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泽滨 齐爱兰：“中国模式”：听听邓小平怎么说！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模式”问题讨论得如火如荼，观点交锋莫衷一是。有人认为中国模式是国人的一厢情愿，有人认为中国模式是西方人的发明创造，有人明确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有人坚决主张中国模式要慎提。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事关中国发展的实践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不仅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且对科学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如何对待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将会如何发展？且听小平是怎么说的吧！

一、从概念文本考察中把握“中国模式”

邓小平在构建他的理论体系时，特别注重对基本概念的分析和提炼。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中，赋予了“中国模式”这一概念的重要地位，阐释了它的重要意义。需要说明的是，邓小平并不是一个在书斋里构造体系的玄学家，他表达思想观点时，从不拘泥于某一概念的固定一致，更注重挖掘概念的深刻内涵，有时使用学术性较强的专业术语，使之更富学理性；但更多的使用大白话，口语特点鲜明。这后一特点在他探讨中国模式问题时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是我们在讨论之前必须首先明确的一个问题。

1.大量使用过“模式”一词，明确提出过“中国的模式”概念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反思我们过去在照搬苏联革命和建设经验及做法，总结中国经验教训时曾经使用过“苏联模式”、“苏联的模式”、“俄国的模式”、“十月革命的模式”和“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等提法；在谈到如何对待别国经验时使用过“外国模式”、“别国模式”、“别国的模式”和“别的国家的模式”等提法；在面对压力阐释中国的立场时使用过“美、英、法的模式”、“一个模式”、“固定的模式”等；也提出过“我们的观点、模式”，特别明确使用过“中国的模式”和“中国自己的模式”等概念，并对此作过深刻阐发。此外，还大量使用过“中国式”这一概念，如“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等。

中国词汇涵义丰富，表达同一思想往往可以使用不同概念。一旦我们把握了邓小平表述“模式”概念的丰富词汇及内在涵义后，我们对邓小平的模式论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具体而言，邓小平使用过“方式”、“方法”、“做法”、“形式”等概念。如“苏联的方式”、“僵化的方式”、“不同的方式”、“走这条道路的方式”，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和“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形式”等。显然，这里的“方式”、“方法”“做法”和“形式”，都具有模式的意思。

邓小平也使用过“公式”、“方案”、“样板”、“样子”等概念。如“固定的公式”、“已有的公式”，“定型的方案”，“外国的样板”，“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等，这里的公式”、“方案”、“样板”和“样子”等也具有模式的含义。还使用过“本本”、“框框”等概念。如，“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

邓小平还用日常口语来表达过模式的意思。如用“一套”和“东西”来指代模式，像“西方的那一套”、“旧的那一套”、“外国的东西”等，分别表达的是“西方的模式”、“旧的模式”和“外国的模式”等含义。这一点在完整句子中更加明显，如“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你们西方民主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我们不能照搬你们的东西”。

邓小平也用日常口语来表达过模式的意思。如用“一套”和“东西”来指代模式，像“西方的那一套”、“旧的那一套”、“外国的东西”、“你们的东西”等，分别表达的是“西方的模式”、“旧的模式”、“外国的模式”和“你们的模式”等含义。这一点在完整句子中更加明显，如“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你们西方民主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我们不能照搬你们的东西”等。

由于邓小平的大量文献是谈话记录，在上下文中，有使用定语而省略相关主词的情况，孤立地看不出有模式的含义，如“苏联的”、“西方的”，但把它还原到原来完整的句子中，就能看出它的内在含义。如，“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显然，这里“苏联的”是指“苏联的模式”，而“西方的”就是“西方的模式”的省称。

2.更多使用“经验”和“道路”来表达“模式”的含义

在文本分析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邓小平除了使用模式概念外，还大量使用“经验”和“道路”来表达同一个意义，而且使用次数远远多于前者。恐怕这也是为什么学术界有人不赞成使用邓小平“中国模式”论、而主张采用“中国经验”论或“中国道路”论的一个文本依据吧！

邓小平特别注重总结经验，“经验”一词在邓小平公开文献中出现过约有几百次，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其中许多是用来表达模式含义的。如，“别人的经验”、“别国经验”、“外国经验”、“外国的经验”、“苏联的经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验”、“中国的经验”、“适用的经验”、“最根本的经验”、“我们主要的经验”等，都包含着模式的意义。

邓小平更强调使用“道路”等概念来表达他的模式思想。如“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道路”、“自己应该走的道路”、“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发展路线”等。这里所说的道路，也是在模式的意义来使用的。

总起来说，上述诸多概念，除模式本身以外，用来表达模式含义时，有的意思非常明确，有的则是较为隐晦；有的需要放到当时语境中去把握，有的还要从更深的层次去挖掘。但这些语汇一旦与一个词或句子组合起来后，它的模式含义就分外明朗，这个词就是“搬”，这个句子就是“不能搬”。“搬”字在邓小平公开文献中出现了几十次之多，最多的是“不能搬用”、“不能照搬”、“不可照搬”、“绝对不能照搬”。其后跟的大多是“模式”二字，有时也使用“经验”等。

3.邓小平模式及相关概念使用的几个鲜明特点

根据对邓小平用词和阐释的分析，我们注意到，邓小平模式论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除了上面分析的内容外，尚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他在使用模式概念和相关概念时，有贬义和褒义之分，也有否定和肯定两种态度。如，说某某模式“落后”、“僵化”、“封闭”，某某模式“成功”、“正确”、“有效”等等。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时指出：“经验是两方面的，一种是好的、成功的经验，另一种是不好的、失败的经验。”。邓小平对外国的模式、苏联的模式，大多持贬意和否定态度，对中国模式、或谈话对象自己的模式则持褒意和肯定态度。如，说苏联模式“也并不那么成熟”，“是一种僵化的方式”，说赫鲁晓夫“大话吹破了”；说“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肯定中国“七年多的时间证明，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对我们来说是正确的，有效的。”邓小平对中国过去的模式大多持否定态度，对改革开放后的模式大多持肯定态度。如，说“文革”前：“我们过去多年搞的是苏联的方式，这是一种僵化的方式，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手脚都捆起来了。在国际上是闭关自守。所以，经济虽有发展，但速度很不理想，绝大多数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说改革开放后：“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这里的“路线、方针、政策”其实也具有模式的含义。

二是邓小平进行褒贬、肯定和否定时把握标准和尺度，主要看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邓小平对苏联模式也没有全盘否定，对中国模式也并不是全部肯定，他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如说“苏联的经验也有好的，很多并不好”，而我们也犯过许多错误，“主要是我们自己搞得太急了，违背了事物的客观规律”。他总结说：“一条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当我们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遵照毛泽东主席实事求是的精神制定政策时，我们就会成功，否则就会受到挫折。”

三是充分肯定中国经验的“适用性”，但坚决反对“照搬”模式。邓小平说：“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在前进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恐怕这一经验比较普遍适用。”认为国情不一，问题也不尽相同，解决的方法也不能照搬。他说：“经验教训，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要自己去总结，都是一个模式不行。”关键是不能“照搬”。“照搬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成功的”，不管是谁的模式都不能照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外国经验不可照搬”，“中国的经验不能照搬”。

最后，邓小平思考模式问题的落脚点是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他紧密联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来思考模式问题，在探索如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来把握模式问题。因此可以在一定意义说，邓小平的中国模式论，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深刻解答。

二、在批评苏联体制中反思“中国模式”

学术界对邓小平批评苏联模式的论述关注较多，但有些论述或是把关注点放到揭示苏联模式的弊端上，或是讨论对我国建设的影响，或是分析历史教训，观点正确，但深度挖掘不够。有些论述从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角度立论，无疑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但没有从中国模式的角度切入，未从中国模式的意义上阐述。而邓小平的中国模式观，在批评苏联模式中开始酝酿、发酵，在反思苏联模式中不断系统、升华。

1.我们过去有些东西是学苏联的，那些东西看来是落后了

邓小平谈到苏联模式时，并不是就苏联本身来谈的，而是结合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历程来思考。“文革”结束后的一个较长时间内，邓小平集中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分析批判。早在1977年10月23日就说过：“建国初期接受了苏联的经验，苏联的经验也有好的，很多并不好”。[1]这反映了他对苏联经验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同时也可看出侧重点放在“不好”的一面。1978年11月27日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指出：“我们过去有些东西是学苏联的，那些东西看来是落后了。”[2]1988年5月18日会见莫桑比克领导人若阿金・希萨诺时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3]那么，苏联经验中“不好”的东西是什么？“学苏联”究竟学来了什么？带来的“很多问题”有哪些？

一是搬用了苏联的企业管理方法。1980年4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中国过去学习苏联的企业管理方法，许多企业追求大而全。”[4]后来还说过“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5]这种做法严重束缚了企业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二是照抄了苏联的军工体制。1986年6月3日与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的军工体制基本上还是苏联的模式。苏联体制的突出问题是军事工业孤立地一马当先，带动不了民用工业，带动不了整个经济和技术。”[6]他认为军工力量不纳入整个经济发展范围，是极大的浪费。三是因袭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同中央领导谈话时指出：“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他明确指出“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7]。四是仿效了苏联“不是很成功”的政治体制。1978年9月15日邓小平视察东北时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8]把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端分析的比较充分。1986年9月29日在与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谈话时深刻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9]因此，必须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苏联模式的本质：形式主义和僵化！1977年11月3日，在会见美籍华人王浩教授时说：“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开始，他们的思想方法实际上是形而上学，认为一切都是苏联的最好，其实很多并不是这样，结果自己把自己封锁起来，变成思想僵化。这妨碍了他们科学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