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瑞・布朗：21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摘要］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承担着推动现代性与提供社会共识和凝聚力的功能。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一方面为追求经济发展的改革开放政策提供合理性证明，另一面充当中国日益分化和冲突的社会的共识基础。在未来5到10年内，中国共产党为维持它的政治、思想、历史和管理地位而做出的一系列妥协将会带来重大的意识形态挑战，必须从同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重新界定自身的角色，使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成为社会的共识，以应对日益增加的异议、不满和断裂的压力，重新构想容纳世界和中国的现代性未来。

［关键词］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

［作者简介］凯瑞・布朗(KerryBrown)，英国皇家国际事务所研究员、亚洲项目主任。译者：吕增奎，中央编译局信息部副研究员。

有些人认为，目前，中国是一个以实用主义为指导并只追求经济增长的制度。然而，中国的第四代领导人所使用的语言似乎与这种观点相冲突。在他们所使用的措辞上，在他们认识世界的框架上，在他们为政策提供的道德和思想证明上，意识形态似乎无处不在。2012年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指出，“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尚未根本扭转”，“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上投入了巨大的努力。本文将探讨三个问题：(1)何谓意识形态？(2)它如何体现在当代中国精英领导层的语言和政治行为中？(3)对他们和中国之外的人来说，意识形态为什么重要？

何谓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可能非常重要，但是事实上究竟何谓意识形态？在西方，这个术语本身富有争议，更不用说在中国了。按照一种定义，意识形态“为我们图绘了政治和社会世界。没有它们，我们完全无法有所作为，因为不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就无法行动”。英国文化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解释了作为行动起点的意识形态的不同含义：

(1)意义、符号和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的再生产过程；

(2)特定社会群体或阶级所特有的观念体系；

(3)那些使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权力合法化的思想；

(4)由社会利益驱动的各种思想形式；

(5)话语和权力的结合；

(6)自觉的社会行动者借以理解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媒介；

(7)由各组信念所确定的行动；

(8)个人借以把他们的生活与社会结构连接起来的不可缺少的媒介。

在本文中，意识形态同权力、语言、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关键领域之间存在必然的关联，这是近年来的文献中探讨得最多的领域。当前的理论认为，意识形态沿着两个方向运作：一是一种控制和指导关键词汇的手段，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而把它们与权力的各种体系连接起来；二是同实践、制度和组织相关的东西，把它们的关键目标合法化并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从这种视角来看，意识形态是体系内的骨骼，赋予社会实践以结构、凝聚力和功能性，向关键的阶层和观众证明社会实践的正当性。按照这种思想，意识形态最好被视为一个中性术语，即凡是社会行为、等级体系和话语存在的地方都存在。它存在于文化、社会和政治领域中，也存在于经济、经济管理和经济战略中。在本文中，意识形态被清除了有时具有的贬义。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声称意识形态已经死亡，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主张。

在关于意识形态的后现代主义思考中，根本的问题是它与权力之间的关联。这里所说的“权力”是法国哲学家福柯所说的“权力场”中的权力，存在于不同行动者之间进行谈判的地带，会受到持续的争论和再定义。所有的政治力量都需要创造一种适当的思想叙事，即创造一种逻辑，证明它们在社会政治生活的某些关键领域和权力分配经济中的支配地位是正当的，从而把自己的战略和计划合法化。这种需要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动力。在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神权政体或威权主义国家中，意识形态与把权力――通过从选举到协商的各种机制――传递给特定集团的不同手段相关，也同社会俘获的其他手段和社会资本分配相关。

除非同语言存在关联，否则意识形态不可能行得通。尤其是主导性词汇――雷蒙・威廉斯所说的“关键词”――是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旨在支配这样一些权利：运用某些类型的语言以及合法性的环节，并在更广泛的社会世界中激活那种语言的内容。各种机构、信仰共同体和学校都是实现那种支配的中介。福柯之后的哲学家们都致力于研究说什么、谁在说与言说者主张拥有的权力类型之间的这种环节，特别是不同权力体系和行动者之间的谈判。

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

在20世纪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意识形态具有两种功能。第一种是它曾经与推动和实现现代化有关。第二种是它在存在分裂和分歧的领域提供了社会共识和凝聚力。

与现代性的关联或许是最强大的。自20世纪初以来，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使得关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替代性构想成为可能。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后帝国时代的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与现代性的第一次相遇是一种悲剧。1919年，“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渴望界定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重构本国和那些已经实现大规模经济重构的国家的高度不平衡的工业和技术能力。毛泽东对中国现代性的构想必然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术语适应农业经济占据绝对地位的中国。它同对“别样的现代性”的追求存在密切关系，而这种“别样的现代性”则要“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和它的历史目的论和经济决定论的欧洲中心主义假设”。

这种意识形态规划在两个领域中产生了政治影响。在这两个领域中，那些政治影响同毛主义中国的语言和权力结构存在紧密的关系。首先是运用高度明确的阶级标签的巨大努力。阶级的标签可能跨越民族的、文化的和其他的分野，把中国人统一起来，使每个人在革命后的道德环境中获得有意义的政治空间。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标签都得到了精心的调整和修正，失去了它们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中的原本位置，被应用于中国――正在从农业生产模式向准工业生产模式转变――的独特环境。一旦被确定和固定下来，这些模式的社会后果在从“大跃进”(1957―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的时期展现了出来。公共空间卷入到日益广泛和野心勃勃的社会运动中。意识形态侵入了这种公共空间，并将其政治化。意识形态的高潮时期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当时各种阶级标签在某些情况下变成了生与死的问题。毛泽东以前对矛盾的称赞意味着高度不稳定的思想静止点已经达到，然后遭到破坏，因为党的各种结构本身遭到了各种革命委员会的挑战，并且社会和党内――正如毛泽东所评价的那样――出现了替代性的权力结构。

毛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二个因素是政党―国家体制的建立。在这个意义上，毛主义取得了长期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占据了特殊的社会空间，拥有随之产生的意识形态正当性证明，提供了统一、合法性和包罗一切的社会信念体系。这得到了革命解放的历史叙事的支持，但那种历史叙事指向了高度空想的目标。

毛主义的现代性始终遭到质疑，从未拥有完全的霸权，即使在它最深入地融入到后革命的社会时也是如此。1965年提到了“四个现代化”，1975年再次提到“四个现代化”，并且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推动。1978年，在毛泽东去世后不久，关于中国现代性的替代性观念变得清晰起来。当时，“四个现代化”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转向的动力。1980年以来，中国逐渐建立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取消人民公社，并代之以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最大胆的是开始容忍非国有企业，然后在市场化进程中承认它们的合法地位。随之变得清晰的是，邓小平使阶级斗争不再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主要目标，代之以更务实的经济目标。中国共产党的经典文件把上述情况独特地表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党和国家的角色同时也得到了更深入的制度化和界定。干部的专业化和他们的职业结构以及接受来自外部世界的替代性现代性观念都是上述转向的组成部分。这需要一种意识形态的变化。为了维持社会的凝聚力，这种意识形态的变化需要花费巨大的努力，经常遭到强大的顽固派的挑战。这些顽固派支持一种不同的战略，这种战略更多地以坚持毛泽东时代创造的遗产为基础。

在经济和思想上接受市场与维护党的特权的裁决角色之间存在某种紧张关系。正是在这种紧张关系中，需要持续地解决各种社会条件之间的矛盾，保持意识形态的统一和由此需要的各种霸权。有两个问题令人难以理解：(1)这从内部来看究竟会是什么样？(2)关于如下问题的实际争论和辩论：一方面需要通过共识驱动的政治模式和用来达成并实施共识的最佳语言来维持凝聚力，另一方面需要推进改革和现代性，如何平衡这两种需要呢？从根本上来看，倘若没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合理性证明，改革的进程不会发生，也不会取得经济上的成功。

江泽民时期的意识形态：接受社会的生产性力量

20世纪90年代，当代中国社会的最大矛盾是：非国有部门变得越来越重要，从国家明确规定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社会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因而必须处理一些人所说的后社会主义制度安排问题。在这样一种后社会主义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需要从意识形态上重新界定它在一个市场化力量越来越稳固的社会中的角色。这个矛盾可能具有深刻的威胁性。在1991年的前苏联，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之间的种种矛盾成为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突破点。就像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所表明的那样，深入的市场化仍然是核心的目标。不过，中国共产党需要解决这样一个困境：非国有部门的GDP产出越来越高，但又要重组国有企业，使下岗工人在当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工作体系外寻找工作。因此，从1997年开始，随着国有企业继续并深化权力的再分配，江泽民谈到了承认那些具有明确经济功能的非国有部门尤其是企业家的必要性。

用来解决这一矛盾而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是一种坦率的理论，起源于1995年江泽民论述“三讲”――“讲学习、讲政治和讲正气”――的讲话。1997年，在邓小平去世一年后，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正式写入了党章。因此，江泽民能够更全面地阐述他的“理论贡献”。简要地来说，江泽民的“理论贡献”集中于“中国共产党当前应该代表什么”的问题上。这就是：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理论的实际影响是，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私营部门在党章中得到了承认，企业家最终被允许入党。这是一项及时的举措。“自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以来，私营部门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最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化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私营企业主的数量每年增加35%，现在总数已经超过500万人。私营部门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到2007年，它贡献了66%的GDP和71%的税收收入……随着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获得了越来越突出的地位，私营企业主也开始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于2003年私有财产纳入宪法的保护和2001年中国共产党解除禁止私营企业主入党的禁令，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和制度化。”

胡锦涛时期的意识形态

2007年12月5日，在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数十天后，胡锦涛到河北省西柏坡村视察。在1949年毛泽东进京之前，这个偏僻村庄是最后一个革命首都。革命圣地及其与建国领导人和第一代领导核心之间的联系具有清晰的象征意义。在那里发表的讲话中，胡锦涛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样一来，胡锦涛把“三个代表”与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干群鱼水关系联系了起来。

多年来，中国的不平等日益加剧，快速增长有时给社会带来了高度不稳定的影响。因此，这种面向基层讲话的想法是胡锦涛上台头几个月的主题。2003年，温家宝总理指出：“我国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低，不全面，不平衡，差距主要在农村。”

在2003年7月1日的讲话中，胡锦涛谈到“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清楚地体现了他本人关于接触尽可能广泛的社会阶层的信念。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是关键的转变时刻，不仅提到了“经济发展”，而且还提到了社会发展。因此，“以人为本”变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术语，目标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