值体现，因此民主需要法治。西班牙各方政治力量都承认民主价值的普遍性，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对和平实现民主政治转型基本做法的共同认识和共同遵守，各派政治力量都承认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高世俗权威地位，在宪法范围内开展政治竞争，表达政治诉求和进行政治协商等。

要尊重、承认与努力实践民主政治基本价值与规律要求，就需要全面认识和反思近代人类民主实践中的“姊妹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人民主观的影响。

姊妹革命是指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对人类近现代的民主政治有重大的影响，它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其中既有体现民主规律的文明成果，也反映出民主进程与民主实践中暴露出来的缺点，对当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影响非常深远。近代民主实践的两大革命对我们今天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如何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共同思想前提是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等等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美国革命继承的是英国革命的传统，在赢得独立战争胜利后制定美国宪法，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国家权力体制和联邦制的国家结构，这套体制模式保持了美国社会200多年的稳定。法国革命是群众性的大革命摧毁旧制度，但没能真正建立起巩固和稳定的民主共和制度，而是经历了几次帝制复辟和百年动荡。

美国革命贯穿着理性思考，法国革命充满着激情推动，由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两大革命的鲜明差异与不同结局至少给我们留下了三点教训与思考：

（1）群众性的大革命可以摧毁一个旧世界，但却难以完成建设一个新制度的历史任务。法国大革命中最鲜明的特色是群众性大革命，马克思主义作家在谈到法国大革命时，也通常强调群众运动、阶级斗争、阶级专政。但是，法国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新制度不能有效建立和运转的话，那么群众性大革命之后就将是社会的不断动荡，迟迟难以恢复社会正常运行。而美国人在独立战争胜利之后，致力于集中人类的智慧来建设一个新的宪政民主体制和机制，使美国得以保持了200多年的社会大致稳定。

（2）如果没有制度的控制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