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中国共产党的民本“新路”

摘 要 一旦治国集团的顶层失公心而谋私利，不再遵从民本思想，绩优原则、分工制衡被侵蚀，这个职业治国集团就会腐朽、分裂，王朝也在内外交困中崩溃，国家就衰落。这是中国王朝更替、国家兴衰的根本原由。在新形势下，领导世界第一大党的中国共产党，欲坚持群众路线，保持执政活力，就只能闯出条新路。这条新路的可能前景是：共产党领导人民重建扁平的“社区自组织”，以社区(和单位)人民的“自组织”为“人民当家作主”的“至上”机构。

关键词 治理 责任 道义 民本主义 群众路线

人类管理社会的手段相通

中世纪的欧洲政治盛行“蒙昧主义”(obscurantism)，把人类分成“基督徒和异教徒”两类。“启蒙运动”就是针对“蒙昧主义”的。当代政治也盛行蒙昧主义――把政府分成“民主和专制”两类。说明不了丰富多彩的现实，就有西方学人发明“民主的专制”及“专制的民主”之类含混矛盾的概念。

人类是相同的，管理人类社会的手段也是相通的。正如亨廷顿所称，“世界各国政治最重要的差异不在政府的形式，而在治理的程度”。①

治理社会的基本手段只有四种。世界各地的政府，无论其形式如何，都混合使用这四种最基本的手段来管理社会，只是侧重和程度各不相同。

第一种――执法(adjudication)：以垄断暴力为后盾，执行关于社会秩序的规则。第二种――问责(accountability)：代表强大社会集团的利益。②第三种――责任(responsibility)：平衡(部分与整体、现在与未来、变化与稳定的)利益。第四种――道义(justice)：通过塑造价值观而“建构”和“凝聚”利益。

因为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人类管理社会的手段有明显的形式差异。很遗憾，自古希腊以降，很多大国的政治家为了自己国家或政府的利益，抹杀历史条件，夸大政府形式差异的作用，让不同地区的人们相互憎恶，而非相互尊重。正如相邻的雅典与斯巴达城邦在社会管理方式上并没有根本区别，也不可能有根本区别。两大城邦本可以成为拉动希腊城邦世界进步的两驾马车。但政客们煽动对彼此制度的蔑视，奠定了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群众基础。这场战争终结了两大城邦，也终结了古希腊的所有城邦。

中国政府强调责任和道义

与欧美各国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在治理上较少强调“执法”和“问责”，较多强调“责任”和“道义”。这种情况主要来自中国的社会结构。

自秦汉以降，中国社会主要由自给自足的独立小农家庭构成，几乎是一盘散沙。在狩猎游牧航海传统中形成的社会，就比较看重等级和纪律。中国社会一直有贫富差异，但就农耕而言，中国地广人稀，不采用长子继承制，所以“富不过三代”，形不成稳定清晰的“阶级”。缺乏阶级分化就缺乏阶级意识，就有了非阶级的“百姓”这个统称。百姓都做“发财”梦，远甚于“美国梦”。能推翻王朝的是“农民起义”不是“贫雇农起义”，因为起义并非只代表贫苦农民，而且推翻王朝之后还是采用旧制，并非推翻“阶级制度”的“社会革命”。缺少阶级分化和阶级意识的社会是“自由”社会。因此，用西式社会分层理论和社会阶级及社会集团理论来理解中国，解释力就不强，“水土不服”。与西方不同，中国的“现代化”与推翻社会固定分层的“社会自由”或“阶级解放”没什么关系。

缺少分化的社会催生了三大政治结果。

第一，中国缺少西式“法律主义”(legalism)传统。在独立自足和充满真实和虚拟血缘关系的家庭之间，执法无需严格，严格执法的成本太高，法律也就不“神圣”。执行道德原则中的“天理”和“人情”比执行“国法”重要得多。斯科特称农民社会的经济是“道义经济”；③农民社会的政治则应是“道义政治”。当代相互依存的城市生活要求严格执法，但那与法律主义传统中的“社会契约”不同，并无强烈的政治含义。西方的“法”(law)是“神圣的”，《圣经》称其来自神与人的“社会契约”，而今则是“人民”与政府的契约。西方的“法”还是“自然”的硬约束，物理的自然规律也是law。因此，法律判决，无论对错，都是要接受的，否则会被整个社会唾弃，也会遭到极其严厉的惩罚。而在中国，“法”不过是一些人定的“方法”或者“办法”，没有在西方那么大的权威或政治含义。在中国，“法治”被理解为严格执法，以保障城市人相互依存的生活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国是重要政治机构，但其重要性并非来自其为“立法机构”，立法不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

第二，在中国，向自己代表的社会集团“问责”缺少“合法性”，即缺少正当性。中国社会缺少清晰稳定的社会分化和分际，比如阶级和阶级界限。中国社会有(四民)“分业”，但无论士农工商，根本都属于“农民”家庭。④如此，社会呈“一盘散沙”状态，“阶级统治”很难生存，集团问责也就难以生存。⑤在缺少利益分化及利益分际的社会，让利益集团的代表来执政缺少“正当性”。用西方概念表述就是缺少“合法性”。这个中国传统延续至今。“利益集团”主导政治在西方是“合法性”的基础，是(西式)民主的本意；但在中国就“不正当”。在西文里，“党”是社会某个“部分”(part)的利益代表。在中文正体字里，“”是个贬义词，由“尚黑”两字组成，与光明正大相悖。“结党”必为“营私”；“党争”是劣政和“自私自利”的代名词。所以，中国士子有“君子不党”的明确政治传统，要求官员施政出于“公心”。而今，中国大众传媒常把自认是“坏”的政策归咎于“利益集团”，如同美国传媒给“坏”政策贴上“社会主义”标签。

第三，中国政府的正当性来自依照“伦理道义”对“百姓”承担“责任”。这是由一个职业治国集团来承担的。自两千二百年前中国形成统一大国(公元前221年)，历朝历代的中国社会都由“中立”的职业治国集团领导。其管理对象是一盘散沙的、自由独立的农民“家庭”。这个集团在政治上强调“道义”，即扶老携幼的家庭伦理道德，以德服人；在行政上强调“责任”，即以照看百姓福利为“本”(职)。由于社会结构不同，中国政府与欧美政府“正当性”的来源不尽相同，前者来自强调“伦理道义”和“责任”，后者来自强调“执法”和“问责”。

“中立”是为方便西方知识界理解而使用的概念，是想指出，不由集团利益代表组成的政府也可能是个“好”政府。但“中立”并非是对中国传统政府的准确表述。既然社会缺少稳定清晰的分际，何来“中立”？在“大一统”的利益下，仅靠“中立”无法获“天命”。正所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⑥

治理中国社会靠的是职业治国集团的“杰出”(官称，“先进”)而非“中立”。

中国的“民本政体”

“杰出”(outstanding)不是同欧美政府比。“杰出”指的是在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中“脱颖而出”。中国政体的核心特征是杰出的，“学而优则仕”的职业治国集团。其杰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思想上杰出，声称坚持“民本主义”。中国的职业治国集团要求其成员拥有超越一般百姓的政治思想，即“民本主义”。民本主义源自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其含义简单明了：政府存在的全部意义在于服务“百姓”的整体福祉，否则理应被人民推翻。此思想源于《尚书》所称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既然“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而且“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伤害了百姓福祉就“失天命”，就发生“革命”。⑦民本主义后来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亦是一千七百年选官考试和拔官考核的基本原则。当然，思想与现实不是一回事，而且从来就不是一回事，在哪里都不是。“民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也是思想，不是现实。但思想影响现实，人民能用这思想来衡量和挑战现实。思想为改善现实提供依据。没有民本或民主思想，中国或欧美的现实将完全不同。

第二是组织上杰出，声称官员的选拔遵从考试加考核的“绩优准则”(meritocracy)，逢选必考，无功不拔。这种“业绩制”与西式“选举制”同样基于竞争。执政集团的官员靠政策竞争来获得出色政绩。中国土地辽阔，东西南北各地社会条件不同，社会价值观念也在不断变迁，不得不包容“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政策，包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弹性。在前三十余年的开端，安徽和四川领导采取了不同于众的政策，效果很好，双双被提拔为顶级官员。三十年后的今天，广东和重庆分别采取了相当不同的政策，引起世界瞩目。中国的政策和政绩竞争是世界各国中最激烈的，有时甚至可称“惨烈”，还为弄虚作假提供动力。政绩竞争是中国职业治国集团获得生命力的源泉。当然，纯粹的绩优准则，正如纯粹的多数决选举准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存在过。裙带、金钱、关系，在世界所有的选官制度中都发挥作用。然而，绩优制的确与西式选举制有重要区别。政治上统一的职业治国集团使得绩优制成为必然。

第三是历史悠久的分工制衡机制，用于防错纠错。中国由政治思想统一的职业治国集团领导，无法“分权制衡”，却有“分工制衡”的悠久历史传统。⑧而今，我们不仅能见到来自大众舆论从民本主义角度挑战官员行为的“软”制衡，而且看到党政“双行政系统”本身的分工制衡，还有弹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加上年龄限制的任期制，官员定期轮岗和地域交流制，纪检监察机构，各级人大、政协、法院和信访机构，还有各部门职责之间交叉的灰色地带，当然还有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分工与分权一样能达到制衡效果，因为分权制衡的基础也是分工。一个政体，没有制衡机制，断然不可能长久生存。但制度不是万能的，同样的分权制衡，在拉美、印度、非洲都起不到在欧美的效果。分权制衡的典范是美国，美国政府也犯重大错误，因为难以制衡能控制政府的华尔街和军工集团。

政体的差异可以从四个基本方面来考察。第一是政治思想，即人民与政府关系的思想；第二是主要的执政机构；第三是选官方式；第四是防错纠错的办法。不同政体通常依照其政治思想的名称来命名。欧美政体称为“民主政体”，中国政体可称“民本政体”。民本政体有四个支柱，第一是民本主义思想，第二是职业的治国集团，第三是官员的绩优选拔，第四是以分工制衡来防错纠错。

在缺少社会分化条件下，由职业治国集团来“治国平天下”，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统一，内部成员却在政绩和政策上激烈竞争，就维持了富有弹性和活力的中华大一统，构成了世界政体中的一个独特“物种”――“民本政体”。这个政体“物种”并不能保障国家长生不老。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性而已。一旦治国集团的顶层“入奢”，失公心而谋私利，不再遵从民本思想，绩优原则就被侵蚀，分工制衡也被侵蚀，这个职业治国集团就会腐朽、分裂，王朝也在内外交困中崩溃，国家就衰落。这是中国王朝更替、国家兴衰的根本原由。

制度是人造的，也是由人来执行的。活人能够轻易绕开或者改变死制度。政治制度不是“永动机”，人也不是机器，没有任何制度能让“人”领导的“国家”永葆青春，逃出兴衰循环的法则。长寿之方是科学，长生不老是神学。

令人惊异的是，中国的职业治国集团不断随王朝更替死而复生，与朝代和国家共兴衰，始终管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差异也最大的社会。民本政体延续了两千多年，“超越”了(中国的)国家兴亡，是世界上持续最久的政体。“中华文明”延续的根本内容是什么？若非这制度文明还能是什么？

“党”在现代中国的演化

自1640年到1840年的大约两百年间，拉美玉米和土豆等薯类粮食作物进入中国，人口爆增，从1亿变成了4亿。每遇天灾，就出现数以百万计的“流民”，中央政府对地方逐渐失控。1840年，工业强敌入侵了农业社会的中国，自此中国内外战争频繁、社会混乱。清王朝在内外交困中艰难维系了半个多世纪，轰然倒塌，各地乡绅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在各种内外势力间飘荡，导致了“半封建”社会。由于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四处泛滥，“革命”成为社会普遍欢迎的概念。与此同时，西学东渐，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传入中国，代表不同“阶级”的西式“政党”在中国思想界逐渐获得了“正当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收录的头两篇文章是“阶级分析”的典范，确立了毛泽东革命理论家的地位。⑨中国共产党似乎运用西学理论成功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然而，即便在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另两个是“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其实是以往新朝“均田地”政策的延续，既非“资本主义”，亦非“社会主义”，