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军 陈朋：民生政治参与与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选择

摘要：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固然面临诸多难题，但是从深层次讲，政治文化转型滞后是关键性的制约因素。在当下中国，政治参与是促进政治文化转型的更有效路径。因此，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于积极推动政治参与。现代社会，民生和民主、民权相互倚重。民生问题的解决既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的满足和维护，又直接影响着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提升和政治体制的优化。因此，以民生为直接指向的政治参与模式具有充足的动力源泉。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而言，民生政治参与的作用是显见的。“政治参与的有效方式→民生政治参与→政治文化转型→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的逻辑关联和发展路径启示人们：树立民生执政的理念和价值取向、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导作用、以制度化的方式来积极拓展参与的渠道和空间、促进民生政治参与的技术提升，是当前以民生政治参与模式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的有效突破口的理性设计。

关键词：民生政治参与；政治文化转型；政治体制改革

民生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合法途径，参与事关民生问题公共决策的政治行为。作为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之一，在中国社会处于转型的特定时期，民生政治参与对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渐进发展，具有较之选举政治参与更大的优势。对该问题的阐明，首先需要对制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关键因素作出准确的诊断，进而“顺藤摸瓜”地分析出有助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的理性选择。

一、制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的关键因素：政治文化的深层规制

虽然“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解决”[1]的论断未免有些绝对化，但它对文化之深层作用的强调并非没有道理。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进一步深化的难题，固然有思想禁锢、非规范的党政关系制约、权力结构功能滞后以及既得利益阻滞等诸多障碍，但是，关键性的制约因素还在于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层规制。

同文化的概念一样，政治文化的定义虽有些众说纷纭，但其核心含义是公认的：政治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政治标志和价值，是一个政治体系集体的历史和目前组成这个体系的所有个人生活历史的共同产物。它植根于公共事件和个人经历之中，体现为一个社会的中心价值[2]。进而可以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制度的文化根基，它以政治制度、体制和政治行为为外在表现形式，“它通过人们的政治心理、政治观念、政治意识、政治信仰对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体系、政治过程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影响及至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舆论、政治发展等方面”[3]。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而言，政治文化能为其提供合法性基础。政治合法性在本质上说到底是政治体系中的社会成员从内心深处对政治权力的深层认同，而这种政治认同正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看，当一种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方式逐渐转化成其社会成员的政治文化时，这种政治制度就具备了“合法性”基础。诸多历史现象说明了政治文化引导社会成员从深层次上认同着政治体系，继而提供合法性的基础支撑。在这种基础性支撑作用下，社会成员坚信现行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方式是合理，“合乎情智的”，因而不愿意去破坏它、违背它。所以，人们不免发出感慨，对于建设崭新的政治制度来说，奠定其物质基础固然重要，但是，倘若没有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的存在并发挥积极作用，即使物质基础再牢靠也许难以避免轰然坍塌的危险。

近现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一直处于向现代性转型之中。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阶段是在20世纪中期。虽然这两次转型都具备一定意义上的积极作用，但终究未能成功，现代政治文化所需的民主理念始终未能战胜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观念―――集权，尊重个体自由与权利的政治理念未得以充分展开，传统政治文化所极力强调的偏狭的集体主义强大无比，惯性十足，从而使得个人权利、自由无存身之地。绝对的权威观念日益深入，以至形成了权威主义，使传统的权威主义人格、权力崇拜心理和人身依附意识日益强化。政治道德主义基于人的美好德性，描绘出了令人艳羡的政治“乌托邦”图景，结果导致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清官祈盼意识、人治观念和人情政治原则。相反，平等、法治意识和自由观念无法生长发展起来。这些因素从深层次上形成了制约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历史积淀。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虽然生长、发育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各种新因素对其发挥直接性的滋润作用，民主、法治、集体主义等构成了当代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但从传统文化中积淀下来的等级、人治、依附等观念依然潜在而又深远，从而造成了主导政治文化的严重扭曲。在政治生活中，政治文化主体一方面萌发出主体意识，希望参与到政治决策之中，表现出较为浓厚的理性色彩，但另一方面又比较青睐“依附主义”，在具体问题上易失去自我意识，被动参与较为普遍，“双重政治人格”成为政治生活中的突出问题。权利意识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个体权利的保护要求虽得以满足，但仍对权力本位敬畏有余而制约不足；平等的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深入而深受认可，但“摆座次、列等级”的等级观念亦非鲜见；政治生活中的“潜规则”不时发挥效用。

综上观之，当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前提条件转移到彻底摆脱政治道德化的束缚，不断强化政治理性化，程序规则不严密不系统等深层次问题时，解决之道就在于寻求文化层面积极因素的支撑。但是，由于政治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两次转型均未能成功，“权力本位”、“人治观念”、“政治道德主义”等思想意识观念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依旧累积，并发挥甚是强久的消极影响。再加上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复合型特征也使得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缓慢。诸多改革举措并非是规则设计得不够详尽，体系不够严密，而是缺乏现代政治制度有效运行的现代文化基础，在执行过程中遭遇到了文化丛林法则，直接消退于制约政治体制改革的“文化自觉”之中。比如，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民主法治，但在实际生活中，民主法治依然艰难，当个人的合法权益遭受侵犯时，他首先想到的也许不是依照制度、法定途径有序维权，而是试图找“熟人”、“把门路”来私下解决。在他们看来，自身参与并不足以影响问题的公正解决，依法维权虽然非常理想，但还是“熟人”、“有门路”更可靠。这无不显示出依附主义、人情政治的阴影。在这种文化背景的积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难度可想而知，即使建立了现代政治制度，也会因现代政治文化基础的薄弱而无法支撑其有效运转，甚至会导致社会民众的政治冷漠。由此看来，要想彻底解决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些难题，理性的办法就是积极促进政治文化成功转型，尽管这一进程并非坦途。

二、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的主要路径：思想启蒙与政治参与

从人类政治生活的实践看，促进政治文化转型的路径主要有两条：思想启蒙和政治参与。中国的政治文化转型也不例外。

1.思想启蒙

启蒙，顾名思义意指启发心智。如果说“判定一种思想文化运动是否是近代型的启蒙运动，关键要看它在批判社会现实与文化传统时，是否着眼于破除传统社会人身依附关系对人的禁锢，呼唤个人的自由意志与力量”[4]，那么，中国思想启蒙的开启之程并不遥远。19世纪中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思想基础的洋务运动，虽然给封建中国带来了一丝丝清新的政治文化新风，但并未真正挽救封建王朝残败的破局。为此，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如康有为总结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的教训，从而提出要效法日俄以实行制度变革，由此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推进到了制度层面。这些思想洗礼，对当时的政治文化转型起到了营造氛围、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然而，囿于这次思想启蒙限于上层部分人士的启蒙，上层的保守派与广大的中下层群众并未受到革命性的思想洗礼，它再次以失败而告终。

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结束封建帝制的政治革命，而且也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它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成新的理论成果―――“三民主义”，大大推进了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进程，助推中国政治文化转型。顺利承接这一转型的是新文化运动。这次思想启蒙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全新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寻找了全新的启蒙舵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尽管这一征程不是一帆风顺，但中国近代政治文化转型的重点指向―――为明确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奠定基础这一重要任务还是基本完成了。

时代在不断进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在国家政权的大力推动下有序推进。尽管由于传统思想变化资源的浸润，与现代政治生活直接相关的民主、法治、理性等文化理念还遭受着专权、人治等传统理念的纠缠和阻滞，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现代思想启蒙进程的深化、内涵的拓展，现代政治文化转型的深度和影响还是巨大的，经过现代思想启蒙全面而又深刻的洗礼，广大公众日渐从思维理念和日常行为上接受了现代政治文化规则，并且愿意按照这套规则参与政治社会生活。

然而，在人作为一个综合利益体的客观现实面前，单纯依靠思想启蒙来促进政治文化转型，总会有其局限性和不彻底性。此时，急需另一种方式―――通过政治参与来满足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继而促进政治文化转型。

2.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简而言之就是普通公众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就其基本功能而言，政治参与不仅可以维护和增进公民利益和权利，而且还有助于提高参与者的社会、政治和道德觉悟、素养。总体上看，政治参与主要从三个方面推动政治文化转型。

首先，政治参与能激发政治生活主体的自主意识。政治文化转型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下产生和进行的，丧失主体的积极参与，政治文化转型将成为空中楼阁。通过社会成员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不仅可以让其切实体会到参与政治生活的实际受益，而且还可以激发其主体意识，缩短社会成员与现实政治生活的心理距离，继而奠定现代政治生活所必需的心理基础。意识到自身与政治体系的权利义务关系，淡化盲目、附从、依赖的消极观念。其次，政治参与能培养政治生活主体的政治效能感。政治生活主体往往根据自身的生活交往感知来形成对政治体系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当其充分体会到因自身的实际参与而确实能影响政治体系的运作和政府行为时，他就会产生积极的政治效能感，进而继续参与政治生活，最终培养出对其赖以生存的政治体系的真挚情感，以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批判建构”的理性态度，对现行政治体系及其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基础作出深刻而全面的反思。再次，政治参与能培养政治生活主体的政治认知能力。政治文化转型说到底是政治生活主体的认知和行为能力转型，“读万卷书”固然能够获得参与的知识和技巧，但毕竟“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出真知”的道理更加深入人心。“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5]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试图以思想启蒙为路径推动政治改革，之所以未能彻底成功，重要原因就是它过多的倚重于思想观念层面的“启发”，而缺少政治生活的“实际演练”，没有转化为政治生活主体的认知。

由此可见，破解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之难题，理性的态度在于深入到政治文化这一深层来分析。而要突破政治文化之阻滞因素，积极推动政治文化积极转型，当务之急则毫无疑问地落脚于积极推动政治参与。

三、助推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的政治参与模式：优于选举政治参与的民生政治参与

在政治参与对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正当性是无须赘言的前提下，政治参与在何种程度上、以什么样的模式有助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则是需要讨论的重点问题。

政治参与模式是政治参与的内容、形式和机制等核心要素的有机融合体。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政治参与模式的历史演变轨迹可以得出简短的结论：政治参与模式既要同民主政治的价值趋向相吻合，更要切实实现政治参与的内容、形式、机制的有机合一。

当前，中国的政治参与逐渐走向理性，参与主体日益广泛，参与方式日益直接，在“参与”日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情况下，人们展开了对政治参与的热烈讨论，讨论主要集中在“适合于中国的政治参与方式”问题上。围绕这一议题，有讨论者认为，基于政治参与对条件的高度依存性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当前中国的政治参与不能过分地倚重选举政治参与，而应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参与主体的技能和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